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討|中亞和東亞地區的佛教金石雕造、保存和研讀
2019年08月29日10:06

原標題:研討|中亞和東亞地區的佛教金石雕造、保存和研讀

近百年的考古調查和發現證明,中國在六世紀中期就已開始使用石材作為傳承佛教文本的媒介,正如安陽小南海石窟的刻經題記中所說“鏤石班經,傳之不朽”,較之紙質文本的脆弱和容易修改,金石被視為長久保存佛教經典的首選載體。伴隨著佛教在中亞和東亞地區的廣泛傳播,佛教石刻材料逐漸呈現出多樣性趨勢,不再局限於佛教經典的鐫刻,大量與佛教相關的碑刻題記與墓誌也不斷湧現,成為研究當時佛教流布與社會信仰狀況的重要資料。

研討會海報 (智譽法師製作)

2019年8月20日至21日,“中亞和東亞地區的佛教金石雕造、保存和研讀”研討會在牛津大學聖安妮學院(St Anne’s College)舉行。本次會議由旭日全球佛學網絡(www.glorisunglobalnetwork.org)主辦,北京大學佛教經典與藝術研究中心、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拔地入雲”計劃(www.frogbear.org)、龍門石窟研究院協辦。

在本次研討會上,來自東亞、歐洲及北美等地擁有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相聚於牛津大學,從宗教學、語言學、考古學、曆史學等諸多角度發表其對不同佛教石刻材料的研讀和理解。會議分為“石刻造像”、“石刻地域所見佛教”、“佛教墓誌銘”、“佛教石經”、“佛教石刻材料所見禪宗與密宗”、以及“佛教石刻所見的士大夫、皇族婦女、地方網絡與神聖敘述”等六個部會。各部會的討論內容均涵蓋了不同文化傳統、不同時期以及不同地區的石刻材料。

部會1 石刻造像

來自南京大學的童嶺在實地考察了武威天梯山石窟之後,結合相關曆史文獻,提出之前將北涼視為地方小政權的觀點應為一種對“邊緣”即“狹小”的誤讀,北涼一度掌控了河西走廊大部分的地域面積。同時,他認為近年來新發現的造像與《高僧傳》及《法苑珠林》中記載的北涼王“為母造丈六石像”相契合,但是直接將其視為“王太后”(沮渠蒙遜未稱過帝)的女性佛像則是一種過度解讀,這源於對“為……造……”這樣的典型北朝造像記句式的誤解。

南京大學童嶺教授發言(本文照片均由武漢大學研究生李程鵬拍攝)

近年來,有關王朝正統地位或合法性問題的討論已經成為中古史研究學界的重要話題。來自浙江大學的孫英剛關注到了文獻記載中北齊皇帝進行過模擬燃燈佛授記場面的佛教活動。文宣帝高洋曾布發於地,視高僧法上為佛,讓其踐發,以此塑造自己佛教轉輪王的身份,希望從信仰和政治的雙重維度加強自己統治的神聖性。

浙江大學孫英剛教授發言

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陳誌遠從細處著眼,以佛教寫經和造像發願文中頻繁出現的祈願對象“七世父母”為研究對象,追溯其在佛教經典中的思想源流,提出其不僅僅指現世家族的七代祖先,同時還受到印度佛教固有觀念的影響,代表了基於輪迴觀念的七次前生中的親生父母。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孫明利從圖像佈局、表現內容、以及碑刻題記等三方面細緻分析了重慶大足寶頂山大佛灣南宋第十八龕觀無量壽經變,發現該龕造像不論在表現內容、還是表現形式方面都有別於四川唐、五代同類經變:即在弱化西方淨土世界景象的同時,強調九品往生場面,並將供養人代表融入十六觀中;注重圖像與碑刻結合的表現方式,凸顯了宋代佛教的教化功能。

部會2 石刻所見地域佛教

近年來,東亞佛教研究越來越重視材料所在地遺存和曆史背景。

來自北京大學的王珺以田野調查與文獻對比為主要研究方法,對未經學界深入發掘的千像寺等盤山周邊佛教遺址開展田野調查,對比相近時期的佛教遺存,介紹了遺址中所體現的遼代古薊州地區的佛教流布和信仰狀況,以期對這一地區佛教信仰擁有更全面的認知,進而促進對該地區寺院碑刻遺址的發掘和保護。

洛陽龍門石窟研究院的張乃翥和北京大學的張成渝介紹了一件近年來在龍門東山南麓出土的開元十年(722年)王維書丹的陀羅尼經幢,同時介紹了王維在經幢序文中表現出的佛教信仰意識。這件佛教遺物的出土不但為研究龍門地區唐代寺院提供了珍貴的文物依據,更為後人觀摩唐代這一著名曆史人物的書法行跡展示了千載難遇的文化瑰寶。

同樣來自龍門石窟研究院的焦建輝介紹了一批於唐代武則天至玄宗時期集中出現在龍門石窟的“業道像”,依據造像記中的尊名排序及龕內造像的位置關係,指出這批造像帶有強烈的地域性和世俗化傾向,推測其是在皇室佛教信仰的影響下,由略通教義的社會下層雜糅諸佛經內容創製的崇拜對象,顯示了武則天至唐玄宗時期東亞佛教的一個特殊側面。

會議現場

部會3 佛教墓誌銘

除了石經與碑刻題記之外,佛教徒的墓誌銘也是研究當時佛教及其與世俗政治、經濟互動的重要材料。

來自加拿大溫尼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Winnipeg)的白思芳(Stephanie Balkwill)通過對目前所見最早的比丘尼墓誌——北魏釋僧芝的墓誌進行研讀,考證其與北魏的三位皇帝和兩位太后均保持了密切的聯繫和互動,是當時一位具有政治影響力的比丘尼。同時,通過分析墓誌中對僧芝佛教實踐的描述,可以推測出她還受到了來自南朝佛教傳統的影響。

來自美國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的朱雋琪(Jessey J. C. Choo)選取了兩位唐代佛教信徒的墓誌——《大唐故毛處士夫人賈氏墓誌銘並序》及《故朝散大夫京苑總監上柱國茹府君墓誌銘並序》——作為研究案例,指出墓誌銘不僅僅是埋在墓葬中陪伴死者,其內容還被更多的生者所閱讀和流傳。作為一種瞭解當時佛教徒社會活動及宣揚佛教信仰的重要材料,這些墓誌銘亟待更深入的研究。

此外,來自美國裡德學院(Reed College)的迪磊(Alexei Ditter)從系譜學、傳記研究等角度出發,對比了中唐時期佛教居士與僧人墓誌銘的內容及描述風格,闡釋了墓誌銘的作者是如何利用適當的語言描述與佛教有關的內容,以期滿足佛教徒的要求。

會議現場

部會4 石經

眾所周知,房山雲居寺保存數量龐大的佛教刻經和題記,是反映當時社會形態和佛教信仰狀況的重要資料。日本明治大學的氣賀澤保規(Kegasawa Yasunori)通過對房山石經中《大般若波羅蜜多經》600卷刻經題記內容的梳理,介紹了唐玄宗至唐末的三個世紀間生活在幽州的民眾參與《大般若經》刻經活動的情況,並關注到了本地區九世紀以後出現的“巡禮”活動,其對刻經事業的持續進行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日本明治大學氣賀澤保規教授發言

來自中國人民大學的張雪鬆在深入研究了房山石經中所收錄的金代《一乘法界圖合詩一印》這一單本刻經及“儼法師造”的署名之後指出,這件刻經很可能是由重視文字排列的信徒出資刊刻,將文字排列成“印”以產生神秘的宗教效果。這件刻經除了對探討唐代智儼、高麗義湘等華嚴學者的哲學思想有重要的意義之外,對理解遼金佛教徒的信仰實踐以及對漢語系佛教文獻神形態符號表徵也具有珍貴的價值。

德國海德堡科學與人文科學研究院(Heidelberg Academy of Sciences Humanities)的溫狄婭(Claudia Wenzel)選取了山東地區六世紀的刻有《文殊師利所說波羅蜜經》的刻經殘件為研究對象,通過對刻經內容和供養人題記進行分析,展示了早期山東地區刻經供養人之間的關係網,其中部分人員還與同時期河北南北響堂石窟的刻經供養人有所重迭和互動。此外,她在報告中指出這部佛經的刊刻和流布與之後山西五台山的文殊信仰有一定的關聯。

德國海德堡科學與人文科學研究院溫狄婭(Claudia Wenzel)教授發言

部會5 佛教石刻材料所見禪宗與密宗

東亞佛教中關於禪宗與密宗的起源與傳承的討論一直以來都是佛教學者們關注的問題。近年來伴隨著越來越多相關碑刻資料的發現,中晚唐以後禪宗與密宗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突破。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的榮休教授巴瑞特(T. H. Barrett)在肯定了使用碑刻材料研究禪宗的重要性的同時,闡述及反駁了部分學者們對於九世紀唐伸所撰寫的《澧州藥山故惟儼大師碑》的解讀和觀點,指出在利用碑銘材料研究佛教史的同時,學者們還需要考慮到當時創作碑銘的環境和曆史背景。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巴瑞特(T. H. Barrett)教授發言

來自中央民族大學的劉泳斯通過考察《燕京永安寺釋迦舍利塔碑記》等遼代石刻、經幢等資料、黑水城文獻,判斷遼代道㲀《顯密圓通成佛心要》的成書年代可以確定在十一世紀八十年代,因為此時他的學術研究重點已從禪宗轉向密宗。同時通過道㲀對待禪、密的不同態度及其前後發展變化,也可以管窺宋、遼佛教逐漸呈現出來的巨大差異性。

加拿大薩斯喀徹溫大學(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的紀強(George Keyworth)在釋讀了朝陽北塔地宮所發現的遼代經幢上的九部陀羅尼經的基礎之上,探討了如何理解十一世紀遼代密宗信仰狀況的問題,同時他還發現了慈賢在翻譯《佛說金剛大摧碎延壽陀羅尼》時對《龍龕手鑒》的部分註釋有所借鑒。

加拿大薩斯喀徹溫大學紀強(George Keyworth)教授發言

部會6 佛教石刻所見的士大夫、皇族婦女、地方網絡與神聖敘述

來自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倉本尚德(Kuramoto Shotoku)通過對比《大唐弘福寺上座故首律師高德頌碑》、《續高僧傳》等材料,回顧了玄奘回國前的長安佛教,闡釋了初唐時期弘福寺的發展情況與西明寺的建寺過程,同時論述了道宣取代玄奘成為西明寺上座是基於高宗武後著手削弱玄奘勢力,及新舊學派之間競爭(道宣支持靈潤等舊學派)等複雜曆史原因的結果。

中古時期的文人士大夫在佛教傳播網絡中所處的地位和發揮的作用往往為學者們所關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陳金華通過細密研讀書法家顏真卿為撫州寶應寺律藏院之戒壇所撰寫的紀念性文字,揭示了這位著名書法家的佛教思想及其在律宗系譜建構中所發揮的作用,並探討了以其為代表的唐代士大夫在宗教網絡的構建中如何掙紮於其儒家、佛教和道教等多重宗教身份的認同。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陳金華教授發言

皇室成員也常常是捐資建立佛教寺塔的重要供養人。浙江大學的馮國棟解讀了夏竦所撰的《大安塔碑銘》,展現出宋初比丘尼妙善、道堅曆二十餘年建立大安寺、護國禪院的經過,並追溯此二人與宋代皇室與政府高層的密切聯繫。這些聯繫反映了宋代初年皇室與佛教僧尼之間的互動,尤其展現了皇族婦女如何參與佛教事務和她們參與佛教活動的原因。

近現代東亞地區的佛教碑刻也是研究本地區佛教流布和嬗變的重要資料。來自新加坡佛學院 (Buddhist College of Singapore) 的紀贇通過解讀現存新加坡蓮山雙林寺的數方碑刻銘文,並輔之以報刊等其他史料,勾勒出雙林寺的興建緣由及後期運作,同時指出這座寺院是華南地方宗教信仰以及宗親、宗鄉與行業公會等幫群組織利用宗教的神權來建構管理基層力量的一種嚐試。

來自奧地利科學院亞洲文化與思想研究史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Asia)的李嬋娜追根溯源,從佛教流行的供養故事出發,梳理印度早期各部派對這些供養故事的不同改寫版本,探究這些不同版本的故事所反映的各部派關於優先供養佛、僧的不同觀點,同時探究各印度早期部派相互牴牾的“佛”、“僧”觀。最後她結合印度石刻所見的實際供養觀,揭示了佛教理論與實踐的差別。

會議現場

8月21日下午,陳金華教授在最後的討論環節對會議進行了總結,在場的學者們還就今後會議的議題和項目的發展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會議圓滿結束。在本次會議上,學者們深入探討了作為承載佛教經典的重要媒介的石刻材料在東亞的跨地區、跨民族、跨文化的雕造、使用和保存情況,以及其在佛教流布和嬗變中所發揮的作用。此外,研討會就佛教研究與石刻材料研究的新方向進行了介紹和交流,實現了跨學科的思想碰撞與交融。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會議在參會者選拔上還努力達到性別與年齡的平衡,使得不少青年學者與優秀的女性學者能在本次國際會議上嶄露頭角。

與會學者與菁英班學員合影

本次會議也是今年牛津佛學菁英班(2019年8月11日-30日)的一個組成部分,五十餘位來自世界各地從事東亞佛教研究的菁英班碩、博研究生也有機會在現場聆聽學者們的發表,並積極參與提問和討論環節,與國際上東亞佛教研究相關領域的領軍人物展開了密切的學術交流,建立了進一步的聯繫。這與主辦方旭日全球佛學網絡在全球範圍內推廣佛教、推動佛學研究、選拔與培養國際化學術菁英的宗旨一致,得到了與會專家和青年學者們的肯定與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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