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香港修例風波背後的一些社會深層根源
2019年09月04日23:48

  原標題:沉重的底色與扭曲的方向——香港修例風波背後的一些社會深層根源

  新華社香港9月4日電 題:沉重的底色與扭曲的方向——香港修例風波背後的一些社會深層根源

  新華社記者王旭 方棟 朱宇軒

  2019年夏天,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波席捲香港。一個初衷是向台灣移交殺人犯的“修例”法案為何能引發如此巨大的動盪?

  吹開喧囂的政治泡沫,修例風波的背後有著一些香港深層次的社會矛盾和問題。這些經濟民生方面的矛盾成因複雜、長期未能解決,積累成巨大的社會問題。

  很多青年眼中,未來缺乏亮色

  都說青年人代表未來,但在很多香港青年眼中,未來缺乏亮色。

  已滿35歲的司機小鄺酷愛摩托車,每到週末都會駕駛著大功率摩托車在郊野狂奔,這時候的他豪氣勃發。但一談起未來,情緒就低落下來。“未來,我們有未來嗎?”沒有房子,與家人擠住在一起,談了多年的女友無法結婚,生兒育女的念頭早已沒有了。租房?30平方米房子月租金動輒八九千港元,小鄺每月進項不過1.5萬港元左右,如何能租?至於攢首付買房,更是想也不要想。你攢錢的速度絕對比不過房價上漲的速度。

  對比一下香港房價上漲幅度和收入上漲幅度,可以看得很清楚:目前,香港不同區域、房型價格不等,但絕大多數都在每平方米20萬港元以上。而月收入呢?一位市民向記者表示:“20年前,大學畢業生就拿一萬港元了,20年過去,漲到一萬二、一萬三,這20年,物價漲了多少?算上通脹,大學畢業生實際是貶值的。”

  按國際勞工組織2018年的數據,從2008年到2017年,內地的實質薪資成長率達8.2%、澳門1.6%、韓國1.2%,台灣的實質薪資成長僅0.2%,香港甚至落後於台灣,只有0.1%。而從2004年至2018年,香港房價漲了4.4倍。

  正是房價高漲、薪金收入停滯,導致香港自有住房比例下降,從2003年至今,香港的住房自有率從53%下降到48.9%。這個數據的背後,是財富更加集中,是多少青年自有住房夢破滅。

  像小鄺一樣,假如只活在當下,不考慮房子,吃喝、逛街、郊遊倒也不愁,只是“千萬不要去想未來”。

  中產的“墜落”焦慮

  中產階層一向被認為是中堅力量,是社會的穩定器。但在香港,這個穩定器正在失靈,擔憂向下墜落的“中產焦慮”在香港尤為突出。

  香港特區政府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對此有個概括叫“中產階層的基層化”,何意?“就是說,這個階層的教育水平、文化認同是中產,但實際生活已經達不到中產階層的水平,與基層趨同”。

  在香港,2018年月薪中位數為1.75萬港元,公務員和教師中位數2.84萬港元,論整體收入已經相當高。但張炳良透露,他做局長時做過公務員住房的小調查,驚訝地發現,不少人買不了房子,有的甚至住在劏房(指一個住房單位被切割成多個很小的居住空間)中。

  就香港而言,房產,是富人的財富,是中產昂貴的門票。沒有退路的香港中產,為了獲得這張門票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包括極高的負債、透支性的消費以及束縛性的職業生涯。所謂香港中產,就像在房子這個通道里的沙子,隨著房價波動,在有產和無產兩端之間來回顛倒。

  持續增長的高房價,將香港社會撕裂成有房者與無房者兩大對立面。沒“上車”(擁有住房)的想“上車”,“上車”的立刻變成高房價的維護者。正是各種不同利益主體的複雜糾葛,讓香港特區政府左右為難,動輒得咎。近來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為應對土地供應不足而推出的東大嶼山填海計劃,作為一計解決房屋問題的長遠方略,卻遭到了很多人的無端質疑。

  上升通道狹窄,“啞鈴型”社會成型

  作為一個高度現代化的資本主義社會,香港仍有數量不少的窮人。香港社會貧富差距大、階層固化的背後,是產業的高度單一和空心化。

  根據統計,2016年,香港顯示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為0.539,已大大超過危險警戒線的0.4,與部分拉美國家持平。儘管特區政府為解決貧富差距做出了不少努力,但社會福利水平與香港經濟發展水平還是很不相稱。

  在健康的社會里,青年和基層人士通常可以通過就業、教育等途徑實現向上流動。但香港的社會階層卻基本固化,例如,位居富豪榜前列的人士多年未曾變化,基本都是地產商及其家族。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很複雜,而產業空心化是青年上升通道日漸狹窄的主因之一。

  在20世紀70年代香港有將近一半的勞動者是產業工人,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香港金融、航運、商貿物流、服務業興起,管理、行政、技術、金融及專業人才吸納眾多勞動力,跨入中產階層。但在隨後的產業升級中,在原有商貿、航運之外,只發展了金融、旅遊等服務業。

  “科創產業沒能發展起來是香港的一大痛點,”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榮休教授雷鼎鳴說,“香港金融業占到了GDP的約19%,但只提供約6%的就業。”金融業創造財富的能力驚人,但只能吸收少數本土精英青年人,大部分本地青年沒有能力從事高端服務業,何況許多香港金融從業者更是來自海外的人才。

  對於當前的局面,特區政府曾嚐試採取多種手段予以改變,但科技創新產業幾次努力,幾次夭折。這其中,反對派曾出於政治目的進行過種種無端阻撓,比如特區政府為推動創新科技發展而成立的創科局,反對派為反而反,不顧社會一再呼籲停止政治虛耗的呼聲,在立法會百般阻撓,生生拖了三年。

  這直接導致香港製造業產值時至今日僅占香港GDP的1%左右,吸納勞動力寥寥無幾。

  政治爭拗持續,難題更難消解

  高房價、貧富差距、青年難以向上流動。這些社會問題早已暴露,回歸22年來,曆屆特區政府也都做出過不同程度的努力。但迄今為止,收效甚微,民怨難以消解。這是修例風波一經煽動就爆發的重要原因。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田飛龍說:“回歸以來,由於多種原因,特區政府確實沒能更多地通過政策保障、民生保障合理地去解決香港的社會民生問題,導致香港有很強的內生動力將經濟民生議題政治化。”

  不可否認,有些民怨確實是特區政府政策上缺乏遠見所導致的。但香港深層次矛盾之所以難以化解,既有政治架構上的互相牽製,造成施政困難;也有政府舉措失當,還有長期以來自由市場理念下,教條式執行“小政府、大市場”的理念帶來不作為的問題,而最主要的是,反對派不斷製造和挑起政治爭拗,罔顧經濟民生大局,人為製造了各種困難。

  這些因素盤根錯節,再加上各種利益集團各求所好,別有用心者趁機攪局,結果問題不斷在討論,措施遲遲不能出台,時間流逝,矛盾積重難返。

  典型莫過於提高房屋供應量。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提出了每年增加8.5萬套住房的計劃,但亞洲金融危機衝擊下房價大跌,計劃只能取消。

  考慮加大土地供應量,隨之而來的是無休止的爭議。很多人以為香港“人多地少”,但香港超過1100平方公里土地中,實際的土地開發程度為24.3%,住宅用地僅占6.9%。在未開發的75.7%的土地中,劃做郊野公園的就占42%,就算為環保考慮不開發,還有300多平方公里可用。但爭議多年,開發仍遙遙無期。

  特別是這些年來,反對派為爭奪管治權,人為製造政治爭拗,大大增加施政成本。比如在2010年,一位香港老太受反對派所攛掇哄騙,提出港珠澳大橋影響環保的司法複核,儘管政府官司打贏,但僅此一項,工程延宕一年多,造價增加65億港元。其他類似經濟、民生動議,不管是政策還是撥款,反對派都要使盡解數,製造各種阻撓,把立法會當政治秀場,絕不會考慮多數市民和香港社會發展的需要。

  香港多位政界人士對這種什麼事都幹不成的所謂“民主”深惡痛絕,在與記者的談話中,反複提及“千萬不要搞這種民主”。

  誰將答對第二次考題

  修例風波中,反對派藉著香港近年來出現的封閉、排外思潮,拚命把內地形容成洪水猛獸。

  黃晞華,一個29歲的香港青年,對社會上某些人把對特區政府施政的不滿延伸到中央、延伸到內地十分痛心。

  他忘不了2008年北京奧運會帶給港人的驕傲,也忘不了汶川地震時血濃於水的兩地深情。對於香港社會現存的某些情緒和碰撞,他從更廣闊的視野看待:“這些衝突和矛盾,我個人認為是在融合期必然發生的,是兩個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價值觀融合的時候必然面對的。”

  絲路智穀研究院院長梁海明,對反中亂港分子挑動排斥內地嗤之以鼻:“香港產業空心化、市場規模有限,有自我‘造血’的能力嗎?很多香港人眼睛只知道往西方看,但是回頭看看,看看祖國的發展,會發現更有發展機遇。”

  香港經濟學會顧問劉佩瓊說:“封閉並不能帶來發展機會,現在的年輕人不理解,如果香港真的和內地隔開,會更糟糕,面對目前的經濟困境,香港需要和內地的連接更加密切、更有效,現在出現的相反的思潮實際上在把香港推向深淵。”

  對祖國的發展有沒有信心?曆史老人曾經在1997年出過一次同樣的考題。在回歸前夕,一批心存疑慮的香港人,慌慌張張遠走他鄉。但最後的事實證明,他們做了人生中最為錯誤的選擇,錯過了和祖國一起發展的良機。

  曆史將再一次證明,熱愛自己的祖國不僅僅是正義和正確之舉,更是遠見和明智之舉。希望20年以後,今天的香港青年會驕傲地回答:我,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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