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約瑟夫·康拉德與他“看待世界的特定方式”
2020年04月05日17:12

原標題:我讀︱約瑟夫·康拉德與他“看待世界的特定方式”

《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約瑟夫·康拉德》,馬婭·亞桑諾夫著,金國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

波蘭裔英國作家和短篇小說家約瑟夫·康拉德的一生頗具傳奇。1857年12月3日,康拉德出生於沙俄統治下的烏克蘭,其父母因為民族主義立場而被沙俄政府流放。11歲時,由於父母死於政治迫害,康拉德成為孤兒,並由叔叔撫養成人。1874年, 康拉德加入法國海上商船船隊,並以水手的身份隨船出行。在隨後將近20年的時間里,他前往加勒比海地區、非洲的剛果、馬來西亞、印度以及澳州等國家和地區。他不僅認識到世界上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日益緊密的聯繫,而且親眼目睹歐美髮達國家在世界範圍內的殖民擴張。結束海上漂泊的生活後,他在英國南部的肯特定居、結婚生子並滿腔熱情地投入小說創作。以他的海上航行和個人旅行為素材,他創作了大量經久不衰的小說,為他贏得巨大聲譽的同時,也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壇上的重要地位。

康拉德的經曆充滿傳奇色彩,但要專門撰寫一部關於他的學術作品並非易事。在20世紀60年代,文學史學家諾曼·謝里把康拉德當做一個小說家,詳細考察其小說創作的各個特定源頭。跟謝里不一樣,傳記史學家如喬斯林·貝恩斯、弗雷德里克·卡爾、內誌德·內達爾和約翰·斯特普側重以康拉德的一生為主線,重點分析康拉德的寫作過程、財政狀況、家庭生活、與經紀人和出版社的關係,以及心理和生理健康狀況。其中,內達爾分別於1964年和1983年編輯的《康拉德的波蘭背景:波蘭朋友的往來書信》和《家裡人眼中的康拉德》是研究康拉德的重要史料。文學家專注於康拉德的文學作品。相比之下,傳記史學家則強調康拉德的各種生活經曆。文學和曆史學之間的隔閡使得讀者無法完整地理解康拉德和他的小說創作。在1983年至2008年之間,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九卷本的《約瑟夫·康拉德書信集》,這為後世學者研究康拉德提供了諸多便利和重要依據。讓人頗感遺憾的是,這套書信集只有200頁記錄康拉德從1857年出生到1895年發表第一部小說作品的信息。正如此,原始史料的匱乏對曆史學家如何解讀康拉德在這段時間的個人經曆和生活世界提出了諸多挑戰。

跟康拉德一樣,《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約瑟夫·康拉德》的作者馬婭·亞桑諾夫(Maya Jasanoff)時常跨越民族國家的疆界。在求學過程中,她經常在美國和英國之間往返。她先是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哈佛大學完成本科學位。隨後,她前往英國劍橋大學,師從德高望重的英帝國史學家克里斯托弗·貝利(Christopher Bayly),並攻讀碩士學位。不久,她返回美國,在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師從大名鼎鼎的英帝國史學家琳達·科利(Linda Colley)。讀博期間,她以在埃及和印度生活的英國藝術收藏家為中心,考察了大英帝國在這兩個國家的殖民擴張。2002年,她順利完成博士論文《法國和英國在埃及和印度的帝國收集》並獲得博士學位。3年後,《帝國邊緣:英國在東方的生活、文化與征服:1750-1850年》正式出版。博士畢業後,她回到美國開始職業生涯,先後在維珍尼亞大學和哈佛大學曆史系擔任教師。

在學術研究上,為了理解康拉德這樣的曆史人物的生活世界和複雜經曆,亞桑諾夫立誌做一名跨邊界的曆史學家(border-crossing )。她經常追隨各種曆史人物的腳步,前往世界各地的檔案館蒐集史料。為了完成《帝國邊緣》,她在美國、英國、印度和埃及從事檔案研究。為了完成《自由的流亡者:革命世界中的北美效忠派》,她前往美國、英國、加拿大、中美洲的巴哈馬和牙買加、非洲的塞拉利昂,以及亞洲的印度從事檔案研究。為了完成《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約瑟夫·康拉德》,她訪問香港、剛果、法國、英國以及其它國家和地區。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康拉德的生活和作品,亞桑諾夫還特意花了四周時間乘坐法國達飛海運集團一艘名為“克里斯托弗·哥倫布號”的貨輪從香港到英國,親身體驗一百多年前康拉德的海上航行生活。到目前為止,她訪問的國家已多達70多個。

約瑟夫·康拉德

在史學方法上,《守候黎明》使用了全球視角。21世紀初,全球史在歐美史學界越來越流行。受這種史學思潮的影響,亞桑諾夫的導師琳達·科利把研究興趣從英帝國史轉向全球史。2002年,科利出版了《俘虜:英國、帝國與世界,1600-1850年》,從全球史的視野考察英國俘虜在地中海、北美、印度和阿富汗的經曆,及其背後所暗含的大英帝國在世界範圍內的擴張。5年後,科利出版了《伊麗莎白·馬什的苦難:一位非凡的女人是如何跨越海洋和帝國疆界進而成為世界曆史中的一部分》,詳細討論英國白人婦女伊麗莎白·馬什在英國倫敦、樸茨茅斯、伊比利亞半島南端的直布羅陀港口、地中海西岸的梅諾卡島、印度的加爾各答以及南美洲的里約熱內盧等地的生活經曆和各種遭遇,以及馬什是如何追尋她的英國人身份認同的故事。在從事全球史的探索過程中,科利把研究人物當做流動的主體,並在世界各大洲之間進行不斷移動。為了考察這些不斷移動的研究主體,科利使用了多點調查方法,並在世界上許多不同的研究地點從事檔案研究和資料收集工作。受科利史學研究的啟發,亞桑諾夫也把研究興趣從英帝國史轉向全球史。亞桑諾夫把康拉德當做一個流動的個體。為了瞭解康拉德的生活經曆,亞桑諾夫在亞洲、歐洲、中美洲、美國和其它國家和地區從事多點的檔案調查。更重要的是,亞桑諾夫把康拉德當作“全球世界中的一個公民”。以康拉德的個人遊記和文學創作為中心,亞桑諾夫試圖揭示康拉德所經曆的全球化世界。

另外,亞桑諾夫試圖從跨學科的視角來研究康拉德。在《守候黎明》出版之前,文學家謝里和傳記史學家貝恩斯等人的學術著作有助於讀者理解康拉德的文學作品和生活,但曆史學和文學之間的鴻溝使得他們不能把康拉德的形象及其作品完整地呈現給讀者。亞桑諾夫從小熱愛文學,並非常喜歡康拉德的小說《吉姆爺》和《黑暗之心》。在求學過程中,他在曆史學領域接受了專業的學術訓練。為了突破曆史學和文學之間的學科藩籬,亞桑諾夫試圖從跨學科的角度來重新解讀康拉德的人生和文學創作。一方面,她以曆史事實為依據,把康拉德的生活世界置放在世界曆史發展的曆史進程中。例如,在《諾斯特羅莫》中,康拉德預言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美國霸權以及令人不安的國際政局。為瞭解讀這部小說,亞桑諾夫提到了美國地緣政治家哈爾福德·麥金萊的地緣政治思想和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針對拉丁美洲外交關繫上提出的“羅斯福推論”。另一方面,由於《約瑟夫·康拉德書信集》只有200頁記錄康拉德從1857年出生到1895年發表第一部小說作品的信息,亞桑諾夫嚐試著使用曆史敘事、文本分析併發揮文學想像力來分析康拉德的個人經曆和生活世界。因此,《守候黎明》是一部文學與曆史學相結合的跨學科典範之作。

亞桑諾夫重點討論了康拉德的文學作品。19世紀90年代初,康拉德開始思考如何根據他本人的航海經曆來進行文學創作。1889年夏天,他出版了第一步小說《奧邁耶的癡夢》(Almayer's Folly),講述一位荷蘭富商在馬來西亞尋找黃金,並在熱帶叢林進行冒險的故事。自此之後,他集中精力從事文學創作,一生共寫作13部長篇小說和28部短篇小說,主要作品包括《黑暗之心》(1899年)、《吉姆爺》(1900)、《諾斯托羅莫》(1904) 和《密探》(1907年)等。《吉姆爺》講述了帕特納號海船上的大副吉姆耐人尋味的一生:他雄心勃勃,決心在這個世界上混出個模樣,卻在危急關頭臨陣脫逃。他一生只犯了一個刻骨銘心的錯誤,卻為此背上罵名,最後不得不以死贖回尊嚴。《黑暗之心》描寫英國貿易公司的海員馬洛為尋找該公司失蹤的貿易代表庫爾茨,前往非洲大陸的剛果進行探險的故事。在尋找庫爾茨的過程中,康拉德借馬洛之口向我們描述了歐洲殖民者在非洲大陸上的各種遭遇。《諾斯托羅莫》講述了南美洲科斯塔瓦那共和國薩拉科港口的碼頭工長諾斯托羅莫在一場軍事叛亂中救人民於水火,成為一名備受愛戴的政治領袖,卻因私慾膨脹,將埋藏的銀錠歸為己有而蛻變為一名可憐蟲的故事。《密探》描述了倫敦的一位密探是如何被捲入無政府主義者試圖炸掉格林威治天文台的陰謀中的故事,並借此探討無政府主義、間諜和恐怖主義。以《黑暗的心》、《吉姆爺》、《諾斯托羅莫》和《密探》為中心,亞桑諾夫通過敘事、想像和文學分析方法來解讀康拉德作品中各種人物的悲劇性特質、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歐洲文明的危機以及生命存在的意義等。

亞桑諾夫力圖透過康拉德的作品揭示其背後所暗含的全球化世界。在康拉德生活的19世紀中後期至20世紀20年代之間,國際局勢一直動盪不安,各種矛盾不斷交織,最終造成了人類曆史上損失慘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另外,為了爭奪原料產地和勢力範圍,歐美殖民帝國掀起了瓜分非洲的狂潮。在國際事務上,美國綜合國力越來越強大,逐步取代英國並獲得世界事務的支配權。康拉德生活的年代並未使用全球化這樣的稱謂,但他本人確實感受到了全球化的衝擊。一方面,他深刻認識到資本主義的發展及其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尤其是鐵路、電報和其它現代工業產品的發明極大地改善了人類生活,並拉近了人與人之間以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距離;另一方面,他注意到民族主義、帝國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等政治思潮造成了人們在政治立場和價值觀念上的混亂。《黑暗之心》揭露了比利時在剛果河流域進行的殖民統治,進而揭示了歐洲帝國主義的罪惡及其對非洲人民所造成的各種苦難。《諾斯托羅莫》以諾斯托羅莫的經曆為中心,折射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帝國主義在南美洲的擴張,進而造成當地政治局勢動盪不安。通過解讀《諾斯托羅莫》,亞桑諾夫試圖勾勒歐洲帝國主義和全球化對南美洲人民的影響,這包括西班牙帝國在南美洲的殖民活動、巴拿馬運河的開鑿和爭奪,以及美國霸權在南美洲的滲透等。

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康拉德存在種族主義傾向。在19世紀中後期,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高度宣揚歐洲白人至上,其他民族低劣的種族理念。受這種思想的影響,多數歐洲人認為西方社會是文明的社會,而非西方社會尚未文明開化。在給《黑暗之心》取名的時候,康拉德認為歐洲人在非洲開展文明“開化”工作是它的重要研究主題,間接暗示歐洲人是開化的人,而非洲人是野蠻人。庫爾茨把現代文明帶到剛果,但他在糧食斷絕且無法忍受饑餓的時候,說到“只有把黑鬼統統滅掉”剛果才會變得宜居。庫爾茨不能接受非洲人民砍頭並在樹頂上冠有一顆人頭的習俗,並迫切希望消滅當地人的這種行為。後來,在創作《福克》時,康拉德把場景設定在亞洲,並提到了當地人民的“食人”習俗,藉以暗示婆羅洲的亞洲人也是野蠻人。毫無疑問,康拉德存在明顯的種族歧視立場。

《守候黎明》是全球史領域中的一部力作,但也存在不足之處。在1875年或1876年,康拉德曾在委內瑞拉逗留過一兩天。但是,他並未花太多時間親身體驗南美洲的風土人情,且對南美洲的曆史並不熟悉。在創作《諾斯托羅莫》時,康拉德虛構了科斯塔瓦那共和國,也虛構了諾斯托羅莫和英國人查爾斯·古爾德等小說人物。康拉德的取材主要來自好友坎寧安·格雷厄姆和阿根廷籍英國作家W. H. 哈德遜等人所提供的地理知識和相關信息。在解讀《諾斯托羅莫》時,亞桑諾夫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南美洲的重大政治事件提供了背景知識,但康拉德在小說中並未提及它們。譬如,康拉德在小說中並未提到“羅斯福推論”。《諾斯托羅莫》取材於現實,但明顯脫離現實。從某種意義上說,亞桑諾夫通過解讀《諾斯托羅莫》進而揭示康拉德所生活的全球化世界的努力並不能讓讀者信服。儘管存在不足之處,《守候黎明》鼓勵著後來者從事更嚴謹且更優秀的全球史研究。(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