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美國亟需修正自己的道路
2020年07月04日17:37

  原標題:斯蒂格利茨:美國亟需修正自己的道路

  來源:北大國發院

  題記:2020年7月3日,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林毅夫教授,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分別演講,並精彩對話。對話主持為中國國際電視台(CGTN)主持人、前央視駐美首席記者王冠。

  活動源起於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教授出版了新書《美國真相:民眾、政府和市場勢力的失衡與再平衡》,簡體中文版近日由機械工業出版社出版發行。北大國發院BiMBA商學院與機械工業出版社華章公司聯合主辦了本次活動。

  本文根據斯蒂格利茨教授的開場演講整理,未經本人確認。我們將陸續推出林毅夫老師的獨立演講部分和兩位大師的精彩對話,歡迎關注。

  這250年充分證明了科學與製度的價值

  我在這本書中討論的第一點就是亞當·斯密當年研究經濟學時提出來的經典之問:國家財富的來源是什麼?相比250年前,我們現在的生活水平為什麼能有如此大的提高?原因主要有兩個:

  第一是科學的發展。包括對自然的更深入認知,技術的持續創新。比如此刻我們通過ZOOM對話,這在以前是無法實現的。醫學上致死或致病因素也在不斷被發現,比如我們已經能夠發現新冠肺炎中隱藏的病毒等等。這些科學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極大地提高了我們的生活水平。

  第二是我們組織和協調政治與經濟活動的能力。比如建立以法治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建設有權力製衡的政治體製,以及各種社會創新。

  我相信是這兩個原因不斷疊加才使得我們的生活水平在這250年來得以迅速提高。通常我們認為,這些理念源於啟蒙思想,特別是18世紀末亞當·斯密和休謨的理論,有數據足以證明,啟蒙思想和卓越的理論還有一種巨大的推力,加速了人類社會的進步。在此之前的上千年漫長歲月裡,人類的生活水平一直停滯不前,直到最近這250年才突飛猛進。

  社會發展必須正視政府的價值,美國也不例外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的重要問題是如何能夠繼續確保今後的生活水平還能不斷提升。我認為需要關注兩點:

  第一點是一個社會首先必須要有規則和製度。在複雜的社會里,人們需要交流和互動,這又會對彼此產生影響。這在經濟學上稱為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沒有任何經濟體可以脫離規則而存在,規則是政府要發揮的一個重要作用。

  政府要發揮作用的第二點是對公共產品的支持和投資。科學的進步基於基礎研究,基礎研究是一種公共產品。公共產品有很多種,但私有市場不會對公共產品給予足夠的投資。比如,對於新冠肺炎的理解基於我們對DNA的理解,而對DNA的基礎研究靠的是政府資助。再如,我們現在用互聯網進行交流,而對互聯網技術的基礎研究同樣得益於政府投資。對基礎研究的投資規模之大,不是私有公司可以達到的,同時其影響力也非常大。私有市場擅長投資所謂“最後一英里的研發”,他們不會參與到基礎研究中,而是利用基礎研究的成果去研發新產品,將新事物引入我們的生活。

  政府還在其他一些領域占主導地位,比如教育、醫療和基礎設施建設。因此,我想證明的是:政府需要像市場一樣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對於公民社會來說,其內部各方要平衡和協作。一個運作有序的社會需要市場、國家和公民社會之間達到好的的平衡。

  美國社會亂象的根源

  經濟發展源於持續的財富創造。但我們的個人財富究竟源於何處?國家財富又源於何處?很多人對此還有困惑。如果只從財富增長而言,個人通過掠奪他人的財富也可以致富,但這不會讓整個國家變得更富有。同樣,國家也可以通過掠奪別國財富而致富,但這不會讓整個世界變得更富有。這類做法我們通常稱之為搶劫、盜竊或剝削。不管選擇用什麼詞來形容,本質上都一樣,這類做法不是創造財富,而只是財富的再分配,而且往往是對社會底層不利,對頂層有利的再分配。

  我在這本書中描述了很多某個群體剝削另一個群體的例子,這種不合理的分配會導致不平等的加劇。不幸的是,很多位於社會金字塔頂端的人,其大部分財富都來自於不合理的財富分配,或者乾脆稱之為剝削。其方式包括:市場的壟斷、對人性弱點的利用。比如美國不少純盈利性的私立學校,其唯一的本事就是找到那些弱勢並渴望出人頭地的人,然後利用他們致富。一些藥物公司通過銷售致癮性藥物攫取財富,不顧濫用此類藥物導致的死亡。一些食品公司生產使孩子上癮的食品,導致兒童糖尿病的盛行,等等。正因這些行為的存在和不被抑製,甚至被縱容,使得很多頂層人士的更加富有建立在另一群體利益犧牲的基礎上。

  類似的問題層出不窮。政府和市場之間的平衡恰恰可以防止這些負效應行為的發生。

  美國和世界許多國家目前面臨的最重要問題之一,就是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美國的經濟在發展,但富有的是國家,人民卻很貧窮。不平等問題的影響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已經凸顯出來,疫情並非對每個人平等,弱勢群體受到的不利影響最大。那些收入最低的群體不僅是收入方面遭受不平等,在健康方面亦如此。

  以上是我對於美國目前所存在問題的診斷,從某些方面來說,這些問題存在於每個國家。因此我也給出了每個國家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

  美國道路的修正之策

  雖然美國目前存在的問題很嚴峻,未來的情況可能會變得更糟,比如人工智能、全球化和技術變革都有可能加劇社會的不平等,但我不想把絕望的情緒留給讀者,所以在這本書的最後一部分,我提出了一套解決問題的政策和措施。有些“處方”是通用性的,有些是特定的,只適用於不同國家的特定發展階段和社會性質。我主要思考的是美國,希望對別的國家也能有所借鑒。

  “處方”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政府應該如何製訂正確的政策,比如正確的監管政策、投資政策以及社會保障政策等。

  我強調的監管政策一方面針對環境問題,因為市場自己不會保護環境,我們需要法律法規來保護環境;另一方面的監管政策是為了保護我們自己,市場天生就不是競爭性的,公司非常喜歡壟斷,因為這樣才能實現利益最大化,所以我們必須對壟斷的力量進行限製,這也是美國過去107年的政策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需要監管的還包括對市場力量的“美化”,因其經常會走向對政治力量的“美化”和政治進程的扭曲。遊戲規則的其他方面也非常重要,你在讀經濟學課本時,可能沒有意識到它們的重要性。比如公司治理規則,CEO的權力如何規定、決策如何做出、員工是否真的在公司決策過程中擁有發言權等;比如破產法,破產後誰會得到補償等。法律框架是非常重要的,它們不僅決定經濟體的效率,而且決定社會分配的公平性。

  “處方”的第二部分是如何能讓社會中的絕大多數人都過上真正的中產階級生活。對於像中國這樣的國家來說,可能還需要一些時間。中國在過去的四十年中一直在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效果非常顯著,但仍然任重道遠。在美國,我們曾經以為自己在50年前就已經過上了中產階級生活,但是我們現在意識到這種基本的中產階級社會其實對很多公民來說已經越來越遙遠。例如,住房、子女教育,退休金和醫療等方面的保障對大多數人本來都不應該是不合理的期望,然而現在卻已經變得遙不可及。

  作為一個社會,美國是比較富裕的,但很多公民依然十分貧窮,有很多比美國貧窮的社會都已經能夠為他們的人民提供這些保障。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我在書中給出了不同的方法,包括提出了公共選擇權概念。比如可以讓私有市場來提供醫療保險,同時政府也提供醫療保險,這樣就增加了競爭。如果市場能提供更好的選擇,那很好;如果市場不能,人民也可以有其他的選擇。在抵押貸款和退休基金方面都可以這樣做。我希望能拓展更多的工具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再比如,上世紀經濟大蕭條之後,很多政府承諾要給每個能工作並願意工作的人提供一份工作。美國當時也通過了完全就業法案,但從1948年以來,美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並未兌現自己的諾言,很多能工作也想工作的人得不到一份工作。對此,我提給政府的建議是,如果通過其他工具,比如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市場仍然不能提供就業機會,政府就應該為兌現就業承諾而出手。在大蕭條時期,美國政府就這樣做了,當時進行了平民保育團計劃等,直到現在我們仍然能享受這些政府項目帶來的福祉,包括項目修建的道路、水壩和自來水廠等。可以說,這些政府項目塑造了美國。

  我們要始終記得多讓市場去發揮作用,以市場為主,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市場有局限性。當市場不能滿足人民的需求時,政府就有義務干預。

  美國的未來之路是“進步資本主義”

  對於美國未來的道路,我提出並想論證的是進步資本主義(progressivecapitalism),也就是一些歐洲國家所稱的社會民主製,在面對過去四十年新自由主義經濟體製所造成的種種問題時,進步資本主義可以做得更好。

  美國過去一直沿著新自由主義的理念前行,還有所謂的涓滴經濟學等一系列理念都認為市場自身就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在過去的半個世紀,美國一直在做這項實驗,現在我們應該承認:實驗失敗了。

  最後,我最想說的是,美國未來除了繼續這個失敗的實驗,其實還有另外一條道路,這條道路更符合經濟學在過去40年中的積累。我相信這條道路可以讓人民共享繁榮,因為它不靠不平等的二次分配或剝削,而是基於市場、政府與公民社會之間的良性合作與協同。

  文字整理:白堯 編輯:王賢青

約瑟夫·E. 斯蒂格利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同時擔任哥倫比亞大學全球思想委員會的聯合主席。2001年,因其對信息經濟學的開創性工作而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在此之前,他還獲得了約翰·貝茨·克拉克獎。斯蒂格利茨教授先後執教於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牛津大學,是著名的經濟學教育家之一。他還曾擔任克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等一系列重要職務。
約瑟夫·E. 斯蒂格利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同時擔任哥倫比亞大學全球思想委員會的聯合主席。2001年,因其對信息經濟學的開創性工作而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在此之前,他還獲得了約翰·貝茨·克拉克獎。斯蒂格利茨教授先後執教於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牛津大學,是著名的經濟學教育家之一。他還曾擔任克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等一系列重要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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