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是否降薪難決斷 足協俱樂部互踢皮球
2020年04月08日07:00

  原標題:中超是否降薪難決斷 足協俱樂部互踢皮球

  來源:北京青年報

  受疫情影響,包括歐洲五大聯賽在內的全球絕大多數主流足球職業聯賽均已停擺,隨之而來的是國際足聯有關“足球從業者減薪”的倡議及包括亞洲在內各大洲職業俱樂部推出的不同幅度的人員減薪舉措。中超俱樂部會否緊跟這一潮流?雖然答案尚不得知,但近期已有部分國內俱樂部就相關問題諮詢中國足協,並希望後者提出指導性意見。俱樂部把“球”踢出,中國足協是“接”還是“回傳、轉移”,這的確頗具技術含量,也頗費心思。

  全球掀“減薪風暴” 亞洲足壇緊跟節奏

  疫情持續發展背景下,球員減薪在足球界已形成全球性話題。截止到4月初,全球已有多個國家(地區)聯賽俱樂部推出了人員減薪措施。在各大洲中,歐洲足球技術水平及職業化程度最發達,在“減薪”方面邁的步子也最大。從瑞士錫永俱樂部主席直接解僱9名不願接受降薪球員開始,“減薪風暴”在全歐洲足壇範圍內迅速掀起。在他們當中,來自意甲的尤文圖斯、德甲的拜仁、西甲的巴塞羅那、馬德里競技均旗幟鮮明地豎起“減薪”大旗。擁有C羅的“老婦人”甚至決定停發全員3月至6月的4個月薪水。巴塞羅那一線球員也“放棄”接受“ERTE(臨時就業條例)”的保護,同意在疫情期間減薪70%且不會在疫情結束後追討此部分薪酬的方案,並同意額外拿出2%的薪水,確保俱樂部其他人員正常酬勞的發放。

  疫情對亞洲足壇的打擊同樣明顯。亞足聯3月初出台的一份評估報告顯示,僅亞冠聯賽小組賽及中、日、韓三國聯賽的推延,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就不少於9億美元。而隨著疫情延續發展,這一數字還會被不斷改寫。亞足聯各會員協會國(地區)及其聯賽既然短期內“開源”無門,也只能主動“節流”,管理機構及俱樂部的減薪成為必然。比如韓國足協3月26日就已經宣佈部門及以上級別高管自動減薪20%,直到今年底。一天后,澳州足協也宣佈,其七成員工回家待崗。韓國足協在40強賽暫停進行後,面臨了和澳州足協同樣的經濟困境。3月30日,泰國足協也宣佈減薪,就連泰國隊日本籍主帥西野朗也減薪五成。越南足協同樣計劃削減其國家隊教練組人員的薪酬。

  中超是否減薪 俱樂部把“球”踢給足協?

  和歐洲及亞洲其他國家(地區)足壇一樣,中國足壇受疫情影響遭受的經濟損失直接而巨大。沒有比賽的日子裡,各級國內足球俱樂部在財政方面入不敷出,關於“減薪”的呼聲於是漸漸在國內足壇響亮起來。在此之前,中國足協一直沒有就此問題作出公開回應。一方面,國際足聯雖對足球界“減薪”表達了一定觀點,但發聲僅限於“建議或意見”層面,並不具備嚴格的強製力或約束力。在由球員與俱樂部構成的足壇勞資關係中,其薪酬發放問題的責任主體不是各會員協會而是俱樂部。

  另一方面,和歐洲、亞洲俱樂部情況不同,雖然國內各項正式足球賽事也處於停擺,但教練員、球員及俱樂部其他工作人員並沒有停止工作。相關業內人士分析,球員在疫情警報沒有完全解除的情況下,堅持訓練,足協及有關方面也提出“春季大練兵”的具體要求,那麼如何給球員減薪?俱樂部很難開口。他們受資金運營壓力所致希望減薪,也需要找到一個合適的“出口”來落實具體措施。於是不難理解他們向中國足協“索求”減薪指導意見的舉動。

  足協“接球”也犯難 決策遭遇“真空地帶”

  國內俱樂部人員特別是球員、教練員要不要減薪?中國足協的確很難做出答覆。首先,和發達歐洲職業聯賽從業者的勞動權益受各種足球組織及成熟行業與社會保障製度保護不同,國內職業聯賽從業者的薪酬發放問題帶有比較單一的“俱樂部說了算”色彩。舉例來說,在柏斯光榮對本俱樂部人員大幅減薪後,澳州球員工會決定起訴該俱樂部替俱樂部人員維權,但中國足壇沒有類似“球員工會”組織幫球員維權。中國足協作為行業管理機構參與製定聯賽競賽規則及必要的監督,中超公司負責中超聯賽整體經營。而不負責俱樂部具體人員的薪酬發放。

  球員受聘於俱樂部,亦是企業的一員,其工資發放標準嚴格來說不該由足協來定。那麼中國足協即便就減薪問題提出意見,也只能帶有“建議性或指導性”。

  回望中國足壇摸索職業聯賽發展的曆程,不難發現,雖然早年業內亦沒有成立“職業聯盟”,但中國足協對於聯賽重大問題的決策及決策執行曾推出比較嚴格的規定,並先後設立了諸如中超聯賽委員會、中甲聯賽委員會、職業聯賽理事會等議事決策機構。而如今類似機構已不複存在,“聯盟”又尚未掛牌成立,於是在處理各類聯賽疑難問題上,無論足協還是俱樂部都遭遇“真空地帶”。

  俱樂部投入銳減 各方“減薪”易產生默契

  說到歐洲主流聯賽大量俱樂部加入“球員減薪”陣營,就不得不提到於2013/2014賽季正式實施的《歐足聯財政公平法案(FFP)》。歐足聯製定該法案,旨在規範各俱樂部的財政行為,控製俱樂部財政赤字,並對違反規定的球隊予以處罰。2014年5月17日,歐足聯宣佈,英超曼城及法甲巴黎聖日耳曼因違反該法案有關收支平衡的規定被重罰6000萬歐元,兩隊同時被要求降低工資標準、限製單筆交易最大額。從該法案落實情況看,歐洲足壇打擊“俱樂部非理性消費”的力度與決心都很大。於是不難理解,當下各歐洲豪門俱樂部在收入銳減情況下大幅降低球員薪資的用意。

  中國職業足壇目前雖沒有照搬“歐足聯財政公平法案”,但中國足協近年來在規範聯賽財務及治理職業俱樂部經營環境上還是付出了巨大努力,在規則製定方面也逐步向國際先進區域靠攏。比如2018年12月20日在上海舉行的當季中超、中甲聯賽總結會上,對三級職業聯賽俱樂部從2019至2021賽季的單季總投入額度、投資方註冊額度、俱樂部虧損額度都設定了比較明確的數字。此外,對各級俱樂部單季薪酬發放額度所占總投入的比率也作了具體約定。如2020賽季中超俱樂部(含一線外援、國內球員、預備隊球員)薪酬比例不得超過總投入的60%。那麼從這個角度來說,“減薪”與聯賽環境治理方向一致,同時也滿足俱樂部減負之需。

  還有一點影響國內俱樂部“減薪”問題,那就是在國內職業足壇經曆多年摸索與沉澱後,俱樂部特別是中超俱樂部從最近兩個賽季開始,投入漸趨理性。一位俱樂部投資人代表對北京青年報記者透露,在去年底、今年初溝通過程中,多家中超俱樂部投資人都表達了“縮減投入”的想法。而由於“職業聯盟”遲遲未能推出,部分投資人對於未來聯賽前景充滿了不確定性,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甚至產生了“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經營想法。今年國內職業足壇轉會市場的相對冷清,以及標王身價呈大幅度縮水的現實就是上述想法很好的佐證。這位俱樂部負責人說,“我感覺今年國內轉會市場已經回到了大概10年前的樣子。對於一些經營上有資金壓力的俱樂部來說,‘減薪’符合他們的利益訴求,他們需要找到一個合理‘出口’去落實這個想法。”

  按照計劃,中超公司將於本週四舉行董事會議、股東會議,而利用這樣難得的線上聚首之機,俱樂部想必也會對“減薪”問題敞開心扉。不過,中國足協回答此類問題要謹言慎行,合理把握“意見”與“規定”之間的度。文/本報記者 肖赧 統籌/杜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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