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誤譯的問題,到底有多嚴重?
2020年01月10日19:13

原標題:名著誤譯的問題,到底有多嚴重?

東亞評論

“2000年以前,90年代、80年代出的那些譯本基本上是不能看的。”近日,翻譯作者李繼宏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發表的這番言論,引起巨大爭議。

在豆瓣網上,網友們專門建了“diss李繼宏”小組,僅有36名成員,共發3帖。

其實,早在2013年,李繼宏便公開表達過類似觀點,但引用了傅雷先生原話:“破除了情面,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翻譯書都要打入冷宮。”此外,李繼宏還指出一些名家誤譯,如徐遲先生在翻譯《瓦爾登湖》時,沒看懂梭羅在“結語”中提到的一種特殊的蟬(壽命僅17年,幼蟲一直在地下潛伏,直到生命最後階段,才上樹鳴叫),第一次譯成“16年蝗災”,第二次譯成“17年蝗災”。

然而,這番言論在當時未引起太多關注,如今卻招來一片辱罵。可見,人們並不看重意見本身,更看重提意見者是否夠資格:一個自己也有誤譯的晚輩,竟敢批評前輩,必然是“別人吹捧你,誇兩句‘青年才俊’,你還XX當真了”“貶低別人以突出自己,用這種秀下限的方式來為自己的新書做宣傳”,理應“為文人所不齒”。

用論人替代論事,用道德評判替代邏輯分析,背後是可悲的集體無意識。但辱罵之下,問題真的解決了嗎?

在接受北青藝評專訪時,一位翻譯家表示:“去掉李繼宏發言中誇張的部分,他說的其實都是翻譯界的常識。”

誤譯為何成了正統

經典名著誤譯多,早已是公開的秘密。

泰戈爾是一個顯例,他的詩譯成中文後,被收入語文課本中,但國人只將它們視為啟蒙讀物。因為從譯文看,用語過於嫵媚,與“東方詩哲”的稱號怎麼也對不到一起。

只看舊譯本,會覺得泰戈爾是一位“語言委婉、辭藻華麗、帶有女性氣質的詩人。”直到讀到泰戈爾詩的原文,詩人伊沙才發現,我們一直在膜拜的,竟是“山寨”泰戈爾。伊沙說:“其實,泰戈爾的詩和他形象很般配,剛猛、瀟灑且思想深沉。”

再去翻冰心的譯本,伊沙發現:“平均一首便有一處誤譯,也就是說,每兩三百字便錯一次,作為翻譯作品,整本書錯一兩處,就已經很紮眼了”。

伊沙把自己的發現放到網上後,卻引來網友們的圍攻,其中絕大多數是謾罵。伊沙說:“大家說來說去就一個意思:你怎麼敢和冰心比?”

在伊沙之後,馮唐也重譯了泰戈爾的詩,其中幾首措辭欠雅緻,亦遭到網友圍攻,網友稱馮譯本是“強行把泰戈爾降低成北京胡同小混混的身份”。出版方只好以“踰越了翻譯的底線’”“對泰戈爾作品的讀者形成了冒犯”為由,將市場上的馮譯本全部收回。

詩人多多曾說,大量外國名詩在譯成中文時,存有誤譯,許多中國讀者將誤譯當成高明之處,加以模仿。而伊沙認為,朦朧詩便是“錯上加錯”的產物。正是在這個被扭曲的“學習—模仿—創造”過程中,誤譯成了正統,許多讀者自覺地去捍衛名家誤譯,甚至沒意識到誤譯的存在。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讀者說:“當年讀中文系時,看過很多狄更斯的小說,始終不喜歡他,直到畢業後讀原著,才發現狄更斯的文筆很像老舍,一下就被迷住了。直到那時,我才意識到,誤譯竟如此可怕。”

讀譯本就意味著接受誤譯

上世紀50年代翻譯《吉檀迦利》,有關方面特意選冰心為譯者。冰心早在1929年便譯過《飛鳥集》,且冰心是詩人,因模仿泰戈爾的詩風而成名。1953年,中印友好協會邀請冰心訪印,周遊5星期。在翻譯過程中,還找了懂孟加拉語(泰戈爾的作品大多用孟加拉語寫成,其中一部分由他自己譯成英語,譯本與原文常不統一)的助手。

可見,在譯者選擇、編輯過程等方面力求嚴謹,支援力度亦大,為何依然出現較多誤譯?

作家、譯者葉傾城認為原因有三:

其一,當時出國較難,譯者不太熟悉國外的具體情況。比如一本小說中反複提到Kleenex(舒潔,國外面巾紙品牌),代指面巾紙,譯者統統譯成“手紙”。

其二,當時國內消費水平低,譯者買不起最佳版本,有時只能用“口袋本”,也就是面向大眾讀者的版本,缺乏註釋、解讀,甚至有刪節,但價格便宜。

其三,譯者選擇有誤。比如安排楊絳先生譯《堂吉訶德》,楊先生精通英語、法語,但不太懂西班牙文。楊先生只好自學西班牙語,楊譯本最終出版。後來的譯者董燕生指出,楊譯本在詞彙含義的理解、句子結構、背景知識的理解上都有不少錯誤。

葉傾城認為,即使排除以上因素,誤譯依然難免。她說:“在我看來,譯本的價值在於普及,面向的是普通讀者,如果是專業讀者,應該直接去讀原著,如果你研究福克納,不讀原著,你有什麼資格去研究?讀譯本,就意味著接受誤譯。”

青年翻譯家陸大鵬認為:“只看中譯本,確實可能產生誤讀,但英國讀者看英文小說,一樣會產生誤讀。”

曾主持“光影譯庫”的譯者、編輯胥弋表示,在國外,誤譯同樣常見。比如“四大名著”在法國,最受冷落的是《紅樓夢》,因為譯得太差了,《水滸傳》則很受歡迎,因為譯得很像大仲馬的小說。

學術著作誤譯多更可怕

“其實,相比於外國小說中的誤譯,外國社科學術著作中的誤譯要嚴重得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主任董風雲說。

去法國留學前,董風雲曾讀過福柯的《知識考古學》中譯本,“雖然每句都能看懂,卻無法串連成一頁,直到今天,我也沒看懂這本書”。在網上,該書被網友列為“被翻譯‘毀掉’的經典好書”第4名,與《通往奴役之路》(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版)、《論自由》(許寶騤譯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龍婧譯本)、《精神生活》(薑誌輝譯本)、《羅馬帝國衰亡史》(黃雨石等譯本)、《經濟與社會》(林榮遠譯本)、《自由史論》(胡傳勝等譯本)等同列。但列入該榜單的譯本,在豆瓣網上的評分均在8.0以上。

“學術原著難懂,讀者不好意思承認自己沒讀懂,所以只要作者很著名,標題起得好,再糟糕的譯本也會得高分,評分高,銷量也高,由此帶來的負作用,比小說中的誤譯就大多了。”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出版人表示。

基於讀《知識考古學》中譯本的痛苦體驗,董風雲在創立“甲骨文”這一專業出版譯著的品牌時,特別強調兩點:首先,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翻譯學術書,一定要找學相關專業的人來翻譯,否則很難譯好。其次,給編輯更多的時間,“從譯稿到出版,經常能挑出幾百處錯,如果錯太多了,寧可不出版”。

讓董風雲驚訝的是,很多“看上去專業”的人,譯稿卻常常不過關。

董風雲說:“特別是一些名牌大學的老師,有的人還是研究語言學的,語言卻不過關。他們常年從事相關工作,對翻譯已失去熱情,結果是幹了專業,專業度卻不夠。倒是一些業餘愛好者,因為對相關領域感興趣,做得反而更好。比如陸大鵬,他也不是學西方歷史的,卻成了‘金牌譯者’。”

“在今天,做翻譯一定要有熱情,因為回報太低了。”董風雲說,如今“甲骨文”選譯者,重點考察他是否對作品有極大興趣,有興趣,外語方面哪怕差一點,也可以使用,因為“英文底子查得出來,中文底子卻很難查”。

論英語水平,年輕一代不如老一代

專業人員不專業,著名翻譯家胡誌揮曾多次撰文批評這一現象。去年4月,拜訪胡誌揮先生時,先生表示:“我希望媒體能多呼籲一下,因為翻譯事業已到這幾十年來的最低穀,不僅沒與社會進步保持同步,反而有所退步。”

隨著中國與世界的交流更頻繁,“外語能力強”似已成“互聯網原住民”一代的標籤,但胡誌揮先生卻不認同此說,他表示:“誰說的?我覺得現在年輕人英語比老一代差得遠。錢鍾書、楊憲益沒考托福,去國外直接就能聽課,因為他們上高中時,老師就是用英文授課,今天哪個年輕人有這個基礎?1949年前中國人可以自己出英文雜誌——《天下》,這是什麼水平?可現在我們做翻譯,卻離不開外國專家,已經70年了,怎麼還離不開‘外國奶媽’呢?現在中國搞翻譯研究的院校像牛毛一樣多,名教授也多,但有幾個在做中譯英?”

胡誌揮先生指出,以中譯英為例,目前全國只有五六人能做,都是老先生。

對胡誌揮先生的觀點,胥弋表示讚同:“其實,許多老一代翻譯家比現在的年輕人更瞭解世界,以蕭乾先生為例,他是遺腹子,13歲時母親也去世了。後來進了我外祖父羅遇唐任校長的崇實學校,那是教會學校,很多課用英文授課,用的英文課本。現在年輕人接觸英文時,差不多已10歲了,在中學階段,基本接觸不到英文授課。”

胥弋說:“即使在抗戰時,條件那麼艱苦,在西南聯大圖書館中依然能到最新一期的美國、法國文學期刊,學生可以自由閱覽。聽說現在清華大學一些專業的課本也不再譯成中文,我覺得這很對,將大大減少今後學術翻譯中的問題。”

媒體人、譯者宋晨希表示,翻譯不只體現譯者的外語水平,更體現其中文水準。一次,他偶然讀到魯迅先生翻譯的蕗穀虹兒詩,宋晨希說:“太傳神了,我和同學感慨了一晚上,真不知道魯迅怎麼想出來的。”

董風雲認為:“年輕一代從事商務翻譯,問題不大,但在學術翻譯、文學翻譯上,確實不如老一代,這一問題可能會長期存在,短期內無法解決。畢竟從整體看,原創尚未得到更大的尊重,翻譯則更不行。”

酷評前人不如做好自己

“到目前為止,翻譯圈還只是一個很小的圈子,大眾對翻譯其實不太瞭解。”董風雲認為,“解決這個問題也不難,只要增加收入,就能吸引更多人才投入翻譯行業。目前整個內容生產行業的收入都不高,翻譯就更少了,出版社也想多給翻譯一點錢,但實在無力承擔。到目前為止,翻譯事業只能靠譯者們的熱愛來維持。”

大環境不佳,靠熱愛又能走多遠?

天津外國語大學通識教育學院副教授張冰梅說:“對於每個學過翻譯專業的人來說,看到喜歡的東西,第一感就是想知道譯成中文後會是什麼樣子,這大概已成一種職業病了。翻譯回報太低,如今願意做的人很少,但總有熱血的人,因為喜歡而投入其中。不論哪個社會,不論那個時代,都會這樣的人,我們應該向他們致敬。”

張冰梅剛重譯完《飄》,才發現此前譯本更近似於縮寫,竟將原文中景物描寫、場面描寫等“覺得對故事沒影響的段落”全部刪除。但對老一代譯者,張冰梅主張“理解之同情”:“評價人和作品,應該放到具體的歷史條件中去看。老一代譯者沒有今天這麼方便的檢索條件,只能靠自己的積累,卻能將這麼多名著介紹給中國讀者。把今天的譯者放到那個時代,未必做出同樣的貢獻。比如朱生豪先生翻譯《莎士比亞全集》,已被視為經典譯本,今天的譯者在他的工作基礎上,也許能做得更好,但在學術研究時,人們引用的依然是朱生豪先生的譯本。”

陸大鵬則表示:“我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理論上應該做得更好,但從目前的實際上來看,卻未必如此,我覺得,這是做翻譯的人要特別注意思考的一個問題。挑前人的誤譯,一棒子打死,這是非常沒有建設性的行為。你挑別人的毛病,你自己也肯定會被別人挑出很多毛病來。”

引起關注總是一件好事

針對李繼宏的犀利批評,網友們在豆瓣上曾發起“一星運動”,刻意壓低他的譯本評分,以致李譯《老人與海》僅得了5.5分。作家梁文道卻表示:“我目前為止至少看過七八種。對照原文,我必須很誠實地告訴大家,我真的覺得李繼宏的譯本是目前為止,的確比較忠實的一個譯本。”

說出公道話的同時,梁文道也承認:“我沒辦法看完四十多種不同的翻譯”。一本小說,居然有40多種中譯本,是不是有點太多了?

張冰梅認為:“有些文學名著確實沒必要出太多譯本,那實在是太浪費了。包括《飄》,因為引進相對晚,原譯本也沒什麼錯。如果不是別人找我譯,我沒想過重譯它。倒是一些書值得重譯,比如《莎士比亞全集》,卻少有人做。”

“有些小說之所以被反複翻譯,因為商家在背後推動。”胥弋說,“我認為,至少一半以上的世界文學名著還沒譯成中文,這些書對今天中國讀者的價值更大,其中許多已成公版,出版成本很低,我向國內很多出版機構推薦過,卻沒人感興趣。倒是重譯、再版世界文學名著,幾乎每家出版社都在做,有的譯本是用翻譯軟件加港台譯本拚湊出來的,毫無價值。”

葉傾城則認為,重譯屬市場行為,無需過多幹預,且一些經典譯本確實不好讀。她說:“我女兒正在看傅雷先生翻譯的《高老頭》,可那時語言和今天不一樣,我女兒說看不懂。”

一邊是大量有價值的書籍乏人問津,另一邊是已有較多譯本的書不斷推出新譯本。一位著名翻譯透露說,受書商所托,他正在翻譯一本名著,該名著在國內已有30多種譯本,過去一年多,他反複向書商表示“沒時間”“實在沒興趣”,但最終還是答應了下來。

他說:“書商給了一個實在無法拒絕的價格,連獲過翻譯大獎的同行聽說後,都表示不敢相信。我到現在也沒弄明白,成本增加這麼多,書出版後還能賺錢嗎?”顯然,只能依靠炒作。

“翻譯圈存在很多困難,如果李繼宏的批評能引起更多人關注,多少解決一些問題,那還是值得的吧。”一位受訪者如是說,他再三提醒,務必隱去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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