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與社會 | 誰在為世界工廠輸送工人:起底勞務中介鏈
2019年08月25日11:04

原標題:城市與社會 | 誰在為世界工廠輸送工人:起底勞務中介鏈

2018年5月,通過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結識了平哥,一個嗓音洪亮、結實憨厚、為人正直的藍領招工平台的老闆。“現在招工太難了,旺季甚至要四五千返費才能招到一個工人”,他憤憤不平地說著,“有些黑中介就在路邊擺個椅子坐著,一年坐收百萬”。雖然對“招工難”早有耳聞,但平哥談到的“返現”,以及圍繞“返現”展開的勞務大戰還是讓我瞠目結舌。

什麼是返費?返費如何串聯起製造業工人、勞務公司與工廠?這同新時代農民工的流動與生存狀態又有何種關係?一時之間,頭腦中湧現出諸多疑問。

在平哥的描述中,工人是精明的,工廠是無奈的,勞務公司是被動的。這幅圖景衝擊著我對工廠體製中壓迫者與反抗者的舊有想像,我很想知道:面對如此嚴峻的用工危機,製造業生產如何維繫,誰來負責為世界工廠輸送勞工?

勞力交易:新街市場的中介營生

帶著這樣的疑問,我來到了長三角一個製造業的重鎮,這裏訂單經濟發達,不少大型製造業企業雲集於此,因此也深受“用工荒”衝擊。據平哥說,新街是該地最為熱鬧的勞動力市場,“那場景有點像小說里寫的奴隸貿易,你們去看看就知道了”。

一走進新街,我就感受到這裏勞力生意的火熱。新街儼然是個自發性的大型人力資源集市,各種中介招牌店面林立,讓人目不暇接。新街右側分佈著“中介巷”與小吃攤。“中介巷”集中了大大小小上百家勞務中介和黃牛。店面有大有小,有些勞務中介僅在路邊豎起幾塊招工牌、擺上一把椅子,即開始營業。

新街的空間佈局。 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求職者進入中介巷,便不斷有勞務中介員與之搭話提供工作信息。當然,他們只推薦與自己有合作的勞務公司所負責的工廠。在佈滿小型中介店的街上,我和工友隨意進入了一家中介店求職。這家職介店面積不足二十平米,牆上掛著營業執照(很多小中介的執照來源並不正規,一般稱其為黑中介),房間燈光昏暗。

老闆娘是一位中年婦女,一進店便拉著我們加微信,“加個微信以後我們就是好友,方便聯繫”,之後開始噓寒問暖為我們挑選合適的工廠:“小年輕嘛進L廠,活不累工資高,十二小時兩班倒,包吃住,宿舍就在廠對面”。

我們與中介商定好進某家廠後,中介老闆娘便讓我們交出身份證進行登記。一些中介檢查完後,會在每張身份證上貼上紙條,註明是由誰送來的,方便後續交接。

每天十一點到十三點,黃牛與勞務中介把自己帶來的勞動力送到各勞務公司在新街的攤位,經各勞務公司人員進行人員登記和清點,待達到一定數量後即派車載往勞務公司進行面試。

新街上正在等候的各類人員。

整個新街左側擠滿了等候被調度的勞工、忙於接送工人的勞務中介員、黃牛以及等待接人的麵包車。我觀察著這些前來送人的黃牛或小中介,他們身材魁梧,穿著時尚,手臂上的紋身赫然在目,頗有一股“社會人”的氣質。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還有一些拍照與賣筆的商販,他們用擴音喇叭喊著:“筆2元一支,拍照10元,考試要用到!”勞務公司人員也用喇叭喊著:“進某某廠的人到這集合!”叫賣聲和吵嚷聲不絕於耳。

新街繁忙的圖景。

勞務外包:“用工荒”時代的招工模式

新街的中介營生之所以如此火爆,緣於當下製造業企業的用工困境。一方面,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工廠的用工量巨大,千人、萬人以上的用工規模非常常見,而富士康這類工廠,甚至達到十萬以上。

另一方面,作為國際代工體系的重要一環,訂單波動與用工需求之間關繫緊密。由於訂單嚴格的交貨時間限製與巨額違約金,製造業的招聘時效性很高,這進一步提高了企業的招聘難度。因此,製造業企業一般將普工招聘外包給勞務公司,由勞務公司為其組織、篩選與輸送勞動力。

出於對淡旺季收益的衡量,企業試圖打造一條靈活僱傭的鏈條,通過“淡季解僱-旺季多雇”的模式對應季節性的招工需求,以彈性的用工模式實現最大化收益。外包同時規避了企業淡季解僱工人所引發的勞資糾紛與經濟賠償。

一位人力協會的成員告訴我:“他們廠里要有人給他擔風險呀,不然淡季招那麼多人不得虧死。每個廠都有幾種不同的用工形式,外包工就是淡季我要踢掉的。工人被辭退就去廠里吵也沒用,廠里說這都事先有規定的。”

外包體系:勞務公司、黃牛與小中介

勞務公司從企業承接招工任務,但並不獨立完成,而是主動將任務分散,從黃牛和勞務中介手中收購勞工,形成了“勞務公司-黃牛-小中介”層層分包的中介招聘體系。

這種“分散-收購”對勞務公司有利,一方面黃牛和勞務中介數量眾多,可以擴展關係網絡更有效地挖掘和組織勞動力;另一方面,勞務中介和黃牛受法律資質的規製較少,多數以小團隊或個人的形式流動招募求職者。在逃避監管的情況下,流動招募避免了統一定價的形成,招募者可以動態調整勞動力價格,節約勞務公司的招工成本。

在這其中,中介組織之間並未簽訂任何有法律約束力的合同,僅基於信任關係及其他製約條件達成協作。在這樣一個層層分包的招聘體系背後,中介組織之間不僅存在合作,更存在一個競爭激烈的市場結構——勞務公司會為爭奪企業的招聘代理權而競爭;另一方面,小中介、黃牛與勞務公司也因勞動力數量與招聘費用相互牽製。

談起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一勞務中介人員告訴我:“有些中介都很牛叉的,做了十年以上,勞務你錢沒(給)到位就不給你送人,都要給他面子。”

在這樣的外包體系中,勞工相當於被不斷轉手和定價的商品,經過三四道流程才輸送進廠。有時,工人甚至也不知道自己被轉手了幾次。就像K廠的工人小徐,當我問起他的進廠經曆,他一臉迷惑的回答:“我是通過李姐(中介)進的,但不知道怎麼又到這裏,自己也搞糊塗了。”

至於為什麼最初選擇李姐,他坦言原因很簡單,對方承諾的返現很高,還會在他拿到返現後,推薦他去其他工廠,“一個人就只能拿到一次返費,拿到返現後再去其他廠再拿返現,一年可以拿到好幾萬呢,正兒八經在裡面上班就沒多少錢”。

中介一條街。

“返現”激勵:中介鏈條的核心動力

小徐提到的“返現”堪稱勞務外包體系運轉的動力,也是串連勞務公司、黃牛、小中介和工人的紐帶。用小中介老闆娘小美的話來說:“返現就是勞務給我們的,我們再給你的錢,為了鼓勵你進廠……返錢是工資外的,你放心,通過我們肯定拿得到,我們都做了十幾年了。”

不過賺取返現,並不像小美說的那樣輕而易舉,工人能夠拿到“返現”需要滿足一定條件,即需要在廠工作滿45工作日或以上且不出現違規情況。同時,“返現”高低呈季節性波動,旺季更高,而淡季較低,設置這種非正式激勵的初衷在吸引並調節工人求職進廠。

“返現”由勞務公司出資,其分發通常要經過“生產車間線長-工廠管理人員-勞務公司-黃牛-勞務中介”五個環節(環節的多寡會視合作情況而變化),最先由工廠中的線長負責核對每位工人的工作量,再將符合條件的工人名單上報至管理人員;隨後,管理人員將“返現”與人員名單交付勞務公司,勞務公司再將“返現”打入黃牛賬戶後便不再介入,後續返給工人多少由黃牛、勞務中介自行決定。

通過設置返現,勞務公司得以在旺季吸引足夠的勞工並對其工作量進行間接控製,黃牛與勞務中介也可以從挖掘與組織勞動力中獲取利潤。

如果說“返現”帶來勞務公司利潤空間的縮水,那麼對勞務中介和黃牛而言,“返現”則是其擴展利潤空間的源泉,是在工人不斷離職與求職中製造出的生財之道,工人每次回到勞動力市場都會為其帶來一次新的收入。因此,勞務中介與黃牛會鼓勵工人僅達到就職時間的最低要求,在拿到“返現”後第一時間跳槽,重新回到勞動力市場成為可被再次定價與銷售的自由勞動力。

如此這般,一方面可以再賺一次招聘代理費,另一方面也可以製造勞動力緊缺的現象,炒高“返現”提高抽成收入。如一位從業人員所言,在“穩定就業”上,勞務公司和勞務中介有著根本的利益分歧:“勞務中介巴不得工人流動越快越好,今天賺一千,明天賺一千五再離職。”

中介店小黑板上的招聘信息與返現額。

“自由”的工人:中介鏈條中的傳輸品

很大程度上,中介鏈條成為工人快速跳槽的推手,既然已經一無所有,許多工人就選擇用這自由換取些許返費。小張就是其中之一。他坦言道:“我一年換了好多家廠,那些廠里的都不把我當人看,有次在線上睡了個懶覺就被解僱了。反正我也不想在一個廠長時間干,拿了錢就走,有時候比那些正式工拿的錢還多。”

但是,每次換廠都為其帶來了生理與心理上的疲憊。他不無心酸的說:“每次換廠我也很累,還要體檢,每個廠的體檢單不通用的,你看我現在這麼瘦,都是抽血抽的。”

至於賺返錢的難處,小張也有所知曉,就是要進電子廠做外包工,一方面工作時間很長,對身體不利;二是學不到任何技術,只是簡單的重複性操作。但考慮到自己的實際情況,他認為這是被迫之選:“我初中都沒畢業,你說我能進什麼廠,進的都是垃圾廠。我也想提升學曆,學些技術,但都沒時間,現在也沒精力。”

像小張這樣的工友還有很多,投身於外包工的茫茫大軍,離職又返工,靠“返現”消費帶來的愉悅感驅散生活的迷茫與空虛。

比起工人,職介所的中介員過得也並不幸福。和小張年齡相仿的曉月是一名職介所中介員,從事這行一年多,已經心生厭倦。“我工資很低,工作很累,整天要和那些勞務中介打交道,感覺自己整天生活在一個偽裝的世界。這裏什麼人都有,整天談的就是錢,我一下班就把自己關閉在房間里看劇,哪也不去。”

一些工作上的糟心事也令曉月無所適從,這樣的壓力來自兩方面:一是勞務公司的壓力,當她挑選的工人數量少或者無法輸送進廠的時候(工人身體有問題),勞務人員便對她指責;二是工人的壓力,一些求職者為討要返現會上門鬧事,對此她頗感無奈與憤懣:“那些人就是無理取鬧,說好了(返費)過多久發給他,他就來鬧。你是沒見過極端的,一些人就趴在這邊不走了,擾亂我們生意。”

談起她的過往人生,曉月經常落淚,她直言自己作為一名底層打工仔的不易。此前她一直在電子廠工作,對工人這塊也瞭解,所以選擇中介行業。但是從事該行業並沒有得到她想要的充實與快樂。但就現階段而言,她也只能從事這份職業。談到未來,她似乎並沒有抱多大的期望,只說走走看吧,可能走到哪裡她也並不知道。

“世界工廠”的未來

過去的四十年來,中國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勞工隊伍,源源不斷的青壯年從鄉村走入城市,成為打工妹、打工仔,為中國的經濟發展貢獻了巨大能量,將中國打造為世界製造業的中心。然而時過境遷,從2013年起,勞動力人口絕對數量開始持續下降,與此同時,製造業用工成本與工人離職率出現增長。

據統計,2011年,製造業企業的平均漲薪幅達到13%,但當年製造業工人離職率高達35.6%,高居11個受訪行業之首。2015年,製造業平均薪酬漲幅達到7.1%,但離職率達到28.9%,再居11個受訪行業之首。我的調查也印證了這一點,平均每個勞工一年換3-5個廠,流動率最高的電子廠工人進出比例為2:1。

面對日趨嚴峻的現實,由“工廠-勞務公司-黃牛-小中介”構成的中介鏈條是否能維繫勞動力市場長期穩定的運轉實屬未知。越炒越貴的返費,越來越薄的利潤以及越來越高的離職率似乎蘊含著一種隱憂。

我無意在去批判這樣的一個中介市場,某種程度他們為工人就職提供了一個平台,也分擔了用工企業的諸多壓力。簡單粗暴地取代中介鏈條或打擊非法中介並不能徹底解決問題。但中介機構的參與如何能提升工人的就業質量,如何讓工人過上體面的生活,確實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文中提及的新街及人物均為化名。本文改寫自學術論文“經營‘靈活性’:製造業勞動力市場的組織生態與製度環境”中的田野研究。文章收錄於期刊《社會學研究》2019年第4期。作者劉子曦系廈門大學社會與人類學院副教授,朱江華峰系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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