中國婚姻報告2021
2021年04月17日00:00

  來源:澤平宏觀

  文:任澤平李曉桐華炎雪

  實習生張晉對本文有貢獻

  婚姻是家庭的基本組成部分。對於個人來說,婚姻是情感的昇華,家庭是切實的歸屬感。對於社會來說,長期和諧的婚姻家庭關係有助於社會穩定。

  但近年來,多種選擇和無奈之下,中國人結婚少了、結婚晚了、離婚多了。隨著社會發展,一方面新一代年輕人追求獨立自由,認為婚姻是束縛。另一方面,高婚育成本使年輕人實現家庭變得更加困難。從人口角度看,人口少子老齡化問題正在削減適婚年齡人數,結婚“主力軍”減少。“婚都不想結,還生什麼孩子”,正成為一批年輕人的選擇,結婚率下降、生育率下降和老齡化加重是互為因果的。

  本文重點分析了中國婚姻現狀、原因及影響,並提出建議。

  1中國婚姻現狀

  1.1結婚少了、離婚多了、結婚晚了

  隨著經濟發展,中國婚姻狀況發生很大轉變,主要體現在結婚率下滑、離婚率持續攀升、初婚年齡推遲。具體來看,

  一是結婚對數和結婚率自2013年開始下滑。2013-2020年,我國結婚登記對數從1347萬對的曆史高點持續下滑至813萬對,2020年同比下降12.2%。2013-2019年,粗結婚率從9.9‰降至6.6‰。其中,初結婚人數從2386萬降至1398.7萬人,再婚人數從307.9萬升至455.9萬人、複婚對數從29.9萬對攀升至61.9萬對。

  二是“晚婚”現象突出;25-29歲接替20-24歲人群成為新的結婚“主力軍”,高年齡層段(40歲以上)結婚登記占比大幅上升。2005-2019年,20-24歲結婚登記人數(含再婚)占比從47.0%降至19.7%,25-29歲從34.3%升至34.6%,30-34歲、35-39歲、40歲以上結婚登記人數占比分別從9.9%、4.9%、3.9%增至17.7%、8.1%和19.9%。

  三是離婚對數和離婚率長期持續攀升。1987-2020年,我國離婚登記對數從58萬對攀升至373萬對。1987-2019年粗離婚率從0.5‰攀升至3.4‰。

  1.2 經濟越發達的地區,結婚率下滑越明顯

  2013年以來,中國多數地區結婚率出現下滑。但地區之間存在差異,與GDP大體呈負相關關係,也受人口流動、老齡化等因素擾動。具體來看,

  一是東部沿海等經濟發達地區結婚率普遍偏低。2019年上海、浙江、山東、廣東、福建、天津結婚率全國倒數;其中,上海、浙江、山東排名倒數前三,分別為4.1‰、5.0‰和5.3‰。此外,北京結婚率6.0‰,在全國排名倒數第八,低於全國平均6.6‰水平。

  二是西部欠發達地區結婚率普遍偏高。2019年貴州、青海、寧夏回族自治區、西藏自治區、甘肅、雲南、四川結婚率全國排名靠前,超全國平均水平;其中,貴州省、青海省、寧夏回族自治區排名前三,分別為9.9‰、9.6‰和8.8‰。

  三是受人口流動和老齡化影響。中國“深度老齡化”省份分別為遼寧、上海、山東、四川、江蘇、重慶、浙江、安徽。老齡化嚴重的省份,適婚年齡人口相對較低,如果長期存在人口流出,則導致結婚率下滑更加明顯。山東、遼寧結婚率分別為5.3‰和5.9‰,全國排在倒數第三、七位;2013-2019年山東結婚對數下滑近40%。而人口流入的老齡化省份,結婚“主力軍”相對較高;四川、重慶、安徽結婚率分別為7.3‰、7.6‰和8.5‰。

  四是經濟發展水平與人口流動也會影響離婚率,往往經濟發展較弱、人口流出嚴重的地區,離婚率相對較高。夫妻長期兩地分居動搖感情基礎,是導致離婚的重要原因。黑龍江、吉林、遼寧離婚率分別為4.5‰、4.5‰、3.6‰。

  2選擇還是無奈?

  2.1自我選擇:高學曆、獨立、社會包容

  本科及以上高等學曆在校學生人數攀高,受教育年限增加引發“初婚推遲效應”。國家統計局數據,2015-2019年博士在校學生數32.67萬人增至42.42萬人,碩士在校學生數從158.47萬人增至243.95萬人,碩士及博士學曆占比10.81%增至14.06%。受教育時間增加、教育年限延長推遲就業平均年齡,進而推遲結婚平均年齡。1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3年提高到2017年的9.6年,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齡從1990年的22.0歲上升到2016年的25.4歲;男性同期從24.1歲上升到27.2歲。

  新一代年輕人追求獨立自由與高品質生活,對婚姻持開放態度;尤其是女性自我獨立的實現與自我意識的覺醒。經濟發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給女性提供了更多就業機會,社會地位上升。女性不再只作為“家庭主婦”,而是進入職場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1998-2017年,在讀女生占比從38.3%增至52.2%,女性在高等教育群體中開始占主導地位。高學曆女性往往偏好不低於自身條件的男性,加大婚姻市場匹配難度,單身女性規模快速上升。2000-2015年中國30歲及以上未婚女性從154萬攀升至590萬;其中,2015年30歲及以上研究生學曆女性未婚占比高達11%,遠高於本科學曆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5%。

  思想開放與社會包容性增強,離婚不再是一個“談虎色變”的話題。經濟獨立使女性逐漸擺脫婚姻的束縛,更有底氣承擔離婚的不利後果。2015-2018年審結一審離婚糾紛案件近600萬件。根據司法大數據報告,2017年全國法院共審結為140餘萬件。離婚糾紛案件數增加,感情不和(77.5%)、家庭暴力(14.9%)為主要原因。其中73.40%的案件原告為女性,婚後2-7年為婚姻破裂的高發期。夫妻雙方僅一方意願離婚的案件占比為91.09%。

  2.2無奈:社會壓力、婚育成本

  在中國傳統觀念下,結婚意味著,婚前彩禮、房產,婚後還房貸、生育等一系列問題。而當前高房價、高教育支出導致年輕人在婚姻面前望而卻步,大城市尤為明顯。

  房價快速攀升,年輕人面臨“買婚房”、“還房貸”雙重壓力。1998年房改以來,房價總體保持大幅上漲,給家庭撫養孩子和為子女結婚購房帶來了很大壓力,1998-2018年全國新建商品住宅均價從1854元/平上漲至8544元。2004-2018年中國個人購房貸款餘額從1.6萬億元增至25.8萬億元,增長16.1倍,占居民貸款餘額的比例大致在50%以上,2018年為54%。房貸收入比(個人購房貸款餘額/可支配收入)從16.2%增至47.6%,帶動住戶部門債務收入比(居民債務餘額/可支配收入)從28.6%增至88.4%。現實中還有不少居民通過消費貸、信用貸等形式湊集購房資金,實際的房貸收入比可能更高。

  教育成本明顯攀升,“教師減負、家長增負”,接送、育兒壓力增大,導致家長承受時間、精力、財力三重負擔。教育成本主要包括幼兒園學雜費、幼兒園及小學初高中階段輔導班費用、大學學費及生活費等。根據新浪教育《2017中國家庭教育消費白皮書》抽樣統計,學前教育階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6%,義務教育和高中教育階段占21%,大學階段占29%。公立幼兒園供給大幅下降,許多家庭被迫選擇價格昂貴的私立幼兒園。2001-2019年全國公立幼兒園占比從60.1%降至38.4%,公立幼兒園在園人數占比從83.1%降至43.8%。此外,當前雙職工父母面臨中小學子女的接送難題;不少地方甚至還要求由父母批改學生家庭作業、並講解錯題,“家庭作業演變成為家長作業”。

  2.3婚姻背後是人口問題:出生率降低、性別比失衡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計劃生育政策帶來了兩個問題,一是出生率下滑,二是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

  出生率下滑長期影響適婚年齡人數,進而導致結婚對數下滑。根據2010年中國人口普查資料,80後、90後、00後人口分別為2.19億、1.88億、1.47億,90後比80後少約3100萬,00後比90後少4100萬。當前結婚年齡主力25-29歲(90後)人口大幅下滑,對結婚對數產生負面影響。根據結婚率的計算公式,結婚率=某年結婚對數/某年的平均總人口數×1000‰,分子下滑影響結婚率下滑。

  未來十年的結婚主力持續減少,或影響結婚率持續下降。2015年末中央決定全面放開二孩,2016年出生人口升至1786萬,但2017年下滑至1725萬,持續下滑,2019年為1465萬。1979-2019年人口出生率從17.8‰降至10.5‰。在長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及規模分別在2010、2013年見頂,結婚主力人口見頂。

  男女比例自計劃生育後嚴重失衡,造成婚姻市場匹配困難,進而影響結婚對數。1982年出生人口性別比(男性:女性,女性=100)為107.6,1990年超過110,2000年接近118,之後長期超過120。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00後男女性別比達119,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萬;90後男女性別比達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萬。

  3客觀看待中國婚姻現狀

  3.1正面效應:促進單身經濟興起

  民政部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單身成年人口高達2.4億人,約為英國、法國、德國人口總和。其中超過7700萬名成年人處於獨居狀態,預計到2021年這個數字將上升到9200萬人。

  單身人群普遍儲蓄低,追求高品質、高質量、高消費的生活,助推新消費模式、以及促進文娛、寵物消費。單身人群具有偏好便利性消費;尼爾森的《中國單身經濟報告》顯示,42%的單身消費者為悅己而消費,遠高於非單身消費者(27%);單身消費者中97%會選擇網購,62%更傾向於點外賣。此外,單身人群呈現年輕化、高學曆化特點,注重自我投資。關於對未來一年的時間規劃方面,“22%的單身消費者期望去讀書,18%的單身消費者希望學習新技能,17%的單身消費者希望培養自己的興趣愛好,均高於非單身消費者的13%、11%和14%。同時,在對未來一年的消費意願預期方面,分別有16%和14%的單身消費者更願意在自我提升和運動健身多花錢”。尼爾森數據顯示,單身群體注重感情寄託,在就餐、娛樂的支出意願高於非單身群體;此外單身青年寵物消費占比高於非單身消費者,未婚人群占比達57%。根據《中國寵物行業白皮書》報告,2019年我國城鎮寵物犬貓消費市場規模達2024億元,較去年增長18.5%,北京、上海、西安、成都消費規模達486億元。

  3.2負面效應:降低出生率、加重養老負擔

  在晚婚的同時,晚育現象也日益突出,初育年齡每推遲一個月,大概會影響總和生育率下降8%左右。1990-2015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平均生育年齡(所有孩次)從24.8歲推遲至28.0歲。1990年主要初育年齡、主要生育年齡均為20-27歲,生育一孩數、生育子女數占比分別為86.6%、74.9%。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齡推遲至22-29歲,且生育一孩數占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齡推遲至23-30歲,且生育子女數占比降至59.1%。並且,1990-2015年30歲以上高齡產婦的生育一孩數占比從4.2%增至近19.2%,生育子女數占比14.0%增至32.3%。

  晚婚晚育、不婚問題加重中國養老負擔,嚴重拖累國家財政、製約經濟活力。中國將逐漸成為世界上養老負擔最重的國家之一;從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看,2015-2019年中國基金收入算術平均增速約為14.5%,支出算術平均增速約為17.2%,養老金撫養比(在職人數/退休人數)降至2.53。累計結餘可支付時間自2012年見頂後逐年下滑,從18.5個月逐漸下降至2019年的13.4個月,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區域差異較大大,2019年有16省養老金入不敷出;黑龍江、青海、遼寧、吉林和內蒙古仍低於中央調劑製度規定的可支付月數警戒線。其中,黑龍江養老保險基金從2013年開始持續“入不敷出”,2016年累計結餘轉負,2019年缺口達433.7億元。

  4政策建議

  給予年輕人自由選擇權的同時,減少因為娶不起和生不起導致的不婚和晚婚現象,為適婚人群提供保障和社會福利,改進住房、教育、醫療問題;婚姻背後是人口問題,應全面放開生育,長期有助於擴大適婚年齡人口。

  4.1從居住、就業、教育上緩解年輕人生活壓力

  一是堅持“房住不炒”定位,完善以常住人口增量為核心的新人地掛鉤,構建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長效機製,完善住房市場體系和住房保障體系,讓全體人民住有所居。

  二是進一步完善女性就業權益保障。一方面,進一步推動落實產假哺乳假等製度,妥善解決延長生育假、男性陪產假等的待遇保障,對損害女性就業權益的單位進行經濟或行政處罰。另一方面,根據單位女員工規模及年度生育情況,實行一定程度的稅收優惠以降低企業承擔的生育成本。加快構建生育成本在國家、企業、家庭之間合理有效的分擔機製。

  三是加大財政教育保障性支出。探索建立從懷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歲或學曆教育結束的全面鼓勵生育體系,包括孕期保健補助、住院分娩補助、托育津貼、教育津貼、家庭個稅抵扣、以及對不符合交個稅標準的低收入人群實行直接經濟補貼等。並且,各地根據實際情況可在全國政策基礎上進一步差異化。

  四是托育服務供給和津貼保障。將九年義務教育延伸至十二年,同時推進教育改革,切實根除“家庭作業變成家長作業”現象。大力鼓勵和支持用人單位和社會力量,興辦嬰幼兒托育服務機構;同時,提高祖輩隔代照料的積極性,減輕父母的照料壓力。

  4.2應立即全面放開生育,讓生育權重新回歸家庭

  “立即”是因為人口形勢緊迫,當前正處於第三波嬰兒潮中後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中國第三輪嬰兒潮的峰值在1987年,中後期出生人口尚處於35歲之前的主力生育年齡,特別1990後的出生人口尚處於25-29歲最佳生育年齡。一旦錯過第三輪嬰兒潮,未來再想提升出生人口,則將事倍功半。

  全面放開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還是不會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擔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區會大幅多生導致出生人口激增。這種擔心正如當初某些人預測“全面二孩”政策實行後,出生人口將迎來暴增,但實際並非如此。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10、2015年中國鄉村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44、1.27,其中2015年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總和生育率分別為0.61、0.53、0.13。這意味著鄉村居民的生育意願也不強,願意生二孩的也沒有60%,更別說三孩。

  建議先放開三胎,漸進式改革,以緩解保守派人口生育爆炸的擔憂,總之不宜再久拖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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