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一星運動”,天然正義還是以暴製暴?
2021年04月03日20:06

原標題:豆瓣“一星運動”,天然正義還是以暴製暴?

原創 看理想編輯部 看理想

前不久,豆瓣上,圍繞一本新書《休戰》的翻譯討論,引發了各種爭議,隨後,由於一封舉報信,更是發酵出一場聲勢浩大的“一星運動”與集體抗議。

在一文中,豆瓣用戶@日益齋 細心梳理了此次事件的來龍去脈,通過各方聲音還原了這次因為“過度反應”引發的文化事件,讓我們看到一場原本正常的討論是如何逐步走向失控。

對比以往,此次“一星運動”的討論範圍和後續風波都要更為巨大。而在此次運動的背後,我們看到了個體權力受到壓迫之後的抗衡,也看到了豆瓣成為戰場,它所代表的單一評分系統在當下的困境與隱憂。

01.

一星運動,一場大型權力抗衡

“一星運動”,顧名思義,即大量用戶給一部作品打“一星”(評分系統中的最低分),來表達某種抗議的集體行動。這在豆瓣評分體系由來已久,尤其是讀書領域。

一般談及這種運動的開端,都會提及2013年果麥出版的、李繼宏翻譯的《小王子》,最初的腰封宣傳語印著“迄今為止最優秀譯本,糾正現存56個版本的200多處錯誤”(後已刪除)。

這樣的“虛假宣傳”引發了眾多響應,很多讀者對出版社誇張的宣傳文案積怨已久,集中在這一次運動中爆發了。很多用戶在沒有看過此書的情況下,打出一星,並希望“不要臉的出版社和編輯引以為戒”。

後來,同樣在營銷和題材上引發巨大爭議的《青春版·紅樓夢》《願你曆經千帆,歸來仍是少年》《終身學習》,以及涉嫌壓榨創作者的《天才打字機》《掬水月在手》,都引發了一星運動。

曆數豆瓣讀書的曆次一星運動,實際都寄託著用戶對出品方抗議的某種強烈情緒。

一方面,用戶往往不滿出品方對圖書出版的“不夠尊重”,比如宣傳話語的名不副實、對作品的片面甚至歪曲的解讀,而且這種不滿很難正常表達,甚至可能還會被投訴刪除差評。

另一方面,用戶也時常會共情可能存在的壓迫:具有權力的一方(比如出版機構、具有話語權力的“前輩人物”)對於“弱勢”的個體(如新人創作者、個體讀者)施加了不公平待遇。

集體性的一星運動,往往象徵著大量用戶感受到既有的正常評價的內容體系遭遇某種外力入侵,或者是對反饋機製產生了信任危機。用戶借助一星運動,來反抗權力壓迫、行使公義,可以視作是集體發出的無聲呐喊。

像豆瓣這樣的評判體系,使用的是打分與留言反饋並行的模式。留言反饋能體現單一用戶的具體評價,但留言的海量信息,在抽取(Information Extraction)和呈現上並不容易,遠不如打分能簡潔有效地反饋用戶的集體態度。

因而,最能直觀反映、同時也是最醒目的“打分”,在諸多反饋機製中,便成為了大家在表達集體性的讚否態度時,最樂於使用的反抗工具。

福柯(Michel Foucault)認為,現代社會中的權力除了壓製性的外部控制,更多地體現在生產性的實踐中,這種瀰散在一切知識生產中的權力,相互影響,“規訓”著彼此。

在豆瓣打分時,每個沒有特別權重的普通用戶打分,其實正是在行使福柯意義上的,借助語言符號表達的微觀權力。它在日常中,不斷幫助我們呈現個體的態度,也就自然而然成為我們非常重視的自我表達的出口,在這種意義上,它不只是福柯意義的權力,更是每個用戶作為自然人最重要的個體權利:“言論”權利。

因此,當豆瓣用戶習慣於在日常中行使這項自然權利時,也會高度敏感於它的喪失。當個體用戶的評分自由受到干擾時,便形成自發的反抗。

這也正是此次《休戰》所引發的“一星運動”的特殊之處,後續事態迅速擴大的第一個發酵點,就是高同學的點評被一位網名為“anito anago”的用戶舉報至學校,並在舉報信中聲稱“這樣既有利於樹立貴系的學術形象,也挽救了一個失足學生,不失為教育之初心。”

這封舉報信,不僅致使用戶在網絡評分體系中的打分權利受到影響,還對現實生活也造成了實質的波及,更是觸動了公權力對個體生活影響的議題。

這種影響,涉及到韋伯(Max Weber)意義下的直線式、單向的政治權力。韋伯認為,特定形式的權力是一切組織的基礎,組織中存在著法定權力(比如法定管轄權)、超凡權力(比如崇拜與追隨)等單向的權力,具有結構性壓迫的特點。

這對所有用戶而言,就不僅僅是個體打分權利的損失,而是正常行使權利卻可能帶來現實影響的恐懼。譬如,這封舉報郵件中嫻熟使用的批鬥性詞彙和話術,都能勾起用戶對行使個體權利卻遭到結構性權力壓製的恐懼陰影與歷史記憶。

此時,用戶集體使用一星表達抗議,就不再只是日常打分行使自我表達的權利。而是將福柯意義下的個體微觀權力表達,通過集體行動,令涓滴彙聚成海浪,進而形成風暴。

可以說,本質上“一星運動”是一場有關個體權力對結構性權力的博弈與抗衡。用戶希望通過抗衡形成製約,達成一定的現實訴求,比如:誠懇的道歉,讓後來者引以為戒等等。

而事態擴大的第二個發酵點,則是豆瓣圖書將遇到“一星運動”的《休戰》與相關書籍的評分區關閉(“鎖分”)。這直接導致了“一星運動”的訴求,難以通過自身獲得實現,便導致了後來抗議運動的進一步擴散。

02.

豆瓣評分之所以成為戰場

必須要說的是,豆瓣的評分之所以成為一星運動的主戰場,一個不可避免的前提是,豆瓣評分對各方而言,都極具“參考價值”。

作為一個高度敏感作品質量的用戶聚集社區,豆瓣評分幾乎成為了當下評判一件作品質量的重要依據(甚至很多時候變成了唯一的標準)。

大量有閱讀和觀影積累的“核心書影音用戶”的打分,長期以來讓豆瓣形成了一套對作品質量頗為有效的評分體系,具備著相當強大的公信反饋能力。

豆瓣用戶會期待一星運動成為行之有效的抗議運動,正是離不開作品對豆瓣評分系統的敏感,而這種敏感又取決於豆瓣評分的公信力與影響力。

因而,在此次的一星運動中,也不乏許多擔心的聲音:“評分是用來體現書的質量的,因為其他原因刷一星嚴重損害了評分生態。”(網友@QYW)

假設有過多的一星運動影響豆瓣打分與作品水準之間的相關性,毫無疑問將會降低豆瓣評分的影響力,進而也會影響單次一星運動的抗議效果。

這或許是個無奈的死結。因為福柯式權力的集體使用,捲起的風暴,本就必然帶來對既有次序的衝擊與破壞。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

一星運動的評分抗議,既然是對於權力結構的呐喊與抗議,就必然期待著或許能通過輿論壓力達成一些不確定的現實影響(比如影響圖書銷量等),進而促進不公正的事態的改進;但它實際往往只具有語言符號上的意義,並不能形成更多的現實賦權,也很難獲得其它的集體表決(如投票)所能導向的一個明確結果。

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了豆瓣這種評判能力背後的現實:豆瓣在圖書領域,幾乎可以說具有最深度和廣度的用戶聚集效應,幾乎沒有其他社區可以系統性代替。而隨著購書人群的不斷減少,豆瓣評分甚至演變為目前許多新書營銷的決定性因素。

在這場運動中,有留言指出,“為什麼只有一個豆瓣”?

是的,當我們想要選購一本新書,想觀看一場新電影時,當下有哪些可信賴的信息可以幫助我們進行選擇呢?環顧四周,我們會發現,除了具有一定“威望”的豆瓣評分系統,有效且適合每個個體的討論都是稀缺的。

在過去,有雜誌、有樂評人、影評人,包括書店老闆的私人推薦,我們有各種各樣的評判標準或維度,可以用來判斷一件作品的好壞。準確來說,或許都不只是單純的好壞,而是一件作品的題材、手法、表述形式是否符合“我”的口味。

豆瓣的脫穎而出,既有時代背景的原因,如各類討論平台逐漸萎縮,電影節、圖書節寥寥無幾。而互聯網平台巨頭的崛起、信息繭房的產生,也更加讓還注重書影音板塊的豆瓣凸顯出其價值。

也因為越來越“內卷”的時代,留給我們的有效文化休閑/學習時間愈加稀少,我們不知不覺被越來越快的短閱讀、短視頻佔據所剩無幾的時間與注意力。這也導致我們不得不更加依賴各種“評分”,做出一個快速而簡單的判斷。

這無疑導致了這樣一個結果:更能直接反應喜好、更方便評述的“大眾評分”體系的權重越來越高。不管是國內的豆瓣,國外的IMDB、Goodreads,都是一樣的狀況。

當只剩下豆瓣等少數幾個打分平台之後,我們會發現,這種把所有作品都用僅僅用分數來評判的系統,帶來了新的問題。

譬如:在韓劇、日漫、美漫動畫等領域的評分普遍偏高,尤其是續集的受眾較為固定時,動輒出現9.8分這樣的高評分。而一些影史之作、經典書籍,往往因為門檻較高、需要較好的閱讀能力,打分就相對偏低。

單一的評分系統在較以往更便捷地提供價值評判的同時,也在我們面前擺出了一道難題:把所有的作品都放到了一個維度上評判時,它們之間難以橫向比較。

虹膜上曾有一篇名為《豆瓣網友不待見國產片,真有這回事嗎?》的文章,就談論了分數背後的複雜性:“換句話說,電影的評價和地位,經常像股票一樣隨時間波動。每一時刻的評分,它只能代表那個特定時刻的狀態,我們可以隨時回顧、檢討,以便重新評估一部電影的價值。”

電影如此,書籍更是這樣。一本書哪怕有導讀和試讀,選擇它需要花費的時間成本也是更大的。

我們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判斷(有時是盲猜),來決定這些平台的分值對我們自身的參考價值。我們會發現同一個分數背後,其實隱藏著完全不同的信息和評判體系。單一評分系統早已無法承載背後的複雜信息。

公允地說,豆瓣評分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應出作品的質量。這一切,樹立了豆瓣評分的權威性。而今天單一的具有“威望”的評分系統,卻又緊緊綁住了用戶與被評價方,令我們在這套單一系統中焦慮抗爭,有時甚至是兩敗俱傷。

03.

“一星運動”的失控:

當系統無法承載更多信息

這種單一的量化評價系統,必然帶來“信息擁塞”。

打分機製的背後,並存著多種信息(如前所述打分承載著各種用戶價值),這些信息並不能通過唯一的量化指標被有效地反映出來。這些信息之間的競爭關係如何,誰的權重更高,相互之間又如何彼此影響,統統無法得到展現。

舉個簡單的例子:一部電影的分數本身,並不能反應出粉絲(小眾)與大眾的支援度差異(信息間的競爭無法呈現)。那麼,單一量化評價最終呈現的結果,往往是一種主要信息屏蔽了其餘信息,或者讓多種信息曖昧難明。比如,粉絲向作品獲得較高的分數時常讓大眾困惑,而大眾向作品的高分有時也未必能滿足小眾用戶的需求。

由於該製度遮蔽了背後的信息,人們往往對單一的量化評價,會有各自的簡單解讀。於是其背後的“信息擁塞”,在不同群體之間就會演變加劇,最終導致信息不對稱。

當缺乏有效的溝通機製時,這些積累的不對稱信息,必然會加劇身份區隔,集聚各種群體情緒。(如員工對打卡製度的厭惡與管理者無法借助打卡製度達到預期的管理效果,或圍繞書影音評分製形成的各種詬病與陰謀論)

所以,單一評價系統,一旦缺乏其他溝通渠道的輔助,很容易帶來階段性的系統崩潰。比如,圍繞著評分,受評者與評價者之間可能各自都不滿意,認為對方沒有提供/獲得更加公正的分數,由此形成爭執,醞釀權力不對等的施壓與抗議。

因此,當問題出現,不得不走向集體抗議宣泄憤怒時,宣泄憤怒本身並不能直接幫助單一評價系統自我改進,尤其當人們仍然利用單一評價系統傳遞製衡與抗議的信息時。

在一星運動後期,豆瓣用戶@PomBom 也談及了運動的失控。

一星運動作為一種依賴單一評分系統來對抗該系統結構性弊端的行為,或許可以實現各種現實目標,但卻很難推動評分製度本身的改進。

甚至,當單一評價系統作為運動中的主要抗爭工具,又缺乏更好的多層次溝通渠道時,運動往往會更容易背離自己的初衷。隨著運動的擴展,人們會試圖表達更多的情緒,摻雜進更多對結構性權力的憤怒,但這樣強烈的情緒宣泄其實很難真正改變什麼,結果往往是不了了之。

比如,一星運動所形成的簡單有效的抗議,是依託的評價系統是單指標的“好-壞”評分標準。那麼,它除了表達不滿之外,作為能指,並不能傳遞更多的所指內容:無法通過一個打分,承載更多的反抗內容:可能包括對書本質量、作者譯者態度、出版方態度等等。

這些具體的抗議在不同個體的感受中是有差異的,最初都能用一星表達,但當一星無法承載更多時,憤怒就會溢出轉向更多的表達途徑,比如更多的人肉、舉報、給新的書打差評等。

尾聲.

一方面,我們只能依賴評分系統,推高了豆瓣打分的業界權重;另一方面,“粉圈”入駐、打分養號,再加上各方對於評分的重視和干涉,使得豆瓣評分愈加承受了它本來不該承受的份量。

比起單純評分,我們可能更需要的是富含有效信息的推薦機製。比如,爛番茄的評分有新鮮度與爆米花的區別,一些評論人與媒體解讀,也能夠帶來更多元化的評判系統,例如國內的“影向標”電影評分。

在書籍評價系統中,也許我們可以更加完善導讀體系,綜合接納所有用戶的反饋與推薦製,將更多的線下、線上溝通相結合。豐富更多真人參與的精準個人推薦,比如前段時間宣佈關店的“盛世情書店”老闆的“精準薦書”傳說,再比如每個月公佈的兼具時效性與質量的“萬聖書園銷量榜”。

另外,在“一星運動”之中,我們依然看到了這個困擾我們已久的問題:更理性討論環境的缺失、網絡言論的極化、互相舉報的風氣,以及亟需的一個允許討論的公共空間。

以上這些都能一定程度降低信息壁壘,有效地幫助我們實現評分體系的多元化。但我們可能還是會想知道,為什麼這一切如此稀缺呢?

或許背後更加殘酷的事實是:對於內容的珍惜,想為好的內容爭取生存空間,只有少數人還真正在意。

參考資料

1.《自我技術-福柯文選III》 米歇爾·福柯 著,汪民安 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支配社會學-韋伯作品集III》馬克斯·韋伯 著,簡惠美 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理想國

3.《憤怒、資本、抵抗,豆瓣“一星運動”帶來了什麼?》,禦寒,刺蝟公社

圖:《社交網絡》《社交恐懼症》及網絡

撰文:蘇有若、蘇小七

原標題:《豆瓣“一星運動”,天然正義還是以暴製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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