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直擊武漢“封城”76天
2020年04月08日00:19

  原標題:銳參考 | 外媒直擊武漢“封城”76天

  參考消息網4月7日報導(文/亞君)還有幾個小時,中國中部地區最大的城市武漢,將重新調整呼吸,融入到和其他城市一樣的脈動中。

  抵達這一刻,武漢用時兩個多月,總計76天,其間牽動著無數國人和諸多外國媒體的目光。

  “武漢‘解封’意味著中國在與病毒的鬥爭中找到了‘突破口’。”日本《朝日新聞》評價道。一些西班牙媒體則形容,這一曆程好似“看到了隧道盡頭的光亮”。

  “武漢保衛戰”,終於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而在外媒筆下,這座英雄城市得以重生所倚仗的,是國家,是人民解放軍,是數萬名“白衣天使”,還有無數市民個體表現出的堅韌與無畏。

4月7日,湖南支援湖北醫療隊的隊員在武漢火車站廣場淚別相送的武漢市民。(新華社)
4月7日,湖南支援湖北醫療隊的隊員在武漢火車站廣場淚別相送的武漢市民。(新華社)

  “颱風眼”:平靜表面下的爭分奪秒

  這兩天的武漢市區,人們開始重新走上街頭。儘管這隻是部分市民的“嚐試”,但與兩個多月前相比,已是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

  西班牙《國家報》記者1月21日首次探訪了這座人口比紐約還要多的城市。彼時,報導形容了疫情蔓延的最糟糕時刻:天氣陰冷潮濕、大街上的人戴著口罩……兩天后,武漢宣佈“封城”。自此,“昔日生機勃勃的武漢徹底變了樣”。

  一位大學教授告訴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站,封城後,“整座城市好像處於睡眠狀態”。本該熙攘的街頭只剩下堅守崗位的工作人員,形單影隻的路人步履匆忙,各種人間煙火似乎一夜間消散。

  武漢人的農曆新年,因此顯得更加冷清。然而《聯合早報》採訪的市民卻告訴它,身處“颱風眼”,似乎感覺更平靜。

  一位律師說,令人安心的是柴米油鹽供應充足。他和家人常去採購的超市貼出“絕不漲價”的告示,各種貨品的供應基本沒有短缺。

  智利留學生弗朗西斯科·伊瓦拉也有相同的感受。他和室友向智利《第三版時報》講述道,在“封城”的第一週,所有學生都養成了戴口罩、勤洗手的習慣。

  “影響最大的就是生活變得無聊,因為我們不能外出遊玩或聚餐。但情況並不像在媒體上所看到的那樣嚴重,而且物資沒有短缺。”他說。

  普通人的生活按部就班地向前。但在城市另一邊,爭分奪秒的“戰疫”行動已經打響。

  一支由450人組成的解放軍醫療隊除夕之夜(1月24日晚)抵達武漢。法新社注意到,其中有些人有過抗擊非典或伊波拉病毒的經曆。

  與此同時,“中國為抗擊新冠病毒疫情而在僅僅10天內建成了一家專門醫院。”美聯社報導稱,這標誌著中國第二次幾乎一夜之間建成專門醫院,以應對新疫情。

  西班牙《國家報》記者專門騎著共享單車前去探訪這座“特快”醫院(火神山醫院)。《國家報》後來的報導中寫道,“如此繁重的工作量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但一位工人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我知道自己肩負著艱巨任務,現在情況十分危急。”

  2月3日,當火神山醫院正式交付解放軍醫務工作者時,軍隊支援湖北醫療隊隊員馬淩接受央視採訪時說:“我想請全國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我們中國人民解放軍誓死不退!一定護佑大家的平安和健康。”

  截至今年3月初,解放軍先後派出3批次4000多名醫護人員馳援武漢。

  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3月2日在新聞發佈會上說,“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這句話,後來被很多外國媒體援引。

2月17日淩晨,空軍出動包括國產運-20在內的3型8架運輸機第四次向武漢空運676名軍隊支援湖北醫療隊隊員和一批醫療物資。(新華社 李賀攝)
2月17日淩晨,空軍出動包括國產運-20在內的3型8架運輸機第四次向武漢空運676名軍隊支援湖北醫療隊隊員和一批醫療物資。(新華社 李賀攝)

  “你不會飛,但你是我的超級英雄”

  包括解放軍醫護人員在內,中國醫務工作者的奉獻精神和拚搏精神也打動了不少外國記者。

  拉美社用“不眠不休抗擊新冠病毒”來描述這項工作的艱巨與緊迫。報導稱,醫護人員們疲憊不堪,口罩和護目鏡在他們的臉上留下印記,因為他們每天都要穿戴著這些裝備在重症監護室等崗位上工作很多個小時。

  西班牙媒體描述了1月26日在同濟醫院外看到的一個細節:透過醫院玻璃門,可以看到幾位護士在快速奔跑著照顧病人,病人大多數是打著點滴的老年人,那裡是一個大廳,甚至不是候診室,且沒有一張椅子是空的。

2月17日,在武漢同濟醫院光穀院區,青島大學附屬醫院醫療隊醫護人員帶領新冠肺炎患者練習八段錦。(新華社)
2月17日,在武漢同濟醫院光穀院區,青島大學附屬醫院醫療隊醫護人員帶領新冠肺炎患者練習八段錦。(新華社)

  自1月底開始,中國各地醫護人員響應號召,收拾好行李前往武漢。南京鼓樓醫院神經內科護士李紅豔也是其中一員。她於2月17日抵達武漢市第一醫院,因為擔心物資短缺,她和同事們在手提箱里裝滿手套、口罩、消毒劑、維生素,甚至包括成人紙尿褲。

  “從給病人喂飯到幫他們在床上翻身,所有事情都要由護士來做。”香港《南華早報》寫道,李紅豔告訴記者,她閉著眼睛都能記得所有患者的名字和症狀。

  “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完全沒有時間考慮自己的安危。”另一名醫護人員姚(音)告訴英國廣播公司,“我們還必須謹慎對待病人,因為許多人非常恐懼地來到我們這裏,其中一些人處於精神崩潰的邊緣。”

  回憶起疫情暴發後她自願留在抗疫一線的原因,姚答道:“我內心有一個強烈的聲音說‘你必須這樣做’。”

  事實上姚的答案,也是無數中國醫務工作者的選擇。到2月中旬,包括解放軍醫療隊在內,中國已派出3萬餘名醫務人員支援武漢,其中有1.1萬名重症專業醫務人員。

  拉美社注意到,儘管有1000多名醫務人員感染了新冠病毒,但他們中不少人在康複之後選擇繼續工作。

  醫務人員的辛勤付出,在全民抗疫看到勝利曙光之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回報”。

  3月9日晚的武昌方艙醫院,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經濟新聞網捕捉到一張特殊的照片。照片中,一位醫生身穿防護服,戴著口罩和護目鏡,如釋重負般躺在方艙醫院的空病床上。

  照片的主人公叫江文洋,當晚,他結束了在武昌方艙醫院最後一個夜班。第二天,隨著最後一批患者走出該醫院,武漢市的16家方艙醫院全部休艙。

  布宜諾斯艾利斯經濟新聞網發現,一位中國互聯網用戶在江文洋照片下面的評論區寫道:“你不會飛,但你是我的超級英雄。”

  他們挺身而出,幾乎是“一種本能”

  “英雄”這個字眼,不僅用來形容解放軍和醫護人員,也被外媒賦予了更多的普通人。

  美國《紐約時報》把目光投向“中國隨處可見的外賣騎手和快遞員”。

  “這項工作艱巨而危險。”報導寫道,為了降低感染風險,騎手張賽被要求“不得將食物送到顧客的家門口”。然而,當得知顧客年紀大,無法下樓後,張賽“心軟了”。

  《紐約時報》表示,在被封鎖的武漢,快遞小哥讓新鮮的肉類、蔬菜和其他物資流向有需要的人。他們運送著食物,也運送著希望。

  另一名騎手李峰傑(音)的故事,則引起了美國《時代》週刊的關注。報導稱,武漢的公共交通停擺後,李峰傑步行了30英里(約合48.3公里)回去上班。

  “我有一種責任感,因為我管理著一個騎手團隊,那時有一部分人仍然在武漢幹活,所以我必須過去支援。”他對《時代》週刊說,“所有的醫生和護士都趕往武漢支援,我們這些騎手也應該在前線跟他們並肩作戰。”

1月31日,在武漢市漢陽區,外賣小哥在空曠的馬路上合影留念。(新華社)
1月31日,在武漢市漢陽區,外賣小哥在空曠的馬路上合影留念。(新華社)

  對於很多普通人而言,選擇挺身而出、並肩作戰,是“一種本能”。

  “疫情暴發後,我所在大學的學生會立即成立了一個誌願者小組,接送醫生和護士並向鄰近社區運送食物。我說服了父母讓我加入,我告訴他們,有一天他們也會需要像我這樣的誌願者為他們提供幫助。”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學生王新義(音)對埃菲社記者說。

  埃菲社盛讚誌願者大軍幫助武漢屹立不倒。對此美國《時代》週刊也表示認同。《時代》週刊解釋道,誌願者們彙成了一支非正式的市民力量,來照顧負擔過重的政府無法滿足的緊急需求。

  “他們的行為是個人行為,比如一名年輕女子給環衛工人發口罩,一位母親租用一架直升機來運送物資。各種網絡被調動起來,比如通過社交媒體建立的為夜以繼日工作的醫護人員採購和遞送衛生用品的網絡……”一位要求不具名的32歲女性對美媒說:“我沒想太多。我只是認為這是我需要做的事情。”

  除此之外,埃菲社還注意到一些“最顯眼的誌願者”:戴著紅袖章併負責在小區和建築物出入口進行防控和安保的人員。

  “我是一名黨員。”一位在住宅區入口處工作的誌願者自豪地說。

  “我相信這裏,我們將留在這裏”

  因“封城”而留守武漢的,還有一個特殊的群體——在華工作生活的外國人。

  法國全科醫生菲利普·克萊因在疫情發生後沒有離開武漢。他主動提出將診所房間提供給政府使用,而他自己則爭分奪秒,為病人提供上門服務。

  智利《第三版時報》網站報導稱,這位醫生開著自己的車行駛在武漢的街道上,他不擔心自己會被傳染。克萊因說:“我們是科學家,如果自己都感到害怕,我們將無法幫助患者。”

  另一名科學家蒂莫·巴爾茨教授不是醫生。他在武漢大學任教,專業領域是雷達遙感。在“封城”的第一週,德國《西塞羅》月刊網站編輯電話採訪了蒂莫·巴爾茨。

  “在緊急情況下,您會感到安全嗎?”蒂莫·巴爾茨回答道:中國有抗擊“非典”的經驗,武漢設有大型研究中心。這裏有專業知識。我相信這裏的系統,即使患者數量之多令人生畏。但中國有能力。

  他還向《西塞羅》月刊網站介紹道,當地政府努力做到儘可能開放。“手機也能接收到信息。還有針對外國人的電話號碼,可以用英語詢問情況。也有24小時熱線電話……”

一些留在武漢的外國留學生成為誌願者,參與疫情防控工作。(新華社)
一些留在武漢的外國留學生成為誌願者,參與疫情防控工作。(新華社)

  在某種程度上,克萊因與巴爾茨或許是最早一批向外界講述武漢真實狀態的外國人。克萊因對中國人民在逆境中爆發的力量感到欽佩。他對智利《第三版時報》網站說,“中國人在抗擊這場疫情的過程中表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勇氣、紀律和團結。試想一下,一個歐洲國家是否有勇氣採取如此嚴格的隔離措施。毫無疑問,我們無法做到以同樣的方式來處理疫情。如何應對未來的危機,我們應該反思”。

  德國專家比約恩·納山也表達了相似的觀點。3月中旬,他接受德國《世界報》網站採訪時直言:“與其嘲笑中國的抗疫措施,不如更認真地去傾聽。”因為,這些措施顯示出效果。僅過了6個星期,中國的感染人數就迅速減少,公共生活已開始逐漸恢復正常。

  武漢,小心翼翼地調整呼吸聲

  對武漢而言,3月18日是一個裡程碑。當天,武漢市第一次沒有出現新增確診病例。用西班牙《世界報》網站的話說,“這座城市重新看到了曙光”。

  而中國最高領導人3月10日視察武漢之行,則被認為“首先傳遞了一切正在逐漸回到正軌的信號”。

  “此後,政府開始放寬對湖北的防控措施,允許部分工廠及其他認定為重要級別的企業復工復產。”美聯社寫道,到3月底,公交和地鐵也恢復了運營,火車站重新開放,數以千計的旅客來到武漢。

  西班牙《世界報》網站4月2日描述了這樣一個的場景:站在江漢路地鐵站的自動扶梯上,兩個多月來第一次坐地鐵的21歲武漢大學女學生李武玲(音)激動得身體發顫。儘管戴著口罩,但仍然能感覺到她臉上的笑意。李武玲說,她坐地鐵只是想重溫那種在搖擺的車廂里被陌生人包圍的感覺。

  李武玲的同學則說,“我必須上街親眼看看,街上是否有行人,商店有沒有開門。看到我的城市一點一點地甦醒,感覺真是太好了。”

  這不是兩位大學生才有的想法。一位英文名叫凱特的女老師在楚河漢街步行街購物。她對美聯社記者大聲說:“我太激動了,我想哭。”

  她還說:“在家裡睏了兩個月後,我想跳躍。”於是,她激動地跳躍著。

3月30日,人們在楚河漢街逛街。(新華社)
3月30日,人們在楚河漢街逛街。(新華社)

  在最新一波前往武漢的旅客中,有一位是西班牙《阿貝賽報》網站記者巴勃羅·M·迭斯。他在武漢入住了允許接待外國人的威斯汀酒店。進門前,他的行李箱和衣物被工作人員噴灑上了消毒劑,他的腳則踩過一個濕墊以防止病毒粘在鞋底。

  工作人員艾格尼絲·吳(音)告訴他,和很多滯留武漢的外地人一樣,她要等到4月8日以後才能離開這裏返回自己的家鄉與家人團聚。談及於此,艾格尼絲·吳的口罩掩蓋不住笑容。

  巴勃羅·M·迭斯寫道,深夜到達武漢後,還有身穿白色防護服的工作人員對他說:“現在我們為西班牙加油!”

  隨著“解封”日的到來,武漢的社會氣氛似乎輕鬆了很多。不過,這裏仍然謹慎地迎接著最後倒計時。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站4月6日援引湖北省委常委、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的話說,管控措施的解除,絕不意味著疫情防控工作的放鬆。要堅持“動與靜”“防與放”相結合。

  而在武漢市內,民眾仍然小心翼翼。西班牙記者馬卡雷娜·比達爾·莉伊在街頭看到,開放的銀行里,員工還穿著防護服;養老金領取者之間的距離超過一米;一位阿姨買完菜很快就離開,因為規定她只能離家兩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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