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美潔︱《金瓶梅》主導的世界
2019年09月10日14:37

原標題:徐美潔︱《金瓶梅》主導的世界

打開明人文集目錄,隨意挑一本,無目的地從頭翻到尾,發現無目標地讀書,所得確實不多。但也偶有所得,比如看到一個“穀雨即事”的詩題,以為是首無聊的農耕風景圖,卻發現詩序中藏著驚心的往事:

萬曆甲午,按君風力特勁,湖郡惡少乘機鼓煽,伯千為群,架虛投詗, 因行劫諸巨室。諸巨室嘩,聞禦史實命之,靡敢抗者。即大宗伯董公、宮允範公受害甚慘。暨諸閭左無賴亦相攻剽報復,湖郡幾為長平坑。吾郡與湖接壤,諸惡少攘拳與望逞者無慮萬人,巨室願夫耳語,涕泣圉圉如負重譴。

(支大綸《支華平先生集》卷三)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1594年),浙江烏程縣(湖州)發生的民亂,除了前禮部尚書董份家的家難外,還有一個更慘的例子,前國子監祭酒、嘉靖四十四年狀元範應期,竟因此自縊而死。支大綸寫《穀雨即事》時,兵部派員入浙,事態稍為平息:“士君子相醵修禊,而穀雨適值其辰,人人更相慰藉,自是得耕於野矣,詠此以紀歲月。”富戶額手相慶時,其實暴風雨並未結束,詩序說範應期受害甚慘,但還活著;孫繼皋《副陳太守珍凡》:“吾師屏麓先生以夏五九日自經而死矣。”

(《宗伯集》卷六)

五月時範應期才自縊身亡。

科舉時代的狀元(曾任經筵侍講,算得上是帝師)如此死法,確實過於令人驚詫。萬斯同《明史稿》記述此事:“烏程故尚書董份、祭酒範應期里居不法,汝訓將繩之,適應參行部至,怨家累千人遮道,應參持之急,檄烏程知縣張應望按之,應期遂自縊。”

(卷三三四)

張廷玉《明史》繼承這一說法,字句未作改動。這麼一看,就是個土豪劣紳啊,有上千百姓攔路喊冤,不是民憤極大是什麼?自絕於人民那也是罪所應當,至少,正史已經給他定罪了,已經可以讓一般的驚詫吞回到肚子裡了。但還有許多原始記錄在,去掉“理所應當”的平面化結論,驚詫的內容還是有的。

詩序中說湖郡像“長平坑”,去除誇張的成分外,也可說明在範應期之前,已有人在混亂的事態中死去。從結果倒推的話,既然像範應期這種地位的人,都性命不保,一般的富戶可想而知。風潮蔓延到嘉興等地,趁亂從事打鬧、劫掠的無賴少年有上萬人之多。富室嚇到了病急亂投醫的程度,見佛拜佛,見廟燒香,“淫祠叢宇、香焰熏天”,只求獻財保命。打破認知的是“禦史實命之”,想像中的“烏合之眾”,原來竟是有精英領導的。這裏的禦史是指巡撫浙江禦史王汝訓。大事件的小緣起,則要從前尚書董份的孫子董嗣成說起。

董嗣成萬曆八年進士,作為一名受過良好教育的富三代,他充滿激情與理想主義。因上疏為爭國本的同僚鳴冤,他自己被罷官。回鄉後發現自己家或買、或占了太多百姓的土地,弄得民怨沸騰,他便打算捐出部分家產貼補賣地的農民。這就好比地產商突發善心,通知說要補貼某處樓盤的拆遷戶,當時以一萬元每平米的樓板價買入的,按五萬元每平米的現價,給補差價。或者後悔當時賣地了,也可以,拿一套房子回去。董嗣成的本意,是想散出部分財產,找到一個與鄰里百姓“相向而行”的方法。但這個決策是不可行的,這處樓盤開始補,那原先三千元一平米就賣掉土地的更要來補,事件於是從分田地發展到鬥土豪。所以時人遺憾地感歎:“此董孫(嗣成)德意,而翻成釁端,以至一邑之民嘩然告擾。”

(蔣以化《西台漫紀》卷二)

董嗣成的妻子是茅坤之女,茅元儀後來為董嗣成整理奏疏時,發現這位姑父為爭國本的孟養浩抗辯而被罷官,結果孟養浩平反了,官複原位,寫信跟他借抄董嗣成當日為他抗辯的奏疏副本也不幫忙;國史(實錄)都開始講爭國本功臣了,董嗣成卻連個名字也沒寫上去;聽了禦史王汝訓的慫恿要分田地,結果引起了民亂風潮,人家禦史卻沒有幫他脫險的想法,自己反而鬱鬱而終。於是感歎:“丈夫立名非其本誌,然以此繩人,非三代以後之道也。”

(茅元儀《暇老齋雜記》卷十一)

大概是覺得理想主義不能到別人那裡做實驗。

但王汝訓倒也不算是表裡不一的人,他的革命是從自己開始的,他家也是富室,但他早就勸導父親成功,把家產散給族人,成為一般群眾。他自己在中舉前,一直靠開館授課謀生

(談遷《棗林雜俎·王汝訓散貲》)

。小時候塾師說了句“我只不過想混口飯吃”,王汝訓便寫了一篇作文訓導塾師,“塾師慚謝去”

(萬斯同《明史稿》)

。萬曆皇帝沒有親自去秋饗禮,也被他上一篇疏文批評:“陛下為人子孫,奈何褻慢至此?”這位王汝訓,是那個時代主流話語的代言人,看不得任何人的不嚴肅以及懈怠錯誤,懟老師、懟皇帝,都能讓人羞惱卻不便發怒,但一路陞遷,直至出了人命。

理想主義的執行,往往是每況愈下,不那麼理想的。王汝訓在浙江搞的均平富運動,聯合了巡按禦史彭應參,這位禦史的執法就非常粗暴,大開公堂,鼓勵群眾到衙門告發。具體到烏程縣,知縣張應望除了親自刑訊外,還向範應期家人勒索八百兩白銀

(《國榷》卷七六)

。範家長子範汝訥受不了拷打,先服藥自盡。巡按直隸監察禦史蔣以化,在看到王汝訓、彭應參、張應望三人因範應期一事的處分後,寫了一篇《紀範屏麓》,告誡地方官為政不能太苛,尤其是知縣這種地位,不可與京官為敵。雖然是站在官僚技術的角度紀事,卻也讓我們知曉了當時的一些細節:

向所售產於範者……逼死其子,搜索其金,席捲其產,斬絕墳墓。屏麓與吳夫人交頸涕泣哀求,旁無一丁可倚,甚者扯發拔須,詈其夫婦若婢仆。……屏麓無所控訴,無所倚仗,一夕紿其夫人上小樓求息,而以一衣帶縊死矣。

(蔣以化《西台漫紀》卷二)

前國子監祭酒被扯發拔須,毆打侮辱,竟然到了求告無門的地步,可見群眾的力量。至此,狀元之死已不再令我們驚詫了,只不過是恐怖故事的結束而已。

範應期為官履曆清楚,對其政績並沒有什麼記述,可能才幹較為平庸。但人品應該沒有問題,王世懋述其:“已又入為中允,侍今皇帝講幄,時江陵故相當軸,以嫌遠先生,先生遂告歸。”

(《王奉常集》卷四《範伯楨太史壽序》)

他的罷官,似乎與張居正有關,當時的清流一派,與張都不大對付,算不上汙點。他的朋友圈範圍,基本是東南一帶有名的文人,同科進士的顧養謙、胡涍,太倉的王世貞、王世懋兄弟和王錫爵,山人詩人王承甫等都是密友。從這些友人留下的贈和詩篇看,他的家居生活就是為友人編編詩集,或悠遊山水之間,賦詩唱和。從傳統士文化的氛圍來看,也並無不妥之處。

但這與理想激進的王汝訓禦史們的生活理念,完全不同。東南財賦關繫著全國的財政,而富室兼併土地嚴重,於國家於百姓,確實不是好事,王禦史們是有那麼一種衝動,想把這幫士紳一舉而滅之,而且持這樣想法的人並不少。範應期死後,有刑科給事中李先芳,吏科給事中耿隨龍先後上疏為其申冤,但都沒有得到受理。

見此情景,範應期的妻子吳氏站了出來,採取了上京告禦狀這一終極手段。狀元、遺孀、禦狀,幾乎都是熱點的詞彙集在一起,一下子引爆了京城輿論,吳氏得以在宮門前訴冤。不知是通過內閣還是近侍,萬曆皇帝親自受理了這起案件,而且對王汝訓們的作為大為震怒(以前王汝訓批評他“褻慢”的茬,估計也還記在心裡)。《明神宗實錄》還記錄了一段彭應參的辯解疏辭,先是指認範家幾位奴仆是罪魁禍首,說是他們家內部主仆、子侄爭產導致人命;但筆鋒一轉,說動手者必是受了很大的冤屈,不然何至於奴才打主子?懇請查明為盼(萬曆二十二年七月)。此處也可見激進者的人品。

萬曆皇帝也有批示:“上曰:範應期致仕儒臣,縱有重大事情,亦當奏聞,何一旦致死。中或有隱情,不可專諉罪於家仆,著行撫按官秉公嚴查具聞。”

(《實錄》)

處理結果下來,知縣判的刑罰最重,關在京城獄中很久,後來又謫戍遠方。彭應參次之,出獄後削職。總領袖王汝訓結局最好,沒有受牢獄之苦,當時被削職,十五年後再度起複,死後諡恭介。但皇帝下的處罰決定,引來的是言官此起彼服的勸諫,大多數意見是皇帝專權,壓迫了為民作主的直道之臣。直到三年後,由另一個狀元,範應期的門生孫繼皋,出面主持範氏家事。因為彼時案子還沒結:“顧院詞一日未結,訟師蠱客一日側足而窺,反唇而構。”

(孫繼皋《宗伯集》卷六《與趙郡臣》)

故請求地方官早日結案,認定範氏餘下的一半左右田產,讓其後人能得以生活。也不知這位趙郡臣是否賣孫狀元面子,早日審理並歸還範氏封存的田產。

又據沈長卿《沈氏月旦》,似乎孫狀元的面子也不太好用。範應期少子生活困頓,由孫繼皋開出介紹信,求範的另一位門生,任總督的馬鳴鸞求助。孫的本意可能是想替範公子找個工作,畢竟軍隊幕僚等職位比較靈活機動。但馬鳴鸞給了三十兩銀子打發他回去,並且回覆孫說,像這種無用的人,對我們一點幫助都沒有的,以後不要理他。沈少卿述評道:“此範公子親語我者。昭代風俗人心以薄為道,有刺薄者反群起而非之,故友誼日衰。”

是為江南往事,說是儒家精神主導的世界,我有點懷疑;說是《金瓶梅》的世界,我有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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