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書展·新書 | 林俊頴:在不可告人的鄉愁里找回故鄉
2019年08月20日16:36

原標題:上海書展·新書 | 林俊頴:在不可告人的鄉愁里找回故鄉

鄉愁是文學中的一個永恒的母題,來自台灣的作家在鄉愁上也不乏有力的書寫。林俊頴正是其中之一。出生於台灣彰化縣的林俊頴,專職從事寫作近20年,出版多部小說與散文作品,曾獲台灣文學金典獎、金鼎獎。

近期,他的長篇小說《我不可告人的鄉愁》和散文集《盛夏的事》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林俊頴應2019上海書展·上海國際文學周之邀請,與上海讀者進行面對面的交流。8月17日晚,林俊頴作客上海作家書店,與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教授吳雅淩,以“書寫的留存,口說的飛走”為題,就林俊頴的兩本新書展開了討論。

林俊頴在活動現場 本文圖片由上海文藝出版社提供

不可告人的鄉愁,源於已然失去的故鄉

活動開始,林俊頴首先翻開《我不可告人的鄉愁》一書,用閩南語為現場讀者朗讀了書中片段。儘管很多讀者並不能聽懂,但書中的氛圍還是傳達到了他們心中。對林俊頴而言,雖然書寫與口語並不完全相通,為方言找尋合適的漢字的過程中也是困難重重,但他決定給自己一個挑戰。幸運的是寫小說不是做語言研究,他認為小說家有自己的特權,可以靠直覺,甚至是美感上的考慮,來挑選合適的漢字。他相信自己的母語是一種非常典雅的語言,舉了一些母語中打動自己的例子,它們都被他用在了寫作之中。

用母語寫作是表達鄉愁的最佳方式,因而話題也自然地落在了林俊頴的鄉愁上,並解釋了他的鄉愁為何“不可告人”。他10歲之前出生成長在台灣中部彰化的一個很小的鄉鎮,祖父一輩非常貧窮,家裡甚至沒有一塊可供耕作的田,因此只好走出家鄉,尋找外面的發展機會。所以林俊頴很小就離開了故鄉,等到二三十年後,他甚至不願意回去,因為他曾住了10年的祖父母的家早就不在了。“雖然全台有368個鄉鎮市區,可是現代化的過程很可怕,每個鄉鎮都是相似的,都有一條主街,有同樣的飲料販賣機、服裝店、眼鏡行、便利商店……”林俊頴感歎道,“在這樣的心情下,尤其寫祖父母的一輩的故事,自然會帶著自我嘲諷、自我消遣的意味。如果真是不可告人的,又何必寫呢?”

“盛夏”在林俊頴的作品中也是一個常見的意象,無論是《盛夏的事》,還是他的2018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獲獎作《猛暑》,都是圍繞著夏季而展開的。對此林俊頴解釋說,被北迴歸線穿過的台灣夏季漫長而炎熱,而冬天很短暫。因此當他回憶童年在故鄉的時光時,記憶中都是夏天的印象。“太陽非常亮,還有蟬鳴、樹影,祖母在院子裡的大樹下繡花,完全記得就是這些東西。尤其到了下午四五點,家裡有一面牆都鋪滿了陽光,好像現在皮膚上都還有那個感覺。”所以在為《盛夏的事》起名時,他就想到了對家鄉“永遠的夏天”這個印象。

而做希臘神話研究的吳雅淩則談到了一個關於鄉愁的神話原型。它出自荷馬史詩,講的是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的妻子安德洛瑪刻在丈夫戰死後流亡異鄉的故事,波德萊爾也曾在筆下提起過這個故事。“波德萊爾在1850年前後經曆了巴黎的現代化轉變,印象中的老巴黎不見了。盧浮宮前的老街區被拆掉了,我們現在看到是一個很乾淨平整的廣場。波德萊爾借用鄉愁,在現代的城市里懷念已經不在的舊景。這是現代文學裡面一個鄉愁的開端。”吳雅淩說。

借助寫作,給家鄉一個重生的機會

林俊頴的作品里有小說也有散文,在他看來,小說比散文更有意思,因為創作者有虛構的特權。“比如寫鄉愁,我寫的祖父母一代,尤其從我祖母那聽到她講娘家親人的故事,雖然是平平淡淡的東西,可是因為是寫小說,就可以很大膽地用自己的想像,用自己對那個時代的瞭解,額外地創造很多東西。神奇的是,我自己創造的東西,後來追查,居然都被我寫中了,這是難以解釋的、比較神秘的地方。”林俊頴說。

在小說《我不可告人的鄉愁》中,林俊頴採用平行交叉的方式講了兩個故事,一個是現代的“我”的故事,一個是曆史中祖母的故事。在吳雅淩看來,林俊頴筆下的兩個故事互相呼應,從生命的萌發寫到生命的全盛時期,再到終結和死亡,敘事中似乎有一個生命的週期。林俊頴則表示這並非刻意設置,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巧合。“我把寫作重心放在祖父母一代,尤其是祖母娘家的親戚,因為我從小跟著祖母到娘家看她的親人,而我自己的家鄉幾乎屍骨無存。藉著這樣的寫作將我的家鄉重新建構出來,給它一個重生的機會。”林俊頴說。

吳雅淩認為,林俊頴筆下祖母一輩的故事雖然很大,但又充滿了細節,情感描寫令人印象深刻。她提到書中“八兄八嫂”的故事:八兄出外娶了一個年輕的日本女生,她當晚就上吊了,但又活了下來,似乎是一個很絕望的狀態;但林俊頴在敘述中也會表現她的青春活力,當她離開大家族住到農場時,也會跟別人一起唱歌。吳雅淩說:“在現代人的視角看來,她的日子過不下去,但還在繼續過著。但那種生活方式中有一種已經淡出現代生活的、雋永的東西,你把它定義為‘理想國的焰火’,特別美。”

對於這個故事,林俊頴解釋說,他祖母一輩的親戚中有的去日本留學定居了下來,有的則娶了日本妻子。出於保護親戚隱私的原則,他把這些故事糅合在了一起。

方言能為寫作者插上飛翔的翅膀

在與讀者的交流中,林俊頴也談到他印象最深的是梁鴻的作品,她以一個社會學者的眼光,把家鄉當作一個研究項目來寫作,寫到了年輕人的出走、老年人的凋零,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與他們的家園和土地往來的過程。“我看散文和小說里強烈處理的鄉愁會有意見,覺得他們過度浪漫,過度感情用事,反而在梁鴻的書里碰觸到讓我產生共鳴的地方。”他說。

閱讀別地作家關於家鄉的作品,林俊頴並不會感到困難。他認為,文學的世界求異不求同,各地的方言是一個很大的寶庫,一個寫作者如果有幸擁有了方言,就可以展翅飛翔。“就像我去看香港作家寫的東西,用了很多廣東方言,但對我來說在閱讀上並不構成障礙。我讀上海作家金宇澄的《繁花》,也非常樂在其中。作家使用方言寫作,會讓書寫擁有更多顏色和聲音。”林俊頴說。

與林俊頴一樣來自台灣的作家唐諾也來到了現場,並對小說這一文體的發展做出了分析和評價。唐諾認為,大陸讀者對小說的體驗是對故事的追尋。儘管故事是小說的來曆和前身,但進入文字書寫之後,其實小說有能力向更遠和不同的位置進發。千百年來故事經過不斷的重複,有枯竭的跡象,而小說可以走到更遠更大的地方,“如果你理解現代小說的發展和曆史,就會明白只有小說能做的事是什麼。當一個文體經過這樣的一個曆史時間,被單獨賦予虛構的特權,會產生一種特殊的力量。這個力量不只是給你說一個好的故事。我們可以對小說有更大的期待。”

在此基礎上,唐諾提出,口語在小說里是很大的寶藏,它永遠是栩栩如生的。運用口語這一工具,能讓作家的思維更往上走,破除文字本身帶來的風險和限製。他說:“文字像是一個有限的空間,而語言是外圍的、沒有秩序的氾濫的東西。當語言被人們認可,就會找到文字的表述,而文字吸收語言的這一過程通常在文學里完成。只有想辦法找出文字把口語記述下來,才能書寫留存。很多口語沒有留存,就飛走了,也不知道它曾經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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