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設計“對對碰”②|在深圳,工作背後的發動機是什麼?
2019年11月05日11:35

原標題:藝術設計“對對碰”②|在深圳,工作背後的發動機是什麼?

作為OCT-LOFT“一人一世界”講座第20季之“對對碰:深圳藝術和設計的100個問題”的嘉賓,

行為藝術家李燎

平面設計師黃揚

的活動中心都在華僑城創意文化園內。無論隨處可見的平面海報,還是藝術空間之中的觀念裝置,都說明這裏既是他們展示作品的區域,也是日常工作的場所。

本期的主題是“在深圳,工作背後的發動機是什麼?”。“在深圳”是每場活動的統一前提,通過邀請在地的藝術家、設計師,基於這種在地思考,展開藝術和設計之間的對話。將之稱為“對對碰”,源自必須互相發問的規則。在這場“對對碰”里,既可以領略藝術家發問的“陷阱”,也可以理解設計師獨到的回答。

探討工作背後的發動機,看起來與藝術和設計都沒有非常直接的聯繫。實際上,無論是從事互聯網、金融等行業,還是開出租車或送奶茶,都會面臨工作背後的動能與體製的問題。在深圳,企業文化控製與資本強權都經常被談及。討論工作背後的發動機,實際上會影響我們怎麼看待藝術,怎麼展開設計工作。

李燎問黃揚

創業成功與身心健康

設計師黃揚 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授權提供

李燎:

怎麼樣才能創業成功?

黃揚:

我創建工作室應該快20年了,做到現在還是四五個人。我不覺得從世俗意義上講是所謂成功的,而且我也不太關心這件事。因為我們是做創作的,平面設計是非常密集的創作工作,強調的是創造力。所以我希望能營造一種能量場,讓這個團隊能夠持續保持一種創作的活力。這是我所關心的,也是我認為的成功。

李燎:

老闆都說套話。當老闆是否會在身體和心靈上變得更健康?

黃揚:

我覺得是不同階段。我公司每五年有一個大換血,員工會有一個大幅的改變。他們離開後,我需要重新組建團隊。這期間我的身心是很疲憊的。20年來,我經過了三次這種變化。但一旦過了那個磨合期,我們保持在剛剛所說的可以持續健康地做創作時,我覺得大家的心態是特別健康的。我也努力想營造一種創作上大家儘可能平等或協作的關係。對我而言,有時會有低潮期,這種變化是正常的。

設計與慾望

2017年深雙參展項目“牛皮蘚對話框”,黃揚作品

李燎:

設計是有用的還是無用的?慾望是怎麼被生產的?

黃揚:

我覺得設計對於生活或者對於生產消費而言,肯定是有用的,它肯定是現實層面上一個有用的生活狀態或行為。作為藝術家,你可能會思考得更獨立一點,我想瞭解一下,你所指的“無用”是什麼意思呢?

李燎:

我所說的是廣義上的一種有用、無用。“設計”這個概念涵蓋了人類在交易社會當中的價值所在。從現代主義來說,設計是從所謂的實用或者功能性出發,但到現在已經脫離了功能需求的本質。當一個東西變成非本質的時候,我們如何來討論它的有用還是無用呢?因為它所謂的“有用”,極有可能是一個被設計出來的概念。

黃揚:

其實這個問題特別好。我當時想了很久。我也懷疑我所做的工作,平面設計其實是在做信息溝通的視覺化工作,而這個社會又是一個用信息和圖像來拚貼的社會,因此平面設計師感覺隨時隨地都被需要。這裏就會有你所說的目的性、功能性的存在。但我覺得設計里有一種創造力,它還有美學的成分或藝術創作的成分,這可能就是你所說的“非設計本質”的東西,大家也經常在討論,我也會去懷疑。藝術是更深層次的,關注我們人本身的問題。當你考慮問題越多或者越深入,會懷疑你所做的很多設計“作用”可能很大,但“意義”不是很大,這種價值的落差感,我覺得是存在的。

李燎:

對於設計這個行業,我關心慾望是怎麼被生產的,我不認為做設計就是去設計一個產品,更多地是如何調動這個慾望,甚至有時候慾望是無中生有地衍生出來的。不是說我們需要一瓶水,來喝水就夠了,而是說這瓶水附加了選擇這瓶水的理由,這就是慾望本身。

黃揚:

這個跟人的體驗感有關係。如果說到本質,確實很多東西是不需要的。

李燎:

如果我們相信美學在裡面占一個主導地位的話,實際上是一個很現代主義的事情。它是相信本質存在的。當這些東西失效時,我們像一個上帝之手一樣去進行引導,這個引導本身就包括如何去生產這個慾望,如何讓人們意識到這個東西是他需要的。設計師有點像魔術師的感覺。

黃揚:

我自己理解,慾望是不能被生產的。它其實是可以被刺激、被引導的,但是慾望本身也是有生命力,可以自行發展。以我自己的經曆而言,比如穿衣打扮這件事情,我會選擇簡單一點,無論對方的設計有多好或生產出來的產品有多美,它刺激不了我。因為我對慾望有認知,對這種需求有自己的判斷。

審美的權力

大芬油畫村視覺形象系統設計,黃揚作品

李燎:

我覺得審美逐漸變成一種權力。當提到所謂的品位、階層屬性,實際上都是審美達成了一種權力之後,產生的那種類似鄙視鏈的東西,有鄙視鏈就證明有權力的存在,有品位其實就證明有權力的存在。所以,審美是如何變成一種權力的?這種權力是否需要平權?

黃揚:

這個問題對我來說挺難的。

李燎:

生活中會碰到各種人,也有各種朋友,在他們用不屑的言語談論你選擇的電影、穿衣品牌,甚至是手機時,看似是無關重要的東西,實際上已經逐漸形成了一種權力感。當一個企業或院校逐漸掌握這個審美的權力中心時,中心以外的人能否跟這個權力產生平等的關係?這種創作是否還需要存在?

黃揚:

在互聯網時代完全可能。

李燎:

有這種可能,但更多的是一種被挑選的機製。互聯網里會有比較平民的藝術創作被挑出來,但整個的架構其實已經是被挑選了。

黃揚:

權力就是一種話語權,互聯網提供了讓更多人瞭解你的觀點和看法的機會。現在很多民間的或者說草根的審美,會通過一些自媒體平台等網絡渠道去傳播,也會獲得這種審美的權力。

李燎:

但是當科技提供了一個出口的時候,這個系統往往馬上會把這個出口全部封死。它會比你利用得更好。看似是越來越開放,但實際上權力中心根本就沒變過,因為整個機製還是那一套機製。

黃揚:

我沒有這麼悲觀,我覺得還是自我學習很重要,比如說互聯網這樣一個平台,你可以去獲取各種各樣關於審美的知識或者經驗,你可以去瞭解,可以自己做判斷。實際上權力來的時候,你可以通過很多種方式消解。

黃揚問李燎

藝術與設計的關係

李燎作品《藝術是真空》展覽現場

黃揚:

今天的設計在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層面越來越起到某種推動力的作用,也越來越多與藝術融合併產生影響力,你對這個現象怎麼看?

李燎:

感覺我們開始有錢了,可以請得起設計師,以前好像不怎麼在意設計,現在越來越在意設計了,是這個意思嗎?

黃揚:

有這一層面,還有設計本身也有一種主動態去參與。另外,設計會與藝術產生一些交集,甚至有時候有競爭關係,比如說有一個機會,本來是可以給藝術家去做的,但實際上給設計師也能完成。

李燎:

氣死了,那這個項目我看都不會看。

黃揚:

就不看了是吧?

李燎:

將這個現象挑出來看的話,我覺得挺好的。雖然我不能代表藝術家,但藝術家活該。我這種藝術家,根本不會辦事。剛剛你所說的設計是什麼、創作是什麼,我覺得要學習一下,用這一套跟美術館館長去聊,肯定比現在有效多了。我覺得,藝術家在這方面有點自我封閉了,被設計師搶活應該。

黃揚:

我覺得不是搶,可能有很多合作和交集,這是一個融合。

李燎:

現在我們談文藝或者談藝術,它以一種泛藝術化的狀態存在。裡面有很多種類型,這裡面又分出幾撥人來。我覺得你們搶了其中一撥做藝術的,但搶不到我這裏來。

黃揚:

所以我很尊重你,敬佩你。

李燎:

還是有不一樣的,新媒體越來越多。即便同樣是做藝術的,我也看不懂他們在幹嘛,可能你們會看得更懂一點。我滯後了,要多學習。

城市包漿

《假如我有一個億》,李燎作品

黃揚:

你說深圳是一個沒法包漿的城市、亞克力城市、不鏽鋼城市。你也在這個城市生活,工作,雖然很宅,不怎麼社交,但是你想過要為深圳做一點什麼嗎?

李燎:

我想為它做的就是為它前面這些屬性正名。這些屬性都是好的,新世界、新秩序,就像《海賊王》裡面我們來到了新大陸。我去往那些有所謂文化底蘊的城市,有殖民性傾向的城市,或者說很有迭代感的地方不是很舒服。在這裏還挺自在,有點像農民一樣,希望所有事情推翻重來,感覺這裏是推翻過的,全部重來的感覺。

黃揚:

你能舉個例子嗎?或某個作品能夠證明。

李燎:

我做作品倒沒有什麼證明,我跟別人聊的時候也一直是這個論調,我說:“這裏是新中國,你們那裡不是。”

做作品的原動力

李燎作品《天蠍座》展覽現場

黃揚:

因為李燎做很多行為藝術,大部分是行為藝術的錄像,這方面的工作都不是好賣的類型。隨著年齡的增長,你會焦慮這事麼?你認為現在自己做作品的原動力是什麼?或者有變化嗎?

李燎:

我已經在焦慮這件事情。但原動力從以前到現在都沒有變過,可能會因為焦慮而產生一點形式上的改變,但原動力從來都是一種輸出。任何人實際上都是有能量的,這個能量都是需要輸出的,如果不輸出能量,這個人就變成瘋子。每個人輸出能量的方式是不一樣的,有的人是上班,有的人跑步,有的人運動,有的人打遊戲。在我這一塊,以前會通過寫一點東西,現在是去做作品來進行輸出。但你發現,做作品會解決文字上解決不了的一些問題,這種輸出達到的滿足感。我相信每一個有過自我創作的人都會體會到。這種滿足感就像一個理想主義者一直追求的。但理想主義者總會面臨現實的問題,所以中間就一直在糾葛。

性、金錢和權利

藝術家李燎(左)在講座現場

黃揚:

作為一個“天蠍座”,可以從你的作品或現實的角度談談你對性、金錢和權力的看法嗎?

我提這個問題其實是針對作品。像“天蠍座”是跟性有關的;他的最新作品“假如我有一個億”,是對金錢的渴望;還有兩個作品叫“藝術是真空”,在我看來,其實是父權的問題。你自己成為一個父親以後,也會有一種父權的方式,因為那個作品剛好是你孩子兩三歲時做的,但我所說的這個父權不一定是不好的。能談談這方面的問題嗎?

李燎:

這個提問是對性、金錢和權力的看法,但我覺得這都是對權力、權力和權力的看法,因為性、金錢都是權力。雖然我天然地達不到這個權力,但是我最喜歡做的事情是調侃權力,我連諷刺都做不到,所以用了調侃這個詞。因為我能感受到,藝術家沒有資格對權力做任何反抗的事情,僅僅做到調侃就不錯了。

黃揚:

我希望你從“藝術是真空”這個作品的角度去具體談談。

李燎:

藝術是真空,里麵包含的肯定是父權,也包含美術館機製的一種權力,再包含對美術館機製的一種調侃。

當時我跟美術館申請了四萬塊錢去給我嶽父,同時也讓美術館替我背書。背書這件事情還是挺有趣的,為什麼美術館就能證明你的價值,為什麼藝術圈會給你這些錢,這些我們所認為的價值,實際上在我嶽父那裡好像有點無效。

黃揚:

他不認可嗎?

李燎:

他認為藝術家是騙子,我現在覺得好像是。

黃揚:

但為什麼要繼續延伸?教小孩子的第一句話是“藝術是真空”?

李燎:

這句話是我嶽父總結我的。他認為自己是俗世的人,認為我是真空中的人。我覺得俗世的人說出這句話還挺好的,挺有符號性,像一句口號一樣。當時跟他發生爭吵這件事時,小孩已經懷上了,小孩出生後,剛好讓小孩說這句話,挺合理的。

黃揚:怎麼合理?把孩子做成一個作品,參與這個作品?

上一件作品所產生一個符號式的語言,用我個人比較成熟的藝術創作邏輯把它加入進去,作為這件作品的第二部分,這個在邏輯鏈上我認為挺好的。但你說教小孩子說這句話本身有沒有什麼問題,合不合理,這個事情就是道德層面的問題。

以上為“對對碰”內容的節選,有刪減。

十個“對對碰”的問題之後,深圳的城市文化被延續討論。在七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初期,打工文學佔據了深圳城市文化的主流。但深圳已經不大願意提及這段曆史了。打工文學之後,設計師在這個城市舞台掌握話語資源,同時極具行動力。這些設計師,包括平面設計師,建築師,服裝設計師等各種類型,在最近這些年,越來越多的設計師會跨界成為藝術家或策展人。

對於在深圳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的黃揚而言,他在25歲時獲得了中國GDC的金獎,通過設計在這個城市行動與表達。在他看來,深圳是一個“設計之都”,設計周、創意12月、雙年展等文化活動,使得這個城市充滿活力與生命力,有著眾多行業的共同參與。

而李燎所談及深圳“無法包漿”,指代了這個城市非常當代的一種生活狀態,一直很新鮮、活躍,不斷地有事情發生。作為策劃者及主持人的鍾剛認為,深圳的藝術到底怎麼走過來,在80年代、 90年代都經曆了什麼,這些東西並沒有被重視,大家要不斷地捲入到新的行動當中去,塑造一個新的面目。深圳的建築永遠都是新的,這讓很多人都覺得這是一張年輕的面孔,充滿活力,不斷地進入到一個被包漿的循環當中,或者說,對深圳而言,它有一個無法被包漿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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