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代博憶潘德列茨基:音樂應當是浪漫主義的
2020年03月30日19:17

原標題:紀念|代博憶潘德列茨基:音樂應當是浪漫主義的

這個疫情肆虐、全世界人民通過隔離回到中世紀、不斷出現音樂家們感染病毒的三月最後的星期天,是“貝多芬協會·復活節音樂會”原定的開幕式音樂會的日子。當然,音樂會因為疫情已經提前被取消。

已經許久沒有機會走進音樂廳的人們,恐怕需要先接受一個和疫情並不正相關的重大事實,然後從中發現這一事件與疫情所共有的fin du siècle特質。人們看到了剋日什托夫·潘德列茨基先生去世的消息。

Krzysztof Penderecki 23.11.1933—29.03.2020

面對這一噩耗,我當然很難像幾年前評述布列茲之死那樣拿出一種冷靜而客觀的視角,甚至在三天前我還在家用聆聽貝多芬絃樂四重奏的方式紀念了貝多芬,昨天通過聽《霍萬興那》紀念了穆索爾斯基。可今天,至今沒有打開過音響,也沒有讓自己聽到過什麼音符。畢竟,潘德列茨基先生是那些作曲大師中,我唯一與之有過親密交往並給予我幫助的人。畢竟,我在他的莊園內完成過自己的兩部作品。

此時,我腦海中又回憶起了那些鮮活的場景,那些永遠只能成為記憶的瞬間。

還記得第一次與大師邂逅,是在2012年9月23日“華沙之秋”的音樂會上。那天的音樂會在開始之前,還為一位音樂學家舉行了默哀儀式。但那場音樂會後,大師急匆匆地回了克拉科夫,我真正有機會與大師坐下來交談,是在2013年10月9日下午的北京。

應當承認,彼時,我具有人在第一次見到自己偶像時的某種心態。想說的太多,卻不知道從何說起。經過短暫的有關音樂的一番討論,大師就聊到了自己最近的創作,說到他正在寫作的《豎琴協奏曲》。還說,對於豎琴這件樂器,他還有很多需要學習的東西。通過豎琴,我們又聊到了吉納斯特拉。我如同每一個年輕作曲家一樣,拿了一兩份自己的總譜放在了大師面前。我當然沒指望他會認真地看,也認同這僅僅是每個年輕作曲家都必然要經曆的某種儀式。其作為儀式的意義,可能遠大於實際意義。況且,我覺得只要我沒有得到對我譜紙或裝訂的誇獎,應該就算勝利。

但令我多少沒有想到的是,老人家看了樂譜之後,對我說了一句:我們認識得恐怕有點晚,我覺得我們還可以有更多的話聊。這令我著實很興奮,也開始對未來抱有某種期待。

一週之後,我在保利劇院聽到了他的為小提琴、中提琴與樂隊的雙協奏曲在中國的首演。關於作品最後的那段帕薩卡利亞,我說,這種半音化似乎包含某種悲劇性的特質。他告訴我,這是斯拉夫性。

在此後的幾次有關音樂的討論中,我也深切地體會到了傳說中他談論音樂的那種隨性。在2013年談到有關豎琴的作品時,他說他不認為帕努夫尼克為豎琴、長笛和絃樂隊所作的《交響協奏曲》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但在兩年後,他又說,帕努夫尼克對於大型作品的控製能力,在某些方面甚至比魯托斯瓦夫斯基要好。他一方面反對波蘭官方過度強調肖邦的波蘭性,另一方面又承認波蘭作曲家的優點恰恰在於其音樂中具有某種斯拉夫式的憂鬱。

讓我記憶最深刻的是,當我問及“有人稱您為新浪漫主義者,您怎麼看?”他回答:音樂應當是浪漫主義的。兩年之後,大師還用另一種方式讓我感受了一次他所謂的浪漫主義。

那是2015年12月11日的音樂會後,那晚恰逢我的圓號協奏曲在華沙首演,同一場音樂會上,他也指揮了自己的作品和德沃夏克的第七交響曲。音樂會後,大家照例來到餐廳,當被問及是否要wódka時,他饒有興致“Why not?”。出了餐廳,他似乎並沒有盡興,說要到附近的酒吧繼續喝。於是,我們一行人真的在那個極度寒冷的華沙冬夜,來到了某家擠滿了年輕人的酒吧。服務員表示裡面已經沒有位置了,於是大師在酒吧外的露天寒風中又喝了一杯。在餐廳的時候,潘德列茨基夫人就跟大家說:“你們不能讓他這樣下去。上次在聖彼得堡,他一個人喝的量超過了在場的所有俄羅斯音樂家。後來,有人小聲地提醒,我們這裏對於公共場合的飲酒量有規定,大師已經超量了……”這恐怕就是另一種斯拉夫式的浪漫主義吧。

當然,與大師度過的最溫暖的時光,莫過於2015年的那個聖誕節。那一年冬天,我與姐姐受潘德列茨基夫婦的邀請,在華沙的音樂會後,前往位於魯茲瓦維采的潘德列茨基歐洲音樂中心,參加了他們五十週年結婚紀念日的慶典音樂會,並在音樂會上與華沙愛樂樂團首席Maria Machowska演奏了大師的《第一小提琴奏鳴曲》和席曼諾夫斯基的《羅克珊娜之歌》。

慶典音樂會過後,我為這裏的寧靜與空曠所折服,當潘德列茨基夫人提出:如果你們願意,可以在這裏多留一晚。我絲毫沒有婉拒。那一天,我第一次有了《光之溪流》的靈感。當他們夫婦得知我和姐姐對下週的聖誕節並沒有特殊的計劃,甚至沒有特殊的考慮時,他們盛情地邀請我們與他們及家人共度平安夜和第二天的聖誕節午餐。這令我們受寵若驚,而又倍感榮幸。
聖誕節在大師位於克拉科夫的宅邸度過。晚餐是純波蘭式的,華美的餐具,當然還有波蘭式的13道菜,這讓我這個吃貨第一次感受到了戰鬥力的匱乏。在那個平安夜,如同他所有的家人,我們也驚喜地收到了聖誕禮物。次日午餐過後,有幸在大師的工作室演奏了他的鋼琴,琴上放著他創作中的歌劇合唱片段。處在傷風感冒中的大師,在聖誕平安夜依然進行著歌劇的創作與修改腳本。
席間,大師與家人的交談,話題海闊天空,從米歇爾·維勒貝克剛剛出版的小說《沉浮》(Soumission)到波蘭當年的政治變幻。在談到有關美國的話題時,他的親家——一位曾長居美國的波蘭商人,表現得異常興奮。但大師卻始終說:對於我來說,美國的一切都太多了,太多了。
必須承認,儘管是家庭聚會,波蘭式的聖誕節依然充滿某種莊重的氣質。而我最大的私慾則放在了那些甜點上。大師深受糖尿病困擾多年,卻又始終無法抵禦甜食的誘惑,遺憾的是在這一點上我與他有著同樣的愛好。更遺憾的是,我的小九九被他發現了。於是,大師讓人切下了他自己小小的那塊後,餘下的都成了我的。對於很多外人看來,潘德列茨基近些年依然風光不減,但這其中許多事並非一帆風順,也有許多事並非如他所願。
2014年,潘夫人安排了大師在秘魯的演出,由於拉丁美洲航空條件的特殊性,旅途的勞頓給大師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困擾。而從2015年之後的幾次會面中,他都反複跟我抱怨,這樣旅途式的演出讓他沒有辦法安心創作。自2015年中,波蘭政局發生變化之後,如同每一位藝術家一樣,貝協的很多活動也受到了困擾。他們一方面需要不斷地與pis黨新任命的官員打交道,又得時刻關注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變幻莫測的政治取向。這讓即使一生中都在此類問題上如魚得水的潘德列茨基夫婦也感到應接不暇,手足無措。
而我與大師的最後一次親切交談,是2017年的12月9日,在波蘭的魯茲瓦維采。我在那裡演出施尼特凱的《鋼琴五重奏》,並出席自己作品《囚徒的子宮》的演出。上午,他明顯表現出了某種疲憊——對於旅途勞頓的疲憊,對於不斷髮生的政治變局的疲憊。告別時,潘德列茨基夫人讓我們在來訪客人的簽名簿上留名,並拉著我們合影,在那個白雪紛飛的冬日的早晨。當時,我的確感到有點奇怪,畢竟,我們既不是第一次來,也不是什麼大人物。未成想,那竟是我們的最後一張合影。

此後,在2018年11月17日國家大劇院的後台,雖然我們有短暫的相見,但大師的身體已明顯不如從前。而音樂會後,往往也並不是交談的合適場合。再之後,就是關於他的身體每況愈下的新聞,演出中途取消的新聞,直至今日。

無論怎樣,對於現代音樂的作曲家而言,可能沒有人比潘德列茨基更為幸運了。在先鋒派風起雲湧的時候,他成為了那個時代的弄潮兒;在德國人普遍對波蘭表示愧疚,鐵幕另一側的音樂家又願意把目光放到東邊的時候,他得以得到最大的關注;在所有的先鋒派音樂家在70年代中開始陷入某種死循環的時候,他選擇回歸傳統,重新獲得音樂廳內觀眾們的掌聲。在這樣的背景下,那些先鋒派評論家們的斥責甚至對他產生不了任何負面影響。

前些天,看到一些樂迷在爭論:布列茲究竟作為一個指揮家的意義更大還是作為作曲家的意義更大?居然有人認為是前者。我想如果布列茲在世,一定不希望看到此類爭論,更不能接受這樣的定位。但是,潘德列茨基作為作曲家的地位,卻從未被他不盡如人意的指揮所動搖。無論人們持何種音樂史觀,對音樂有何種美學趨向,似乎很少有人能在大作曲家的名單上將他忽略。

對於潘德列茨基的每一次轉型,或許很多人都覺得有些投機。但是我始終願意提醒諸位兩點。作為一位作曲家,他能夠用不同的風格、不同的手法把音樂寫得很長,尤其是那首《路加受難曲》,讓我每次聆聽都無法容忍自己在中途停下。這對於現代音樂來講,實屬奇蹟。而對於其晚期作品《波蘭安魂曲的恰空》和《第二小提琴協奏曲》也足夠沁人心脾。另一點,可能往往被人忽略的是,恰恰是由於潘德列茨基和古萊茨基這些大師在70年代末的轉型,即他們對自己此前作品的某種反叛與否定,才給了後輩音樂家繼續開拓的機會。否則,年輕的音樂家們總要在大師已經建立的高峰上攀爬,永無天日。

當潘德列茨基回歸傳統時,事實上,他給了那些想在先鋒派道路上繼續走下去的年輕人以機會,讓出了這樣一條道路;而那些不願意對先鋒派投入更多熱情的人,也看到了另一條道路的希望。

我永遠記得,我第一次聽到潘德列茨基的作品是在1997年9月,當時只有九歲出頭的我,在吳老師家聽到了《致廣島死難者》。老師問我,聽到這樣的音樂,你是否還願意學習作曲?我說,我願意。

至於為何我沒有被這樣的音樂嚇到,我其實自己也難以給出什麼明確的解釋。可以清楚知道的僅僅是,我並沒有覺得這有什麼不合適,或者說,我認為這其中存在某一種美,而我願意接受和擁抱它。當我後來聽到他的《第二小提琴協奏曲》時,我依然沒有認為這樣的音樂語言讓我失望。我在與家人談及大師時,常常對他們夫婦用潘爺爺、潘奶奶這樣的親切指代。相比於他偉大而忙碌的一生,我的出現僅僅是微不足道的一些瞬間。在我的創作道路中也時常受到巴托比症候群的困擾,也曾對自己表示過懷疑。但每每想起那個溫暖的平安夜和這個節日中的祝福環節,就讓我覺得我得到過某種祝福,也承載著某種責任。
今天,從克拉科夫的朋友那得知,他們作為潘德列茨基家庭的朋友,也都無法出席大師的葬禮。由於3月24日波蘭總理府發佈的禁足令,現在波蘭所有的葬禮都不可以超過五人(不包括直系親屬)。對於風光了一生的潘爺爺而言,這種淒涼讓人難以想像,難以接受。或許事物總是要有些遺憾吧,就像他音樂中體現出的那種謙卑,就像他被問及他的音樂與諾諾有何區別時,他的回答。

2020.03.29

於北京

(作者係青年作曲家、鋼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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