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VS邱華棟:中國作家更喜歡馬爾克斯而不是庫切
2019年09月08日18:04

原標題:李洱VS邱華棟:中國作家更喜歡馬爾克斯而不是庫切

我們靠什麼標準來決定相信什麼,又不相信什麼?在《耶穌的童年》的續篇中,也許可以找到答案。在李洱看來,庫切與加繆、艾柯同屬於“知性作家”,他們有一種“內在的、精神性的、結晶體式的語言”,這種風格有助於提升漢語的品質。

撰稿丨閆曉旭

近日,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南非作家J.M.庫切的最新小說作品《耶穌的學生時代》新書發佈會在單向空間·愛琴海店舉行。兩位庫切的忠實讀者:評論家邱華棟,和剛剛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的作家李洱現場分享了關於庫切及其新書的種種話題。

J.M.庫切是首位獲得兩次布克獎的作家

(分別是1983年的《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和1999年的《恥》)

,並於200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庫切曾以極具獨創性的不同體裁和手法創作了多部重要作品,其中包括受讀者歡迎的“自傳三部曲”;而《耶穌的學生時代》是庫切新的“耶穌三部曲”的第二部,在這部承前啟後的重要作品中,庫切使用最為傳統的描寫和對話,卻於對話中蔓延開無盡的哲學思考,寫出了特別的小說。

作為庫切上一部作品《耶穌的童年》的續篇,《耶穌的學生時代》由一個虛構的移民國度、一個神秘的天才兒童、一所匪夷所思的學校、一樁離奇的殺人案件構成了全書的主要情節。

約翰·馬克斯韋爾·庫切(John Maxwell Coetzee)。

中國作家更喜歡馬爾克斯而不是庫切

對於中國來說,庫切本應該是非常重要的作家,但是他在中國卻往往被忽視。李洱認為,中國作家更喜歡馬爾克斯,而不是庫切,因為庫切跟馬爾克斯完全是兩種類型的作家。亞里士多德曾經把人類的思維方式大致分為感性、知性和理性。感性的思維方式通常看世界的時候,看到的是熱鬧的、表象的、一個現象的世界,而理性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本質的、全面的。知性則是處於這兩者之間的一種更加平衡的狀態,“庫切更屬於知性作家那一派”。

在李洱看來,庫切與加繆、艾柯同屬於“知性作家”,他們有一種“內在的、精神性的、結晶體式的語言”。李洱說,將知性寫作的作家,引進到漢語寫作的環境里非常重要,因為他們可以提升漢語的品質,可以把漢語更加昇華為一種內在的、精神性的、結晶體式的語言。

李洱,作家,曾在高校任教多年,現為《莽原》雜誌副主編。著有《饒舌的啞巴》《遺忘》等多部小說集,長篇小說《花腔》《石榴樹上結櫻桃》《應物兄》等,其中《應物兄》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庫切是金字塔尖上的作家,是永遠都能夠為我們提供精神營養的作家。”邱華棟則認為,庫切的風格比較“冷”,作品很鋒利,具有很強的形式感。他給予了庫切非常高的評價,他認為庫切這樣的作家,是世界文學裡面品質最高的。邱華棟說,如同我們可以偶爾擼串、吃快餐,但也要吃點好東西一樣,讀書也需要讀一些高水平的東西。邱華棟以魯迅為例,認為這樣的作家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看待現實問題的方法,可以提供一些安慰和力量。

庫切有許多經典作品,比如他在南非時期就曾經寫過一部長篇小說《恥》。邱華棟認為,這部作品讓世人用另外一種眼光來看待南非。例如曼德拉推翻了白人的種族隔離政權,讓黑人得以掌權。但是(黑人)掌權之後南非,社會狀況反而比原來還要糟。這種狀態恰恰是庫切著力描寫的地方,他對此做了非常深刻的反思。他既反思了西方的文明和價值裡面不適應的地方,同時他對南非的現狀有非常深刻的批判和批評。

邱華棟認為,讀庫切的很多作品可能需要相關的知識。比如他的長篇小說《彼得堡的大師》,他個人的生活,包括喪子的沉痛,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構成同構的關係。如果我們不瞭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和生平,我們沒法去讀這本書。

在《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中,一個叫伊麗莎白的女教授講了八堂課,八堂課談的是文學,文學反過來又映照著庫切本人寫作的方法、理念,他的生平,以及他對文學的基本看法。因此,邱華棟說,閱讀庫切,需要我們自身具有一定的素養,而這種素養可能是多方面的。

兩部新作與之前的自傳體小說形成了奇妙的同構關係

在2013年之後,庫切寫下了《耶穌的童年》和《耶穌的學生時代》。事實上,庫切在早年間寫過兩本自傳體小說,《男孩》和《青春》。以至於邱華棟一度誤以為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兩本自傳體小說,在他看來,這兩部新作,與之前的自傳體小說形成了奇妙的同構關係。

《耶穌的學生時代》,J.M.庫切著,楊向榮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7月版。

庫切為什麼用“耶穌的童年”以及“耶穌的學生時代”?他想跟《聖經》構成同構關係嗎?這兩本書跟自傳體的前兩本《男孩》和《青春》有什麼關係?針對這些疑問,李洱說,《青春》是寫庫切在倫敦的生活。《青春》和《耶穌的學生時代》,在青春遊曆的階段。李洱強調,庫切的小說之中,往往存在互文性,比如《彼得堡的大師》,跟他本人的生活有很強的關聯,因為庫切的兒子死了,他筆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兒子也死了,所以他特別有共鳴,“他寫莫斯科大雪,看得人痛徹心扉。”

“《青春》和《男孩》與《耶穌的童年》和《耶穌的學生時代》之間的同構性、互文性,還表現在庫切小說基本的敘事元素是一樣的,幾乎沒有什麼變化。”李洱說,庫切寫南非風雲複雜巨變的現實,線索看上去仍然是簡單的,敘事的基本情節的設置有某種相似性,所以容易給人互文的感覺。對於包括庫切在內的很多西方作家而言,互文性都表達得很充分。但中國作家的小說,卻往往很難和我們的遠古神話、文化源頭之間構成這樣的互文關係,因此他在《應物兄》做了這樣的觀照。

李洱認為,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西方從希臘神話、羅馬神話發展出一種史詩,而中國的神話是碎片化的,連不成整體。李洱在《耶穌的學生時代》的序言中提到,這本書確實不大容易看懂。李洱認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讀者看不懂一部小說,事實上是不可原諒的,因為看不懂可以看第二遍,但涉及西方小說,確實存在很多問題。在李洱看來,這其中最為重要的問題就是,庫切的寫作已經進入了晚期。

但在另一方面,因為自身經曆的特殊性,庫切非常擅長處理宏大的主題,比如新移民主題。李洱說,當人物從一個經曆了某種戰爭、瘟疫的地方,到達新世界,這個新世界脈脈含情,每個人都彬彬有禮,但隨著故事的發展可以看到,即便到了新的世界,這個新的世界彷彿跟過去重新重合,這裡面包含了庫切很強烈的悲觀色彩。

李洱進一步說,“庫切的敘述線索如此簡單,他的思考如此深入,他的文本後面所包含的文化背景如此的遼闊,而他所處理的主題看似集中,但是相當深入的擊中我們目前的文化現實,可以說是我們所有人都被捲進去,這是庫切作為知性作家,他的手術刀般的、庖丁解牛般的能力,確實讓人非常驚歎。”

作者丨閆曉旭

編輯丨李永博

校對丨薛京寧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