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古代要抑商扶農,難道古人不懂錢的好嗎?
2020年07月31日11:24

原標題:為什麼古代要抑商扶農,難道古人不懂錢的好嗎?

原創 團隊作者 朝文社

作者|我方團隊張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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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提問

為什麼古代要抑商扶農,難道古人不懂錢的好嗎?

答:中國曆代王朝經濟政策里,“抑商扶農”這條,幾乎是各大王朝都要堅決執行的國策,有時甚至更到了“重農抑商”的地步。但如果就此說“中國古人不懂商品經濟”甚至“不懂錢的好”,那才是嚴重的不懂歷史。首先一個事實是,再“抑商”的統治者,也很懂“錢的好”,哪怕“抑商”最嚴厲的時代,對商業的扶持政策,也是從來不少。

比如在厲行“重農抑商”的西漢年間,到了經濟逐漸穩定的漢惠帝年間時,就“弛商賈之律”,然後“弛山澤之禁”,然後有了漢朝“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的怪現象,和“文景之治”的治國成就。就連公認“討厭商人”的明太祖朱元璋,也曾多次降低商業稅,為窮困商人提供“假貸錢穀”的支援。甚至不惜斥巨資為商人建造“榻房”,給“合法納稅”的商人提供免費住宿倉儲服務。商業發展對於國民經濟的意義,他們心裡“門清”。

那既然“門清”,為什麼還要採取嚴厲的“抑商扶農”甚至“重農抑商”國策呢?首先一個原因,正是“錢的好”。對於曆代封建王朝來說,特別是在開國百廢待興的時候,最重要的物資財富,就是糧食。

古代科技生產條件有限,作為“剛需”的糧食從來無比珍貴。曆代的貨幣變了又變,鐵錢銅錢銀錢錫錢都有,個別年月連紙殼泥殼都曾當錢用。但糧食卻從來是硬通貨。就連曆代官員的工資製定與發放,都常以糧食為“定價”“支付”手段。東漢官員領工資,就是“半錢半穀”,唐朝“歲祿”的支付方式是“祿米”。明初文官的俸祿也是以米來衡量,正一品每年九百石米,從九品每年五十石米。

這工資水平,也變成了後世歷史票友“明朝官員工資低”的吐槽。但真的低嗎?以《明實錄》記載,明代的糧食畝產量比宋代提高了近百分之五十,水稻畝產最高也就是三到四石,平均水平兩石左右。再刨去種子肥料等開支,種多少畝地才能掙出“每年五十石米?”放在明初年間,從九品官員的這點“工資水平”,至少相當於江南中小地主家庭一年的純收入。不用抱怨低,古代的糧食就是這麼金貴。

糧食增點產如此難,可恰如一部經典電影所說:“什麼是人心,人心就是糧食”。對於曆代王朝來說,想要國家長治久安繁榮,首先就是要手裡有糧。趕上王朝初建的年月,再苦再難也要“扶農”。那麼商業呢?在古代很多時候,特別是饑荒戰亂百廢待興的年月裡,囤積居奇的商人,就是農業生產的大敵,利益的趨勢下,商人往往會哄抬糧價,與封建王朝爭搶寶貴的糧食資源。

比如在“商品經濟發達”的宋代,北宋中期的浙中災荒里,就出現了“商賈爭粟,富家閉糶”的鬧劇。也就是富商們斷絕糧食銷售,關起門來等漲價。“官倉無糧”的北宋王朝呢?也只能眼睜睜干看,結果一場饑荒,導致“米鬥二百,人死大半”。這還是大宋號稱“太平盛世”的年月。到了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時,汴京“豪商”們也趁機大發國難財,一鬥米漲到了近兩千錢,給接下來的“靖康之恥”,結結實實加一把火。

類似觸目驚心的教訓,自然也叫曆代王朝警醒,對於商人的打壓防範,也就成了常態。而曆代王朝的繁榮興旺,首要的突破口,依然還是農業的發展。比如北宋真正成為“富宋”,就是從宋真宗年間不遺餘力的農業改革開始。而一生鐵腕手段治國的明太祖朱元璋,也通過各類強硬的國策,令明朝田畝突破八百萬頃,歲糧收入突破三千萬石,是宋元時代的兩倍。“宇內富庶”的景象,撐起了大明輝煌盛世。農業有多重要?一目瞭然。

而第二個原因也同樣重要:對於古代封建王朝來說,把農民牢牢拴在土地上,才是王朝安全的基石。

曆代封建王朝,都是以小農經濟為主。一方面要靠充足糧食來支撐,另一方面,也要靠足夠的自耕農來耕種。自耕農的數量越多,王朝的生產運轉才越穩定。但商業,也往往是農業生產的“大敵”。以漢代晁錯的抨擊說,商人“男不耕耘,女不蠶織”,卻憑著豐厚的利潤和一本萬利的盈利方式,一面“牟農夫之利”,一面“乘上所急,所買必倍”。也就是一邊兼併土地,一邊和農業爭奪勞動力。實在是巨大威脅。

對這個威脅,早在春秋戰國年間時,當時的“諸子百家”就口誅筆伐。畢竟如前文所說,農業增點產太難,而商業盈利太快,在農業不發達的社會里,一旦發達商業導致大量人口流失,必然會讓統治者“肉疼”。戰國學者荀子就認為“工商眾則國貧”。漢代賈誼更疾呼商業發達是“天下之大殘也”。從那時起,“省商賈,重農夫”就成了曆代王朝“重農抑商”的重要論據。

而對於封建皇帝來說,這事兒,可不止是搶點勞動力的事兒。大量“流民”的增加,也往往成為封建王朝大亂的導火索。明太祖朱元璋對待“流民”的態度就說明了這點。洪武三年時,他就下令強製蘇鬆嘉湖杭五郡流民就地墾荒種田。二十年後,他更對太原三百戶流民採取了奇葩處理決定:如果他們在種田,就讓他們就地落戶,如果他們在做買賣,就地逮捕治罪。

參考一下明朝之前的流民起義,還有明末的農民起義,就知道他在擔心什麼。曆代王朝的“重農抑商”,基本都來自這樣的擔憂。但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各個王朝也會調整“抑商”政策,做出有利於商業發展的改革。如果不變革呢?可以看看鴉片戰爭前的清朝,19世紀初的嘉慶皇帝,就是“重農”思想的堅決擁護者,多次下詔書“重農”,且進行了“禁礦”等一系列改革,盼著能富國強兵。

可此時的清王朝,人口已經急劇膨脹,人多地少的局面早已是嚴重社會病,龔自珍形容當時清朝“不農”“不工”的遊民“十之五六”。如果還抱著“重農”,無視工商業的利益,結果就是鴉片戰爭前,清王朝社會的極度貧困化,各地“遊民”紮堆,“盜賊”遍地的景象。道光年間的廣東學政戴熙,就形容當時“盜賊蜂起,民不聊生”。名臣黃爵滋更哀歎“災黎可憫也,荒歲可懼也”。

看過這個就明白,為什麼接下來的鴉片戰爭里,大清會被打到這樣慘。慘敗的背後,就是固步自封的苦果。一句“重農抑商”,背後多少輝煌,卻又多少教訓。

參考資料:馮爾康《生活在清朝的人們》、陳梧桐《洪武皇帝大傳》、楊勇等《中國古代重農抑商思想成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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