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人才會說很多廢話,比如“早安”
2020年10月26日06:29

原標題:成年人才會說很多廢話,比如“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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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來定義為什麼發明電影,我將這麼回答:“為了產生像小津電影那樣的作品。”

——維姆·文德斯

文 | Yogen

編 | 萬桑何

“人這種動物總是平常閑話說得熱絡,一旦要談正事,就怎麼都話不投機。”小津在作品自序中談到《早安》,並如此描述拍攝的初衷,“所以我想拍一部這樣的電影試試。”

1959年,《早安》上映。

電影一開始,基調就具有節奏感、旋律感,甚是歡快。電影的前兩幕(相鄰房屋的柵欄與晾衣繩並列,電塔與地平線垂直)運用電子和管弦作為配樂,人物有節奏得移動著,各個即將出場的孩子們依次穿過山丘,此時攝影視角處於兩間房屋之間,一轉眼,在一處陽光明媚的山頂上。

小男孩們為了自娛自樂而放屁,這樣愉快基調的開場,在接下來會發生變化嗎?《早安》僅僅是一部輕快的電影嗎?

Donald Richie(1924.4.17-2013.2.19)是已故的美國學者,也是日本民族文化的研究專家,專業研究小津安二郎的電影風格,並受到認可。他曾說:“《早安》,在某種程度上,是小津最簡潔的電影,沒有運用複雜的形式,是一個用畫面來構建一部電影的例子。”然而,簡單的構圖卻能拍出悠長的餘味,這正是小津的擅長之處。

1962.12.14出版的《東京新聞》中,刊登了小津的《電影是以餘味定輸贏》,他這樣寫:

我認為,電影是以餘味定輸贏。最近似乎很多人認為動不動就殺人、刺激性強的才是戲劇,但那種東西不是戲劇,只是意外事故。我在想,可以不要意外事故,只以“是嗎”“是這樣啦”“就是這樣啦”的強調拍出好一點的故事嗎?

這樣的想法大概很早就存在於小津的腦海中,他總是拍攝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正如《早安》的主題依然是小津的主題。

Richie認為,在《早安》這部電影中,需要被細細品味的,是孩子們之間的放屁遊戲和成人之間的問候語。但是,只要觀眾真正關注了這兩個主題之間的關係——包括認識到放屁遊戲其實就是男孩子之間說“早安”的方式,而對於成人,丈夫在房間放了個屁,作為家庭主婦的妻子就以為是丈夫在呼喚她——此時,喜劇與正劇之間、諷刺與稱讚之間,也就沒有了清晰分隔的界線。小津電影中的簡單生活,實則並不簡單。

在電影中,郊區生活是一種標準化生活,但是它可以導致一個醉酒的鄰居晚上回家時走錯家門,也可以導致整個社區的成年婦女排斥一對前衛的夫婦,它難道不是一種社會影響嗎——尤其,如果你承認在小津的電影中,真實社會與電影表現只不過是一個硬幣的兩面。

《早安》這部電影一如小津以前的作品,平淡下有暗湧。電影中最驚心動魄的情節是社區會費的消失。期間穿插著一系列日常:13歲的哥哥Minoru和7歲的弟弟Isamu在一對前衛的夫妻家裡看電視,而沒有去參加英語課,被母親嚴厲批評;英語老師失業在家,兩個孩子的阿姨常常給老師帶去翻譯工作;而他們同樣失業的鄰居向男孩的父親抱怨在公司的困難……此時,會費的消失成為了轉折點……整個郊區生活的互動、嫉妒、懷疑、瑣事交織,從電影開始的粗糙到最後的深刻——感謝小津對生活的敏銳觀察。

在《早安》中,成人之間的交往有著正式的社交禮儀,他輕輕批評了這樣的社交,同時也享受這種的社交方式的荒謬。例如早安(日文發音:Ohayou),這樣的一句問候卻有著意想不到的感情色彩。

13歲的哥哥Minoru對父親說:“我已經長大了,不像你們,成天只會說,你好,早上好,晚上好。或者去哪裡呢、沒辦法,那又怎樣呢?”成年人才會說很多廢話。而事實上,真實的生活中,重要性與無關緊要性相互交織,讓人欲言又止。

社會的變遷通常是深刻與陣痛並行。《早安》不動聲色地展示了這一點。1932年發行的電影《我出生了,但……》被認為是小津的一部優秀作品,同樣也拍了社會變遷,它與《早安》有很多的不同之處,尤其是戰前與戰後日本家庭父親權威的變化。

在1932年的《我出生了,但……》中,一對兄弟目睹窩囊的父親扮演小丑取悅老闆,氣上心頭罵了父親一頓,然後絕食抗議。27年後,在《早安》中,環境同樣是中產階級的東京郊區,但這個家庭已經在郊區穩定下來,那些嚴重的社會問題——老齡化、失業、被排斥——主要是他們的鄰居們所面臨的。兒子的控訴和反叛更溫和,叛亂本身具有幽默性,父親的權威,也不再像是矗立的石碑,需要靠推翻來完成某種儀式。

Alexander Jacoby在他出版的《日本電影批評手冊》中指出,小津安二郎的電影在西方社會有時候會被誤解,原因之一是他“使用靜態攝影”,但是,也有評論稱讚他“無視既定的電影規則,創造了自己的視覺語言”。

小津在電影中常採取由下往上拍的仰視構圖,對於著名的低機位拍攝,他自己解釋,為了節省時間,移動場景時免於收拾地上的雜物,“所以乾脆不拍地板,將鏡頭朝上,這樣拍出來的構圖也不差。於是變成習慣,攝像機位置越來越低。”一件充滿個人風格的事情被他講得毫無玄機,大概他純粹只想把一部電影拍好。

小津在拍《早安》時,採用了他不常用的角度,即通過兒童的眼睛,而不是成年人、老人的眼睛來看這個世界。

為了拍攝這部電影,小津訪問了東京郊區。他展現給我們一個新的日本,一個美國文化開始入侵日常生活的日本。孩子們出入鄰居家的房子,看電視上的相撲。電視其實是真正的故事中心。小兄弟們的爸爸一邊擔心“電視會產生一億個白癡”,卻經不住孩子的要求最後買回了電視。

小津最敏銳的批評在於針對日本文化。雖然他的大多數電影是圍繞著日常生活的普通對話,然而,這部電影中,他把鏡頭對準了成人之間無意義的空間上的對話,那種僅僅作為“社會潤滑劑”的對話。

孩子們不想成長在這樣的成人世界中,因為那裡的對話有儀式,但沒有意義。兩個人的愛情甚至不能超過對天氣的討論——

“天氣真好啊,是嗎?”

“是啊,真是個好天氣。”

“早安。”

“早安。”

附:

《早安》自述

這個故事是很早以前就醞釀的。人這種動物總是平常閑話說得熱絡,一旦要談正事,就怎麼都話不投機。我想拍一部這樣的電影試試。

然而真要拍攝時卻倍感棘手。

我去導演協會談起這個故事,大家都說有趣,我說誰想要就讓給誰,但是沒人伸手要拍,只好我自己來。

當然,原來構思的故事更艱澀,但我年紀也大了,也會考慮票房,所以儘量拍成能讓觀眾輕鬆發笑的電影。

其實,說是顧慮票房,不如說是希望更多人來看。

——小津安二郎

原標題:《成年人才會說很多廢話,比如“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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