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蹤“新冠”的人
2020年05月11日00:00

  原標題:追蹤“新冠”的人

北京市疾控中心,512室,田禕和同事在查看流調信息。
北京市疾控中心,512室,田禕和同事在查看流調信息。
北京市疾控中心,趙芳紅在倉庫清點醫療物資。
北京市疾控中心,趙芳紅在倉庫清點醫療物資。
王小莉手機中的北京新發病例數據圖,像是一個多彩的“M”。
王小莉手機中的北京新發病例數據圖,像是一個多彩的“M”。
北京市疾控中心庫房中的流調箱,反複消毒讓箱體變得斑駁。
北京市疾控中心庫房中的流調箱,反複消毒讓箱體變得斑駁。

  這裏或許是北京最懂“新冠”的地方。

  東城區和平里中街的北京市疾控中心,兩個院落隔一條馬路相望。院子裡的建築大多隻有四五層,低矮、簡陋、不太打眼。過去三個月,北京每一條與新冠肺炎相關的信息,都被第一時間彙集、保存於此:感染者檔案、密接者信息、傳染源“族譜”乃至境內外各地疫情態勢……這些信息,是人類截堵新冠病毒的珍貴情報,為北京不斷調整的防控策略提供技術與數據支撐。

  疾病防控,有別於臨床施治。當臨床醫生們在病床前挽救倒下的患者時,“疾控人”則像特殊的病毒捕手,在每一個新冠病毒出現過的場所“掘地”溯源。從單個感染者到最初的傳染源、從現有感染者到密切接觸者,他們要繪製出新冠病毒在人類社會的“流竄圖”,找出每一個風險點,阻止疫情的種子在人類社會生根發芽。

  追蹤看不見的病毒,不太容易。有時,他們要客串偵探、心理醫生、翻譯、數據分析師等等角色,才能得到足夠真實有效的信息。這個過程中,有時還會伴隨著調查對象的不解、拒絕與謾罵。

  戰“疫”已持續4個多月。當北京本土新發病例降至0時,這支特殊的隊伍還在戰鬥著。

  抗疫

  “H7N9小分隊”7年後再集合

  1月20日淩晨3點,北京市大興區衛健委公佈消息:該區接診兩名有武漢旅行史發熱患者。經判定,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北京的“新冠”抗擊戰自此開啟。

  自“SARS捲土重來”等消息從武漢傳來,民間對於疫情的擔憂持續累積。在親曆過SARS的北京,傷痛記憶易被勾起。首批“新冠”肺炎患者的消息公佈後,有市民連夜網購了幾大盒外科口罩,到1月20日早上10點,同一店舖的同一款商品已搶購一空。

  對普通人來說,“新冠”襲來的消息,像一顆突然引爆的炸彈。但在北京市疾控中心的兩個院子裡,戰備狀態已持續20天,人們早已擱置了“今冬平安無事”的期盼,投入到晝夜不分的加班中。

  2019年12月31日,武漢市衛健委首次公佈27人感染“病毒性肺炎”,這一通報在一千公裡外的北京迅速引發震動。這一天,光就“病毒性肺炎”的應對,北京市疾控中心主任醫師賈蕾開了一天的會。她同時懷抱兩個預期:悲觀估計,可能是冠狀病毒引發的肺炎疫情;樂觀估計,未必像SARS那麼嚴重,或許更像傳染力更弱的MERS呢?主管醫師田禕預感,這次恐怕不是小打小鬧;全球健康中心研究員楊鵬在會上“補刀”:做最壞的打算,說不定會全球大流行。

  不管個人預期如何,會議定下的任務是務實的。當時,人類對這一“肺炎”知之甚少——病毒性的還是細菌性的?支原體抑或衣原體導致的?如果要進行控製,如何界定病例?潛伏期多久?隔離期應定為多久?迷霧中,工作人員參考既往疫情的經驗,製定出了第一版疫情防控應對的“北京方案”,標準從嚴,比如隔離期被設定為14天。

  那一天是2020年1月1日。此後,北京市疾控中心的兩個小院子,成為北京追蹤“新冠”的根據地。

  北京第一批輸入性病例出現後不久,田禕回到了512室,推門進入,眼前是5張熟悉的面孔。2013年,同一班人馬在同一個房間迎戰H7N9。6人心裡都有感慨,但誰也沒來得及說,一大堆工作在等著他們:整理此前的病例信息,為之後的新冠信息收集、疫情處理等工作設計好框架。

  工作到淩晨2點,辦公室留下3個人,田禕和另一位女同事實在頂不住,拉開行軍床決定眯一會兒。入睡之前,她想起什麼,迷迷瞪瞪地摸出手機拍了張合影。

  3人穿著睡衣,蓬頭垢面、滿眼疲憊、“不堪入目”,和7年前一模一樣;整個晚上,辦公室一直有人匆忙出入,兩人就像睡在大街上,和7年前一模一樣。

  不過這一次,戰況要嚴峻得多。

  流調

  解碼新冠病毒“流竄圖”

  北京市疾病控製預防中心的職責顧名思義:阻擊與控製疾病。提到疾病,普通人第一個聯想是醫院和醫生,“疾控人”,往往活躍於公眾視線之外。

  賈蕾這樣理解自己的職業:醫生工作的目標是救死扶傷,“疾控人”的立足點則是維護公眾健康。當傳染病襲來,疾控中心的首要任務是掌握疾病特徵,給出疫情應對的方案,阻止疾病的腳步繼續侵染人類社會。

  “醫院就像是接水的盆子,疾控要做的是把水龍頭擰緊。否則再多的醫療資源,也無法承受源源不斷的新發病例。”賈蕾說。

  擰緊水龍頭是一個小動作,可疫情防控沒有這麼容易。當一位患者出現,他同時兼具“被感染者”和“傳播者”的身份。是誰傳染了他?他又能傳染給誰?如果找不到前者,意味著人群中還藏著一位“傳播者”;如果找不到後者,意味著還有另一群不為人知的“被感染者”和“傳播者”。

  一傳十,十傳百,不管哪一端失去控製,疫情都將以N次方的速度擴散和蔓延,然而,這些信息如同海面下的冰山,龐大卻隱蔽。每當“新冠”確診者出現,流行病學調查緊隨其後,這個業內簡稱“流調”的過程,就是對病毒“流竄圖”的解碼。

  “我市2名男性患者,分別於1月7日和1月9日去過武漢,並短暫逗留,兩人分別於1月13日和1月14日出現發熱和呼吸道症狀。1名老年女性患者,從武漢來京探親,於1月13日出現發熱和呼吸道症狀……我市已對所有23名密切接觸者開展醫學觀察,目前無發熱等異常情況。”

  1月20日至今,北京市衛生部門每天發佈的疫情通報,就來源於疾控人員對病例的流調。這些通報或長或短,但都會交代患者“從哪裡來”、“到哪裡去”。最初,在北京確診的新冠肺炎患者,均有武漢旅居史,慢慢的,出現了其他省份旅居史、境外旅居史。一份份單獨的流調報告,也可管窺整個疫情發展蔓延的態勢。

  要得出這樣一份報告,並非易事。楊鵬介紹,每一份流調報告,包含龐大的數據,從患者確診隔離往前,一直追溯到發病前14天,每個小時在哪裡、做什麼、見了哪些人,都要收錄在報告中。其中,患者發病時間的判定是難點所在,典型症狀未必是首發症狀,還有人早期沒有任何症狀,只是肺部出現影像學改變,在判斷時,流調人員不能錯過任何蛛絲馬跡。

  有時,患者自己也不清楚感染原因。一位女性患者是北京本地病例,一開始,流調員問不出感染源,在患者居住的小區,曾有過既往病例,但患者一口咬定那一天自己沒有出過門、沒有見過任何人。

  “流調對患者的記憶力的確有考驗,調查中,流調員需要借助其他的線索,或者掌握一些談話技巧。”田禕說。這位女患者年事已高,記憶力不佳,流調員完成首輪調查後,仍覺得不能就此放過線索,於是把電話打進隔離病房,與她繼續交談。在漫長的對話中,流調員試圖給她更多的提示,提及當日北京下了一場大雪,患者猛地想起來,那天自己的確出過門,並遇到了一位鄰居,還和她說了幾句話,至此,“案情”水落石出。

  “一個地區,哪怕有一百個確診者,只要來源清晰,那麼疫情就是可控的。只有十個確診者,但都不知在何處、何時、如何感染,就是非常可怕的事。”楊鵬說。流調,是後續一系列防控舉措的基石。

  破案

  找出“密接者”

  在流調中,相比追溯感染源,尋找密切接觸者是難度更大的任務。

  名為密接者,實際上不乏陌生人。田禕介紹,曾有一位患者離開隔離點,在居家觀察期間感染了家人,疾病潛伏期時,患者家人曾去過超市、商場、健身房、單位,在一同購物、排隊、鍛鍊的過程中,與不少陌生人接觸。

  在素不相識的情況下,感染者無法幫助流調員指認密接者,這時,流調員要扮演偵探的角色,感染者的票據、手機中的支付記錄、超市的錄像,都成為“破案”線索。

  現場組主任醫師趙芳紅和同事有時還要前往現場,像福爾摩斯一樣演繹患者的行蹤、繪製小區與附近人流密集點的地圖。

  “我們要還原患者整個行動路線,找出哪些人與他們發生過密切接觸,列出名單,以便第一時間進行醫學隔離觀察。”趙芳紅介紹。不同的病例,密接者數量不同,如果確診者行動軌跡複雜,在多個城市活動、與大量人群交往,密接者可能超過百人。

  還有更複雜的情況。根據方案,確診者如果乘坐飛機,那麼座位同排以及前三排、後三排的乘客均為密接者,然而,流調員時常遇見乘客調換座位的情況,一個位子上到底坐著誰,往往很難說清,這時,全機艙的乘客信息都要翻出來,挨個兒打電話確認;有時,作為線索的健康卡也不好用,除了各國語言帶來的障礙,有的乘客還習慣連筆,一行字就是“一溜兒圓”,一屋子的流調員盯著猜,到底寫的啥?

  在流調隊員們夜以繼日的努力下,對密接者的管理,開始顯示出直觀的防控效果。

  到3月18日,北京市各級疾控部門共找出3975名密接者。不少人在隔離觀察期間發病。2月2日,北京新增32例新冠肺炎患者,其中有16人為此前確診者的密接者;2月17日到2月20日,新增的15個病例,全部為密接者。

  研判

  M形的新發病例曲線

  流調員們在前方尋找和“攔截”密接者,王小莉和同事們則在後方埋頭於大量的疫情相關情報,解讀數據背後的信息。

  “過去,我們關注疫情防控,對政策參與較少,這次,對數據的解讀和評估,全程都在發揮作用。早期,我們利用模型預測疫情發展趨勢,評估北京需要配備多少醫療資源;後期,通過對全國各地疫情監控,小範圍、動態調整防控舉措。將數據轉化為策略,為政府提供支持,是科學、精準防控的基礎。”楊鵬介紹。

  王小莉記得,自從北京出現首例患者,他們便開始預判北京的疫情態勢。

  “當時,市衛健委著手籌備床位。出於謹慎考慮,他們想知道如果不採取任何防控措施,單日最大病例數會達到多少。我們基於武漢的數據進行推測,日最大新增量可能達到300,是一個比較驚人的數字。”王小莉說,之後,北京部分定點醫院開始準備病區、配備床位,並開始考慮重建小湯山醫院。一個月後,小湯山醫院啟用。

  在宏觀層面,數據研判也發揮著作用。

  3月23日,第一入境城市啟用,所有目的地為北京的國際始發客運航班,均須從天津、石家莊、太原等12個指定入境點入境,檢疫符合登機條件的旅客,方可搭乘原航班入京。

  這一政策的背景,是疫情在全球層面的擴散。楊鵬的擔憂成真了:“我們一開始就覺得會有全球大流行。這個病毒是全新的,能有效人傳人,人群普遍缺乏免疫力,R0比流感更高。”

  如果將北京數月的新發病例數據整理出來,可以看到一條類似M形的曲線。M的前部分由外省輸入病例和本地感染病例組成,後半部分則幾乎全是境外輸入病例。

  2月29日,北京報告首批2例境外輸入病例,之後,陸續有來自伊朗、意大利、西班牙、英國、美國的入境者確診。一開始是個位數,到3月18日,一天增加了21人。王小莉有種看到希望又絕望的感覺:“本來病例數是在減少的,突然又多了起來。我們分析了北京的容納能力。如果不加以控製,是沒有足夠地方隔離所有人的,也沒有能力對全員開展核酸檢測。”

  疾控中心隨即提出建議,重視境外輸入風險,加強關口檢測;酌情削減抵京國際航班數量,降低航班密度。後來,國際航班的入境停靠點變更為京外城市,這一建議事後得以落地。

  3月23日,北京報告新增病例數為32人,達到了境外輸入新增數的峰值。伴隨著第一入境城市啟用,次日開始,數字回落至5、6、4、3……到3月31日,新增病例數降至0。

  第一入境城市的啟用,起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堅持

  “戰時氛圍”仍未散去

  4月30日,田禕終於接回了兒子。1月中旬,田禕和丈夫各自奮戰在一線,無人照顧的小傢伙被送回姥姥家,已經有三個多月沒有見過媽媽。

  相比臨床一線的醫生護士,疾控中心的工作者們像是一群“隱形人”,罕為公眾所知。與“新冠”搏鬥的日日夜夜,酸甜苦辣,唯有自己知道。

  一張巨大的桌子,碼滿了電腦和電話,像一個奇特的網吧。在北京市疾控中心,這樣的會議室有很多間。疾控數據不可外傳,不去現場的時候,趙芳紅和同事們在這裏辦公。他們習慣了一個電話要四五次才能打通,習慣了被當作詐騙電話掛掉,習慣了說出“我們是疾控中心,向您核實一些個人信息”後,被電話那頭的人張口就罵。

  “你要去理解他們。要核實的信息都是個人隱私,具體住址、身份證號,非常敏感。對方可能會懷疑你的意圖,可能擔心信息泄露,害怕影響自己的生活工作。”趙芳紅說。電話打不通,就重撥到接通為止;聊不下去,就換一個角度或者換一個人接著聊;對方情緒崩潰時,工作人員還要當起心理輔導員。他們曾試圖聯繫一位國外的密接者,他留的電話是自己的中國員工,聽到“您的老闆是密接者”,對方就害怕得號啕大哭。趙芳紅的同事一直在傾聽和安慰,電話打了一個多小時。

  “我們理想的工作狀態是,打一個電話,告訴對方‘你是密接者,3點下樓,有車接你去隔離點’。事實上從沒有這麼簡單。”賈蕾說:“這是一份和不同的人接觸的工作,要承受不解和攻擊,要付出理解和安慰,還要有很多人文關懷。”

  她記得,曾有一位7歲的小朋友,被確診的家人感染,出院後又複陽了。“如果只按流程,這個孩子就會被單獨送去醫院繼續治療。但我們考慮到孩子的年齡,一個人在醫院這麼久,沒有父母,心理髮育會受到什麼影響?最後我們和醫院溝通,開通綠色通道,想辦法在降低風險的同時,讓一名家長陪伴孩子。這是做人的原則,不光是工作的原則。”

  對田禕來說,這份工作需要對細節無限執著。

  她像一個把關人一樣仔細地審視手中每一份流調報告,必須保證每一條信息的準確。最常掛在嘴邊的台詞是“這段時間他在幹嗎?沒說清楚,再去查”“這裏不符合邏輯,再問問”“上一份報告和這一份報告,同一時間出現了兩個不同的人,究竟是誰?”

  她是流調組、密接組、信息組、分析組之間的中樞神經,每一個病例都要工工整整清清楚楚地碼放在大腦中,一天要打無數個電話。2月,北京曾迎來一次輸入性病例大爆發,一天報告32例,她忙於聯繫各方,一天一口水都沒喝上。有時,組長來工位前找她,一句話也插不進,想說點兒什麼,得提前跟她預約。

  在工作面前,親情成了被擱置的部分。徐金平是兩個孩子的母親,疫情一來,她不再有時間陪伴孩子,而孩子變得前所未有地黏人。一見她打開房門,孩子就會問,媽媽你什麼時候回來?媽媽你抱抱我。有時,她離開家太早,7歲的老大會叮囑她,上班前叫醒我,讓我看媽媽一眼。有時,她走到了小區門口,孩子還開著窗戶望著她,喊著媽媽早點回來。

  楊鵬、田禕和徐金平成為了“室友”,兩個辦公室間只隔著一條走廊。田禕、徐金平所在的512室24小時都有人值班,摺疊床堆在牆角,沒電話就趕緊眯一會兒。楊鵬的辦公室也有同款摺疊床,褥子上蓋著被子,沒有床單也沒有被套,湊合著用了幾個月。他比512室睡得更晚、醒得更早,常常5點不到就去敲門核實數據、安排工作。

  “當疾控發揮的作用越大,疾病帶來的衝擊越微弱,公眾對這份工作的瞭解也越少,甚至毫無覺察,但每個‘0’的背後,我們一直都在。這份工作辛苦、默默無聞,但同時也很有價值,給我們帶來巨大的快樂和成就感,有時終於弄清一個病例的傳染來源,全辦公室的人都會開心得跳起來。”田禕說。

  北京市衛健委新冠疫情通報的專欄中,開始出現一整頁的“0”。4月16日開始,北京再無新增確診病例報告,到5月9日,已經持續了24天。

  北京的街頭,逐漸出現了不戴口罩的市民。但在疾控中心,戰時的氛圍仍未散去。

  “本土病例多,我們重點做流調和報告;輸入性病例增加了,開始重視航空密接的分配管理;病例沒了,被動性的工作減少,主動性的工作增多,比如核酸檢測,以前給病人做,現在給健康人篩查,工作量比以前要翻數倍。”賈蕾說。

  楊鵬辦公室的摺疊床一直打開著。床的旁邊就是辦公桌,電腦里不斷更新保存著“新冠”相關的英語論文,為他提供最新的專業信息。

  “疫情的變化決定我們的工作重點。現階段,社會開始復工復產,但在人群缺乏免疫力、疫苗也沒有面世的當下,疫情隨時可能變化,非藥物干預措施非常重要。”楊鵬說。他仍處於“應激狀態”,這種狀態還要持續多久,沒有人知道。

  “從去年鼠疫開始,我們這幫人就沒歇過。鼠疫15天就過去了,有盼頭,‘新冠’幾個月了,現在也沒看到盼頭。”田禕無奈地笑道,“但是,持續作戰也是我們的作風。”

  新京報記者 戴軒 北京市疾控中心供圖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