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聰:我非常不讚成很多父母把《傅雷家書》當作聖經來讀
2020年04月07日13:24

原標題:傅聰:我非常不讚成很多父母把《傅雷家書》當作聖經來讀

傅敏 鳳凰網讀書

在跨文化傳播的世界,翻譯家的名字總與譯作共存同生,如林紓與《茶花女》,如梁實秋與《莎士比亞全集》,又如傅雷與《約翰·克利斯朵夫》。

傅雷,一生專於法國文學引進,主要翻譯羅曼·羅蘭、巴爾紮克的著作,同時也把自己隱於名家背後,無數個蠟炬成灰的夜晚濃縮為書封上兩個字。如今,人們再找尋關於他本人的事蹟,多半隻依託於那本《傅雷家書》,和被取名為“聰敏”的兩子的追思。

1954年,長子傅聰赴波蘭進修古典音樂,傅雷、朱梅馥夫婦開始與之跨洋寄信,直到1966年兩人決絕離世,傅雷一家在文學史上的留痕,幾乎僅剩遠在他鄉的傅聰手中那近200封有拳拳之心、殷殷之情的書信。多年後,家書出版,人們才讀到傅雷,同時也將傅聰的成功歸於知識分子家庭嚴苛的教育,當然,還有說教、控製、父權等負面聲音出現。無論如何,這些都不是傅家的全貌。

今天,恰逢傅雷先生112週年誕辰,為紀念,為緬懷,更為重新認知《傅雷家書》,本文把由傅雷次子傅敏整理出版,已成為國際知名鋼琴家的傅聰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提到過有關家書、父親的對話內容摘編出來,作一導讀。

對於傅雷先生的家教背景、理想信念乃至真正的價值觀、政治立場,曆來眾說紛紜,而今能為其代言的,或許是墓誌銘上那行字: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

不要把《家書》當作《聖經》來讀

郭宇寬:傅聰先生,很多人瞭解您,往往是通過《傅雷家書》。

傅聰:我已經聽很多人說,我父親的信寫得那麼好,當年之所以寫下這些家信,就是準備發表的。我覺得非常荒謬,怎麼會這麼去理解呢?父親是個譯筆非常好的譯者,文筆非常好的作家,但不能因此而說他是為發表而寫的。

我父親是很剛正的一個人,他正式發表的東西都很嚴謹,很理性,當然也有讚美貝多芬那種熱情如火的文字,但絕少婆婆媽媽,舐犢情深,正式文字裡絕對沒有。而給我的信里,他任真情流露,不加克製。假如他是準備發表的,用字會有分寸得多。

所以我要借此機會特別聲明:家書得以與公眾見面,完全是歷史的偶然。其中大部分書信,我弟弟一九七九年來倫敦,也是第一次看到,他愛不忍釋,如對親人······

郭宇寬:很多人心目中,印象最深的是您被傅雷先生耳提面命受過非常嚴格的教育。

傅聰:我覺得大家好像都忘了老夫現在也六十八歲了,人家老是問我家書的事情,好像我還是個小孩子似的。不過,我自己感覺我還是像個小孩子似的。

郭宇寬:很多人在自己的父親去世以後,往往回過頭來後悔當初沒聽父親的話。您現在也經過了人生很長的曆程,回過頭來看看,是不是也有這種感覺?

傅聰:我們是在同一條路上走的,就像爸爸信里說的那樣,“兒子變了朋友,世界上有什麼事可以和這種幸福相比的?”真的是這樣。最近我看到當年他寫給香港的一個朋友的信,裡頭有一段專門分析我的文字,哎呀,爸爸真是瞭解我,對我看得是一目瞭然,看到了骨子裡頭。

郭宇寬:對於《傅雷家書》,很多父母是當作《聖經》來讀的。

傅聰:這很危險,非常危險,我非常不讚成。我跟你講個故事。有個廖衝,我很喜歡這個女孩子,性格非常純潔直爽,像個男孩子似的,音樂上也很有才能。她跟所有的人一樣,很喜歡讀家書,也被這本書感動,可是,她看了家書,對我說:“這樣的父親怎受得了啊!”

郭宇寬:對家書,除了受感動以外,我也感覺出來傅雷先生非常可愛的一面:他多次提醒您,一定要多寫信,多給他回信。可以感到您父親有非常愛護子女之情,但是有一點嘮叨。

傅聰:那個時候他非常孤獨,內心非常痛苦,有很多話只能夠跟我交流,所以渴望我多給他回信。但那時我的音樂會很多,工作很忙,覺得最重要的是要做到父親期望予我的對藝術的忠誠。這一點我是永遠覺得很慚愧,很內疚。

1954年,傅聰在波蘭準備演出

聽眾:傅聰先生,我在蘇立群寫的《傅雷別傳》里看到,您七八歲開始學鋼琴的時候,父親經常在樓上聽到您練琴不對勁,就會下樓來對您嚴厲地打罵。他的信條是棍棒底下出才子,當時甚至把您捆在門外。您後來成為藝術家,是因為您後來對音樂的一種天才,一種理解,起了作用呢,還是您父親的捆綁之功?

傅聰:父親並不是因為我彈琴時候的頑皮,才把我捆綁在門外。其實,男孩子淘氣,在沒有開始學鋼琴以前,就發生過多次這樣的事情。我十一歲以後,中斷了彈琴,那時候我就開始反抗父親,很激烈,甚至於要出人命的呀!至於說他的信條是棍棒底下出人才,那是無稽之談,父親從來不是那麼認為的,那是後來鄰居得出的所謂結論。到了“反右”的時候,有人就拿這個所謂的信條來批判父親。

聽眾:傅聰先生,我們談論到您的時候,往往會很自然地把您跟您父親聯繫到一起。我想問一下,您父親的成功,對您來說是一種光環呢,還是一種動力,一種壓力?

傅聰:怎麼說呢,兩者都是,不過壓力恐怕是無形中存在的,並不是我 aware of it (感知)。有些朋友說,“你父親對你這種期望,所以你永遠有種壓力”,我家裡人也這麼說過。他們都看到我有時候活得相當苦,活得並不那麼容易。所謂苦,也包括痛苦,或者艱苦,兩者都有,不過也不缺少歡樂。不要以為我永遠在那兒哭哭啼啼,沒有這回事,我笑的時候比誰都笑得痛快。動力嘛,假如一個人自己本身沒有一種生命力在那兒,要靠外在的什麼東西作為一種動力,我看這也是有限的。

(原載《愛樂》二零零四年一、二月號合刊)

不是父親與兒子的問題,是學問的問題

傅聰:其實我童年、少年時期,與父親的關係並不融洽。直到十七歲,父親看到我立誌要學音樂,但沒有問他要一分錢,覺得我很有骨氣,很有誌氣。那之前我一個人在昆明滾打了三年,人成熟了很多,基本上已經與父親有了那種朋友之間的關係。父子之間成為朋友是一個逐漸的自然而然的演變。

梅冬:當時,您媽媽在給您的信中也說到:聰兒,你像你的父親一樣早熟。

傅聰:我出國的幾年變化比較大,自信心也多一些了。一九五六年回上海,跟爸爸聊天的時候,那種特別的感覺,就是父親和兒子真的變成朋友了!我說的很多話,他都會肅然起敬,我講音樂上的道理,他覺得已經到了一個水平。對他來說,這不是父親和兒子的問題,是學問的問題,在學問面前他是絕對的謙虛。

我記得一九五六年暑假我到上海,在家裡覺睡得很少,跟家裡人有說不完的話,特別是跟我爸爸,簡直是促膝長談啊!談的是各種各樣題材,音樂、美術、哲學,真是談不完。後來我回到波蘭,爸爸給我的信上說,“談了一個多月的話,好像只跟你談了一個開場白。我跟你是永遠談不完的,正如一個人對自己的獨白是終身不會完的。你跟我兩人的思想和感情,不正是我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嗎?清清楚楚的我跟你的討論和爭論,常常就是我跟自己的討論和爭論。父子之間能有這種境界,也是人生莫大的幸福。”

梅冬:您還記得離開上海時,父親的臨別贈言嗎?

傅聰:爸爸的臨別贈言,共實我從小就聽他說過——先做人,再做藝術家,再做音樂家,再做鋼琴家。對我來說,怎樣做人是一個很天然的事情,我從小已經有了一個很明確的信念——活下來是為了什麼?我追求的又是什麼?父親說先要做人,然後才能做藝術家。藝術家的意思是要“通”, 哲學、宗教、繪畫、文學……一切都要通,而且這做人裡頭,也包括了基本的人的精神價值。這個面很廣,不一定要在琴上練的,而是要思考,我的這種思考無時無刻不在進行。

梅冬:您可以談談《家書》對您的影響嗎?

傅聰:憑良心說,《家書》我很少看,為什麼?我不忍卒讀啊!翻翻家書,我就會淚如雨下,就整天不能自持,整天若有所思,很難再工作下去。

可是《家書》里說的話,我從小也聽爸爸經常說,我自己說出來的話,就像爸爸在《家書》裡頭說的,我寫給他的信,就好像是他自己寫的似的。所以《家書》里的話已經刻在我心裡很深很深。特別是父親的遺傳,我現在一想起,眼淚就忍不住了!那裡邊真是一個大寫的“人”字!父親那麼純真、簡樸、平凡,可他有真正的人的尊嚴。

對父親,我記憶最深的是他受煎熬的心靈,他的孤獨,內心的掙紮,與社會的不能和諧,理想和現實的衝突。出國前我在北京的時候,他曾經用詩一般的語言給我寫信,像寫懺悔錄似的,寫大自然怎麼樣冰封,小草怎麼樣在嚴寒折磨之下長出來,應該感謝上蒼。可惜那些信都沒有了,假如還在的話,可能是所有家信里最感人的!

我目睹父親受苦受難,這也是我早熟的原因。我很早就看到人類靈魂的兩極,人的靈魂里有多少又渺小又神聖、又恐怖又美好的東西啊!莎士比亞筆下的世界我很早就在家裡看到了,哈姆萊特和李爾王的悲劇我也看到了——當然我這是舉一個例子,井不是說我家裡真的發生這樣的事情,可是家裡那種大波大浪我是從小跟它一起成長的。這些經曆不是人人都有的,這些經曆也更使我有了人生的信念。

1956年,傅雷夫婦與傅聰同遊

我當年在父親身邊的時間很短,真正學到的東西其實很少,大部分都是後來自己學的。父親開了一個頭,給我指引了一條路。但如果你們認為我的一切都是從我爸爸那裡學來的,那就把他看得太大,也看得太小了!他不過是中國幾千年優秀傳統文化一個非常突出的代表。

我覺得我離父親對我的期望還有距離,有很多地方我沒有做到,這是非常慚愧的!有些原因是天性上的,在一般生活小節上,他比我嚴謹很多。他的寫字檯永遠是一塵不染,所有東西都擺得井井有條。他做人也是嚴謹的,朋友來信一定回,如果朋友信中有什麼話令他有感觸的話,他會洋洋灑灑像寫一本書一樣地回一封信。我就依不到這一點,能打個電話就不錯了,要我寫信就太辛苦了!我在國外幾十年,尤其是父母過世之後,基本上不再寫什麼中文了!多苦啊,寫一封信要花幾天,要真是那樣,我也不用練琴了,得放棄了!那樣的話,真是愧對江東父老!所以在《傅雷家書》里看不到我的回信,因為我不願意發表出來,我覺得那些東西太幼稚了!那個時候的我跟現在的我,雖然本質上沒有什麼區別,但是在深度和廣度上有距離。

(原載《群言》二零零三年第一、二期)

傅雷——中國知識分子典型的見證

冬曉:《傅雷家書》已由三聯書店出版,您有些什麼想法,願意向讀者講些什麼嗎?

傅聰:父親一過世,歐洲就有好幾個雜誌的負責人問我這批書信,因為在國外很多朋友知道爸爸給我寫了許多信,我那時的妻子也收到他不少信。有個出版社多次問我,願出高價,我都拒絕了。我覺得爸爸的這份家信是有永恒的價值,是一個很特殊的中國知識分子典型的見證,我不願意讓這些書信成為任何一種好意或惡意的勢力的工具。現在由三聯書店出版,我高興,但有時也有些doubt。

冬曉:疑慮?

傅聰:這詞不好譯,不是對某個人、某件事的疑慮,而是自己思想上的東西。含義不同,難譯。

我爸爸是個赤誠的人,不僅對我,對朋友也這樣。心裡怎麼想就怎麼寫,他的內心生活全部在信中反映了出來。但這些信都是五六十年代寫的,都帶著當時的時代氣氛和他的心境、情緒。雖然他一直坐在書齋里,但從信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跟當時的社會生活血肉相連。不過有些想法,我想如果他還活著的話,可能會很不同。

冬曉:那是反映了當時條件下,一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感情。

傅聰:這些信的價值正在於此。剛才說我還有些doubt,就是說他在某個時期對自己做了相當多的解剖、自我批評。現在看,有一些可能還要回到原先的認識上去。如他一九五四、五五年到社會上去,看到了整個國家轟轟烈烈的建設景象,深受感動,又說看了許多解放戰爭、革命戰爭時期的小說,補了課,使他感到他以前的“不能夠只問目的不問手段”的認識是書生之見。可是我覺得,他原來的這個見解卻是對的。經過十年浩劫,甚至一九五七年以來的歷史,證明了只問目的是不行的。也許我有點杞人憂天的doubt。爸爸在國內文藝界有一定聲望,大家尊敬他,這些家書出版後,會不會對有些內容不能從本質上去瞭解,而只從表面上去看?

冬曉:人們會理解的。在當時,他在信中反映的就是一個老知識分子對國家的那種虔誠,那種熱愛。他急於要跟上新的時代,急於要使自己融合到新的時代中去,所以他努力地跟隨形勢、否定自己,那是一種真摯的感情。

傅聰:也許我在西方待久了。我認為,一切信仰沒有經常在懷疑中錘煉,是靠不住的,是迷信。 我覺得我們知識分子對造成現代迷信也有責任。知識分子應該像鳥,風雨欲來,鳥第一個感受到,知識分子最敏感,應該永遠走在時代前面。可是我們也參與了現代迷信,沒有盡到知識分子的責任。

爸爸說過,“主觀地熱愛一切,客觀地瞭解一切”。正因為中國人太主觀地熱愛一切,而不客觀地多作懷疑,多懷疑就不會盲目闖禍了。爸爸基本上是一個懷疑主義者,他說的“瞭解一切”,就包括懷疑。瞭解包括分析,分析就先要懷疑,先要提出問號。他在一封信里說:“我執著真理,卻又死死抱懷疑態度。”死抱住一些眼前的真理,反而會使我們停滯,得不到更多的更進步的真理。我想我們的社會的確不應該死抱住教條不放,應該不斷地探求新的真理。

冬曉:您認為這些家書中反映的最本質的思想是什麼?

傅聰:赤子之心。爸爸的信從頭到尾貫穿的最本質的東西就是這個。

看這些信,可以用這麼一句話概括這個人:他一生沒有一分鍾是虛度的,是行尸走肉的,他的腦永遠在思想,他的心永遠在感受。

他是一個在中國最優秀的傳統中植根非常深的知識分子(我說的是最優秀的傳統,從屈原一直到現在的傳統),同時又是五四覺醒的一代。他接受西洋的東西,絕不是表面的、生活習慣上小節的東西。現在在國外可以碰到很多生活非常洋化,西裝革履,家裡連中文也不說的人,可是這些人對西方文化根本沒有一點點真正的瞭解。而爸爸為什麼對西方文化能有真正的深刻的掌握和瞭解,就是因為他中國文化的根子紮得很深。

我爸爸責己責人都很嚴,是個非常嚴謹的人。這一方面是由於他有著東方文化的根,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從西方文化中來的,他的那種科學態度,很強的邏輯性,講原則,這些都是西方文化的優點,他是接受了這些優點的。他在翻譯《約翰·克利斯朵夫》這本書時說過,他受這本書影響很大。羅曼·羅蘭作為一個歐洲人,有這麼個理想:希望能夠把德國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兩個民族的文化取長補短,創造一個更燦爛的文化。我爸爸一輩子追求的就是希望在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間取長補短,融合創造出一種新的更燦爛的全人類的文化。

剛才說的赤子之心,還要講回來。我爸爸這個人也有很多缺點,因為他是個活生生的、豐富的人,他的缺點優點都不是一般的,都是比較大的。如他脾氣的暴躁,一時衝動不能控製,可以使人目瞪口呆。

傅敏:可是他同時又可以是絕對冷靜,很理智,很嚴謹。

傅聰:那絕對如此,一切都很強烈,幅度很大。最主要的一點,是爸爸這個人完全是真的。這跟知識的高低,品質的好壞沒有關係。

冬曉:我第一次見您爸爸是在鄭振鐸先生那裡,那時鄭先生就說傅雷一輩子要為“赤子之心”受累。

傅聰:他之所以是這麼一個很特殊的典型,說到最後,他是一個本真的中國人。中國人的特殊之點是感性第一,這感性第一說到底就是赤子之心。所以他雖然一方面那麼嚴謹,同時他又是一個大慈大悲的人,他的同情心非常博大,處處為人家著想,小處為兒子,稍大點為朋友,再大點為國家為民族著想,從他很多書信中可以看出這樣的態度。抱了這樣一種態度,再加上科學分析的能力,這樣的人就是優秀的人。社會上都是這樣的人,那這個社會就是理想世界了。

我每次回國來,常常一點點小事就馬上使我心裡暖起來,馬上就樂觀起來,因為我還是一顆中國人的心,感情也是中國人的。我覺得如果東方人能保持這種赤子之心,而又儘量學習西方人的理智、邏輯性、科學精神,這就是我爸爸一直孜孜追求的世界文化的理想。

冬曉:請談談傅雷先生對您做人最可貴的影響和幫助是什麼?

傅聰:他最強調做人,沒有這一條就談不上藝術,談不上音樂,一切都談不上。我覺得整個國家也一樣,國家要好的話,人的素質要好,人的素質用簡單化的方法來說明很危險,像小孩子看戲那樣,這是好人,那是壞人。其實好人壞人的區別並沒有那麼簡單。人類社會不管發展到什麼階段,一定會有矛盾,人也有智力的、品格的種種矛盾。後天能給人的素質以影響的除了感性上的東西——如新中國剛創立時全中國有那樣一種氣氛,我想那時候全中國的人都好像忽然變得好了很多,那是感性的東西,感性的東西占了很大部分。但單純靠這感性的東西是不夠的——一定要有理性的東西。我爸爸一輩子所追求的就是把感性的東西融合到理性里去,就是我剛才講的信仰和懷疑的問題。

你問我爸爸對我影響最主要的是什麼? 可以用一句話說:獨立思考。他是一個活生生的榜樣,獨立思考,從不人云亦云,絕不盲從。盲目的信仰很可怕,更可怕的是自己騙自己。

我認為爸爸是個文藝複興式的人物。歐洲的近代文明是從文藝複興開始。經過了四個多世紀的沉睡,除了經濟基礎,經濟結構,整個製度從封建走向資本主義的萌芽以外,還有很重要的一條是人的覺醒。那時歐洲資本主義還非常弱,但人已開始不安於人云亦云,不光是追求對宇宙提出問題,也開始考慮人活著為了什麼。我覺得我們也應該考慮這個。爸爸的信從頭至尾講的也就是這些。有了這個基礎,一切從這個基礎上產生的進步才可能鞏固,才是真正的進步。

(原載《與傅聰談音樂》修訂本,一九八一年春節)

本文節選自

《傅聰:望七了!》

傅敏/著

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4年11月

責編 | 巴巴羅薩

主編 | 魏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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