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沃勒斯坦丨沃勒斯坦與“庫爾德問題”
2019年09月25日15:38

原標題:紀念沃勒斯坦丨沃勒斯坦與“庫爾德問題”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8月31日,著名社會學家和世界體系理論的開創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去世,享年88歲。沃勒斯坦傾其一生研究世界體系的不均衡性,並立足於被壓迫者的立場,孜孜不倦地倡導與參與反體系運動。

沃勒斯坦除了對墨西哥的原住民運動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寄予厚望,也在晚期將目光投向了庫爾德運動。在ISIS盤踞敘利亞期間,庫爾德運動吸引了西方媒體的廣泛關注。不僅僅是庫爾德民兵英勇抵抗ISIS的事蹟,還有敘利亞北部被稱作“羅賈瓦”地區的基層民主實踐。

庫爾德地區是一個橫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敘利亞四國山區的地區,自古以來一直都是庫爾德人聚居的地方,然而一戰後終結歐洲帝國、提倡民族自決的威爾遜主義卻並沒有眷顧到庫爾德人,他們至今仍被這四個現代國家所分割,尋求建國的努力也一直沒有中斷過。庫爾德革命理論家阿卜杜拉·奧賈蘭(Abdullah Öcalan)於1978年在土耳其創立了庫爾德工人黨(PKK),它是一個列寧主義政黨,1999年奧賈蘭被土耳其政府抓捕入獄。在獄中,他書寫了大量革命理論,並

提出在現實的社區中進行耐心的組織他將傳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注於國家權力)和對基層民主、聯邦製和少數民族代表的承諾相結合。他對民族-國家有著複雜的理解,對被壓迫民族的解放與庫爾德建國事業充滿了懷疑。他的革命社會主義吸引了大量西方左翼理論家的關注,也吸引了大量西方左翼青年前往加入,為庫爾德運動注入了顯著的國際主義色彩,不少西方知識分子把它所喚起的國際主義力量與20世紀的西班牙內戰類比。沃勒斯坦不但是被該運動所吸引的理論家與活動家之一,他

的理論也對奧賈蘭的思想產生過不小的影響

。他還為出版於2012年的奧賈蘭的著作《

獄中書寫III:協商路線圖

》(Prison Writings III: The Road Map to Negotiations)撰寫了序言。

一個位於德國的庫爾德運動組織“國際倡議:還奧賈蘭自由,還庫爾德斯坦和平”(International Initiative: Freedom for Öcalan - Peace in Kurdistan)在沃勒斯坦逝世之際發表了悼念

聲明

《我們時代的智者》,聲明中提及,奧賈蘭在獄中閱讀了沃勒斯坦的大量書籍,把他稱為自己的主要影響者。在閱讀了沃勒斯坦的巨著《現代世界體系》第一卷和第二卷之後,他經常問他的律師,第三卷什麼時候會出土耳其文版(最終於2011年出版)。“沃勒斯坦根本不相信系統內的解決方案,”奧賈蘭說,“他對此非常激進。他不斷地重申,我們正在經曆的危機是系統的和結構性的,並建議我們擁抱智識、道德和政治上的任務。(…)從他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許多教訓,他告訴我們智識資本多大程度上依賴於資本主義的現代性,因此一個激進的打破是必需的。一旦我們做出了道德的選擇,我們就必須製定最能幫助我們取得勝利的政治策略。我自己相信這必須涉及整個世界左翼的廣泛聯盟。”

《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在沃勒斯坦辭世之際,組織了一系列紀念文章,以梳理他的思想遺產。我們找到了《

獄中書寫III:協商路線圖

》的序言,並將其翻譯成了中文,以饗讀者。

出版於2012年的奧賈蘭的著作《獄中書寫III:協商路線圖》(Prison Writings III: The Road Map to Negotiations)

《路線圖》提供了土耳其“庫爾德問題”的一個解決方案。它還提出了遠比它所討論的具體地理曆史問題更為廣泛的問題。對我來說,有四個獨立而又深深纏繞的矛盾,存在於現代世界體系的運作中(這個體系是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

它們是:

(1)國家對主權的尋求

(2)所有國家成為民族國家的努力(the thrust of all states to become nations)

(3)要求國家成為民主的

(4)資本主義維持平衡的途徑

每個矛盾都需要用一本書來詳細闡釋,在此,我只能簡單概括這些問題。

庫爾德革命理論家阿卜杜拉·奧賈蘭

(1)主權:

作為現代世界體系的一部分而建立的國家間體系的正式結構,即是所有的國家都是有主權的。主權在理論上意味著國家自主做決定,既不受到外國的干涉,也不受到國界內的製度結構的干涉。

當然,如果堅持這些理論上的特徵,那麼很明顯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符合主權的標準。結果,對國家主權的要求變成了某些國家比其他國家更符合標準的要求和期望,但沒有一個是完全符合的。

進一步說,主權要求有兩個方向——向外超越國家邊界,向內朝向國內組織。一個國家越是無法對外防禦,就越是會把重點放在對內防禦對主權的侵蝕上。土耳其共和國就屬於這一類,當然這一類不僅僅有土耳其共和國。現代世界體系的大多數國家面臨這一處境。

(2)民族-國家:

國家保衛其主權、抵禦國界內的組織的基本機製,我們稱之為雅各賓主義。對雅各賓主義的定義很簡單。有兩件事。首先,它要求一個國家的所有“公民”在一個單一的“民族”內承認其成員資格——不管這個民族是怎樣被定義的。其次,它要求把對這一“民族”的忠誠放置在其他所有忠誠之上——對階級的忠誠,對性別的忠誠,對宗教組織的忠誠,對“種族”的忠誠,對親緣組織的忠誠,簡而言之,對一切國家定義的“民族”之外的組織的忠誠。

這種創造民族忠誠的壓力(會被貼上愛國主義的標籤)看似加強了國家向外的主權主張,同時很明顯,也創造了顯著的內在張力。各種組織會抵抗從屬於這一民族忠誠的要求。有時,甚至是經常地,抵抗變得暴力。

在過去的幾十年,雅各賓主義喪失了它的光輝,在很多國家,存在把國家定義為“多元民族”的要求——有時會採取很多不同的製度形式。這裏的問題是定義製度形式和多元民族性的“限製”。僅僅主張一個國家是多元民族的不能解決問題。

(3)民主:

法國大革命最偉大的遺產之一是在全世界認可:“主權”的概念既不屬於統治者也不屬於立法者,而是屬於“人民”。問題是,儘管在修辭上認可,這個概念還是嚇壞了有權力的人、有聲望的人、有特權的人。他們尋求以每種可能的方式衝淡這一主張。

在二十世紀晚期,幾乎沒有任何國家不宣稱自己“民主”了。通常,這一宣傳建立在國家選舉和多黨製的存在上。幾年舉行一次選舉,授予代表權利,甚至黨派交替(黨派在實際議程上只有有限的不同),不難看出這些做法幾乎耗盡了人民民主的理念。個人來講,我不相信今天有任何國家符合我對民主的定義,只是有些肯定比其他更糟。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民主化的鬥爭變得越來越活躍和激烈,越來越多的群體堅持提高決策的真正參與。這是非常積極的,但是任務剛剛開始,一半都還沒有完成。

(4)資本主義:

我們的現代世界體系是一個資本主義體系,建立在沒有盡頭的資本積累的驅動上。以這個標準來說,過去的五百年,它是一個成功的體系,存在資本的不斷增長以及累積的持續集中和中心化。

和各種系統一樣,它的進程隨著某種規律——系統的週期性節奏——波動。系統得以倖存是因為內在的機製迫使這些波動回到平衡,一個移動的平衡。緩慢但不懈地,進程向著漸近線移動。如果長期的趨勢到達那個偏離平衡太遠的點,系統將不能維持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將不能正常運行。當這種情況發生時,系統來到了晚期的危機。它會分叉,變成“混亂的”。鬥爭不再是關於系統的倖存,而是關於哪種替代性的分叉能夠勝出,成為取代的系統的基礎。我們正處於系統性轉變期。在集體性“決定”被做出之前,我們面臨另一個20年到40年的鬥爭。本質上不可能預測其結果,但我們個人和群體的努力是很有可能影響它的。一個可能的後果是一個新的系統複製了資本主義系統最差的特徵——一個等級製的、剝削性的、極化的系統,這可能更糟。另外一個可能的後果是一個相對民主和平等的系統,一個世界還不瞭解但是相當可行的系統。結論:

除非我們將分析置於這四個矛盾的框架內,否則我們無法評估土耳其之內、庫爾德社群之內政治行動的效用。四個矛盾即:土耳其國家加強主權的持續努力;在土耳其許多人使用和重申雅各賓選項的努力;許多人追求更大的民主化的努力;以及這些政治鬥爭的途徑,它們將會影響全球的鬥爭,影響用什麼樣的製度取代現在註定失敗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