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前,關於“紀實攝影”的一次採訪
2020年07月15日11:39

原標題:11年前,關於“紀實攝影”的一次採訪

原創 徐勇 假雜誌

2009年5月,為在秋天平遙攝影節組織一次紀實攝影討論會,我和藝術評論家舒陽先生,專程到曾經擔任中國《國際攝影》雜誌編輯的林少忠先生家,當面請教他當年從英文詞彙翻譯引進“紀實攝影”概念及詞組的思路經過。當時他85歲高齡,患腦梗塞後遺症,身體狀況不太好,有一定程度的語言障礙,但記憶思路都很清晰,讓我們很佩服。採訪中林老關於紀實攝影的講述,在以前的文章中我引用介紹過,現在把它單獨整理出來,也許可以幫我們更充分理解思考這個詞組在中英文語境中的意涵區別。還有作為信息傳達媒介的直接攝影實踐中,這個概念在紙媒和數字化時代它的指向、意義或者局限。

根據當時的錄音和筆記,林老的口述表達如下:

詞組的翻譯

林少忠:我現在身體不好,說起話來有點吃力,但記憶還沒什麼大問題。

紀實攝影,是來源美國的一個概念,我當初參與了翻譯介紹。文章最早登在《國際攝影》雜誌1981年第6期上。文革結束後中國攝影學會的活動逐漸恢復,開始想有選擇地介紹一點西方攝影的情況,《國際攝影》就是這時候創刊的。我們那時選擇介紹美國時代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攝影文庫》中的一些文章,看中《社會記錄攝影》那一冊的前言文字。我找到王慧敏。王慧敏是文化部電影研究所很有才能的女翻譯,翻譯過很多外國電影故事片、紀錄片,還有有關電影的很多文章。

《社會記錄攝影》的前言文字中“Documentary Photography”這個英文詞組,一開始由《國際攝影》的編輯毛眾役翻譯成“文獻攝影”。當時我們去問美國華裔攝影家李元先生,他也主張翻成“文獻攝影”。為了慎重後來這篇前言由我拿去給了王慧敏。當時她已經快80歲了——現早已過世。王慧敏對這個詞的翻譯也拿不定主意,究竟是翻成“文獻攝影”還是翻成“紀錄攝影”。在電影類型中有“紀錄電影”或“紀錄片”,那麼在攝影中怎麼翻?由於這個詞組的翻譯很關鍵,王慧敏叫我一起商量。我從東單紅星胡同的攝影協會趕到她天壇東門那邊的家裡。

我認為翻成“文獻攝影”、“紀錄攝影”都有點不明確,好像科學研究目的的“檔案攝影”。其他藝術門類里有“現實主義”這個詞,在攝影理論里沒有這個詞。她說是不是可以用“紀實”這個詞來代替,對應地中國有“紀實文學”,所以可以翻成“紀實攝影”。我與她進行討論。我們覺得在中國歷史上文人士大夫有一種精神情懷,如範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等。這樣翻成“紀實”在概念上就既與西方藝術中的現實主義概念有聯繫,又和我們自己傳統的精神有聯繫。我們都覺得不錯,又與毛眾役商量後就把它定下來了。

其實當時正式或準確的翻法應該是“社會記錄攝影”,在“記錄攝影”前面加上“社會——Social”這個詞。

概念的由來

林少忠:這一概念在1936年由美國《生活》雜誌興起。1936年之前只是“Documentary photography”即“文件攝影”、“證據攝影”或“檔案攝影”,而前面沒有加“社會——Social”。1936年以後都加上了,即:“Social Documentary Photography”。1992年由我和毛眾役、江寧生等人翻譯介紹的美國ICP《攝影百科全書》(美國紐約國際攝影中心編輯)中,已經把這個概念的解釋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差別就在前面有沒有加“社會——Social”兩字上,已經講清楚了。不過後來隨意解釋就沒人聽我們的了。

這一概念的產生與美國歷史有關。背景是發生在美國從1929年到1933年的西方經濟危機。在這場危機中美國社會有大量的自耕農和小佃農、手工業者破產失業。美國有一種攝影叫“政府攝影”,由政府出錢僱用職業攝影師、記者等去拍攝記錄自然或社會災害,或拍攝其他社會危機情況,用來作為證據檔案材料,為政府提出政策提供依據。所以這種攝影也可以叫做“證據攝影”。Documentay Photography的本意也是如此。

經濟危機期間,美國政府為向國會提供證據申請撥款,由農業安全局(F.S.A)僱用包括路易斯·海因(Lewis Hine),還有沃克·埃文思(Walker Evans)在內的一批職業攝影師組成攝影隊,去拍攝記錄美國農業受經濟危機衝擊農業災民的情況。

©️路易斯·海因(Lewis Hine)

©️路易斯·海因(Lewis Hine)

©️路易斯·海因(Lewis Hine)

©️沃克·埃文思(Walker Evans)

©️沃克·埃文思(Walker Evans)

©️沃克·埃文思(Walker Evans)

這次拍攝記錄的總數達27萬張底片。這不光是美國,也是世界攝影史上規模最大的專門的攝影文獻資料。路易斯·海因本人是社會學家,《攝影百科》裡面有介紹。他關心社會問題,在經濟危機之前就拍了很多社會記錄的照片作為他社會學的研究資料。但他的晚年很慘,在貧病交加中去世。死後他的照片堆在美國當時攝影同盟的機構里沒有人管。

社會記錄攝影的興起有它複雜的國際背景。蘇聯十月革命成功以後,在國際共運興起的背景下,1929年至1933年美國和整個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促使美共和美國左翼組織活躍抬頭。社會記錄攝影后來變成一種由美共和左翼人士推動的攝影,將攝影視為改變資本主義的有力工具。通過這種照片引起人們對經濟危機情形下美國社會黑暗面的關注,達到改變政府和社會的目的。

美國有個攝影組織叫“攝影同盟”(Photo League),前身叫“紐約工人電影與攝影同盟”,是共產國際的外圍組織,二戰結束前它很活躍,其成員主要是左翼親共攝影師組成。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也是其中的成員。他是親共的,當時美國政府不信任他。

匈牙利裔美籍戰地攝影記者羅伯特·卡帕(1947年攝於巴黎)

它(攝影同盟)出過一本雜誌叫《攝影記事》(Photo Notes),在當時很有名,由美共成員瓦爾特·羅森伯拉姆(Walter Rosenblum)當主編。他是意大利移民的子弟,後來成為攝影同盟的主席。路易斯·海因是羅森伯拉姆的攝影老師。

羅後來找人整理了堆在攝影同盟里長時間沒人管的路易斯·海因的照片,出成書,拿去給美國現代藝術博物館的攝影部主管愛德華·斯泰肯(Edward Steichen)看,結果斯泰肯不屑一顧。斯泰肯是美國的主流文化人,他主持的《人類大家庭》(The Family of Man)攝影展覽在美國和全世界都得到很高評價。美國主流文化人對羅伯特·卡帕的弟弟康奈爾·卡帕(Cornell Capa)的評價很低,說他混淆了攝影的概念。他創辦的ICP美國國際攝影中心主要是繼承推廣記錄報導攝影,和他哥哥羅伯特·卡帕的,本來沒有藝術攝影的內容。他很不讚成安塞爾·亞當斯(Ansel Adams)、愛德華·韋斯頓(Edward Weston)這些人的攝影。

社會記錄攝影與美共的關係

林少忠:剛才說的瓦爾特·羅森伯拉姆是美共黨員、左翼組織負責人,是意大利移民的子弟。由於愛德華·斯泰肯看不上他打算給路易斯·海因做的展覽,他沒有辦法在現代藝術博物館里做展覽。後來他找到柯達公司展覽館。柯達展覽館是給企業做宣傳的。在展覽館的主管博蒙特·紐霍爾(Beaumont Newhall)支援下他就進行了展出。後來羅森伯拉姆又將這個展覽帶到他老家意大利,還有非洲等地展覽,於是路易斯·海因出名了。

從這條線索也可以看出,羅森伯拉姆與當時的共產國際的關係很深很密切。羅伯特·卡帕非常親共,拍攝過西班牙內戰。卡帕還訪問過蘇聯也訪問過中國,在武漢與周恩來見面。當時他還想去延安,由於國統區卡得嚴沒去成。這兩次訪問都是由美共直接安排的,並和美共人士史特貝肯(John Steinbeck,美國作家)一起進行。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內戰是蘇聯為代表的共產國際號召的,羅伯特·卡帕跟隨國際縱隊進行了拍攝,拍了一張有名的西班牙士兵中彈的照片。

1936年9月,西班牙科爾多瓦前線,一名共和軍戰士中彈瞬間。

二戰結束後,美國國內開始揭發共產黨,攝影同盟被政府取締。親共的羅伯特·卡帕,還有像海明威、佐別林這樣的大量的左翼人物被整得夠嗆。社會記錄攝影就是美國當年這樣的由美共推動的左翼攝影。斯泰肯是不讚成的。麥卡錫主義結束很長一段時間後,當時被整的這些人逐漸緩過來,有的從國外回到美國,開始回顧整理那段時間的攝影材料。羅伯特·卡帕的弟弟康奈爾·卡帕在1974年組建了美國國際攝影中心(ICP),把那段時期的攝影出成了書,但書里就完全不提美共了,和美共、左翼運動的歷史表面上再沒有聯繫。後來的很多人都不清楚這樣一段歷史,我們的攝影書里也從來不談起。

對概念的理解

林少忠:《世界攝影史》(A WORLD HISTORY OF POTO GRAPHY)的作者內奧米·羅森伯拉姆(Naomi Rosenblum,瓦爾特.羅森伯拉姆的夫人)在她書里講美國社會記錄攝影的時候說,它不但不是藝術的,甚至還是反藝術反形式的,試圖以內容說明問題。

它是關心社會的一種攝影,將攝影作為改變社會的工具,是改良主義攝影。中國社會歷史上有“文以載道”的傳統,即範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所以中國人繼承這個概念是順理成章的。這種攝影視覺形式是次要的,主要靠技藝,是宣傳和信息傳播工具。

在中國,紀實攝影這個概念開始是我主要參與搞起來的。這完全是一個特定時期的美國概念。歷史的東西不能隨便解釋。但到後來有很多人對我說的話什麼也聽不進了。90年代初在貴陽有個理論會,會上大家對紀實攝影有過爭論,大多數人都把紀實攝影當成攝影創作的主流,很多人特別推崇它。

原標題:《11年前,關於“紀實攝影”的一次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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