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之死:從海明威到伍爾夫,他們的人生被死亡所誘惑
2019年07月28日11:25

原標題:作家之死:從海明威到伍爾夫,他們的人生被死亡所誘惑

我們關注作家們最後的生命狀態,試圖從他們對閱讀、寫作、愛情、政治、人性、死亡等問題的最終見解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每個作家,他們的生命不僅與世上強有力的事物糾纏在一起,譬如風暴、激情與黑暗,也和這世上尤為艱難的事業——寫作——纏繞在一起。

作者 | 宮子 楊司奇

我們總是對於一個人的死亡懷有某種“好奇”。他是如何看待生存與死亡的?他選擇了什麼樣的方式走向生命的終點?他在生命的最後一刻想的是什麼?做了些什麼?從出生到死亡,他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最後的境遇的?

我們期望從中獲得一些啟示,哪怕這啟示千差萬別。而詩人和作家們的生命態度與經曆尤其引起我們的好奇,因為我們曾經從他們的文字中獲得過心靈深處的共鳴,曾經從某些片段里窺見我們的過去與未來。

所以,在這一期主題中,我們關注作家們最後的生命狀態,試圖從他們對閱讀、寫作、愛情、政治、人性、死亡等問題的最終見解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這些作家包括與命運與死神堅持不懈地做著鬥爭的福克納、博爾赫斯、馬爾克斯等人,也包括突然選擇自殺的海明威、伍爾夫等人。很難說,在面對相似的人生境遇時,誰的選擇更為明智,因為即使是主動赴死,也並不一定就意味著脆弱。而脆弱,又何嚐不是我們每個人不可擺脫的生命狀態?

事實上,描繪一個作家的最後時光是不真實的,也不可能真實。因為我們無法真正知曉他們在最後時刻的所思所想。對於我們所看不到的部分,我們可以猜測,不過我們永遠不要忘了,這始終是猜測,而且是一種最冒險的猜測。但我們還是要冒險。

每個作家,他們的生命不僅與世上強有力的事物糾纏在一起,譬如風暴、激情與黑暗,也和這世上尤為艱難的事業——寫作——纏繞在一起。無論是福克納還是海明威,他們都同時忍受著生活與寫作的雙重煎熬。就像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千百次地重複一個動作:搬運文字的巨石,滾動它,並把它推至山頂;幾秒鍾後,巨石又向著下面的世界滾下,他們於是又向山下走去。正是在這樣的象徵里,作家們超出了自己的命運。

海明威

槍聲響起之前

撰文 | 新京報記者 宮子

他把槍管伸到自己的嘴裡,手指按在扳機上,稍微施加了一點壓力,但還不足以讓子彈發射出來。他停滯了很久,最終冷靜下來,把槍口從嘴邊撤走。

這是他第無數次用這種方式考驗自己面對現實的強硬程度。

歐內斯特·海明威

美國小說家。一生經曆過四段婚姻。曾在二戰時參戰負傷。著有《老人與海》《永別了,武器》等作品。1961年在家中開槍自殺。

沒人會懷疑海明威是個徹頭徹尾的硬漢。年輕時,他在歐洲當拳擊手;用高硬度的句子寫小說;聽到有評論家對自己的小說表達不滿後,衝到編輯部給那個記者來了一套擒拿;給評論家起了一堆“屍檢官”“呆鵝”的綽號;喜歡鬥牛和打獵,還被公牛的角刺傷過;一個槍支愛好者,在古巴的家門口展示用於自衛的雙管獵槍;站著用削尖的鉛筆寫作,每天挖下幾百個詞。他是人們崇拜的作家,也是人們恐懼的作家。在晚年,美國人把他形容為“一頭衰老的公牛”,想像著他可能會在氣喘吁吁中站在原地結束生命,沒人能想到他會開槍打爆自己的頭顱。而在海明威眼裡,他一直覺得朝嘴裡開一槍是個結束生命的完美方式。

海明威的痛苦是慢性疾病,這可能在他寫作第一本小說的時候便已體現出來。“冰山寫作”讓他的創作速度一直相當緩慢,每天都在苦海中尋找恰當的字詞,然後精疲力竭地寫下幾百個字。據他的妻子瑪麗回憶,海明威從來沒有在一天寫出超過一千個詞。《老人與海》結尾他修改了39遍才滿意。年輕力壯的時候,這種體力活兒算不了什麼。他還富有激情,從打獵、性、創傷、戰爭、非洲旅行那裡獲取了素材,寫出的句子天然地具有硬漢風格。但在巔峰期過後,延續這種風格變得艱難。尤其是在《喪鍾為誰而鳴》之後,海明威幾乎再也沒寫出過像樣的新作品。

在和友人邁耶的交談中,海明威提到了這種痛苦。他覺得自己喪失了寫作巔峰期持有的激情與詩意。《老人與海》只寫了8周就基本完成,《太陽照常升起》的初稿也用了6周。可現在,對他來說,連寫一個初稿都變得相當艱難。

語言能力的退化讓海明威的痛苦更加劇烈。這是所有作家的詛咒。他患上了健忘症和重度抑鬱症,再加上長期酗酒讓他不得不忍受肝腎疾病的侵擾。1960年,海明威入院治療,同時向心理醫生尋求幫助。他目前的狀態是,連給甘迺迪總統的演講詞寫幾行句子都做不到。

他看著醫院房門上的標牌:前作家,海明威。

《海明威:最後的訪談》,作者:(美)歐內斯特·海明威,譯者:沈悠,版本:中信出版集團 2019年7月

他想起了1954年的那次經曆。在馬什,他和瑪麗搭乘的飛機在跑道上失事起火。他幫助妻子從窗戶逃出去,但自己的身軀太大,沒辦法鑽出去,他只好用頭撞擊艙門。等海明威撞開艙門衝出去的時候,他已經頭骨破裂,第二天早上,腦脊液浸濕了他的枕頭。一些媒體沒有得到海明威逃生的消息,相信他已死了,於是登出了滿是讚譽之詞的訃告。這讓他覺得,如果自己在那個時候就結束生命,倒不失為一種成就。

於是,他的自殺傾向變得更加明顯。瑪麗注意到了這些,她發現海明威在出院後,總是拿著獵槍站在門口,不知在凝視什麼。幾天后,他嚐試自殺,沒有成功。妻子找來了電療醫生和心理醫生對海明威進行再次治療,結果並沒有什麼幫助。

在最後的幾天,為了阻止海明威真的自殺,瑪麗把他的獵槍都藏起來,鎖在了地下室。不過,她沒有把鑰匙藏起來,她說,自己不能“剝奪一個人使用自我財產的權利”。究竟是與衰退的大腦和身體對抗,還是乾脆地結束生命,最終選擇的決定權,也完全在海明威自己。而且,對他這樣一個已經塑造了幾十年硬漢人設的作家來說,無論什麼選擇,似乎都是強硬的。

1961年7月2日清晨,房屋的門口傳來一聲巨響。

這一次,他選擇了扣動扳機。

馬爾克斯

消失的記憶與碎紙機

撰文 | 新京報記者 宮子

桌子上隨處可見喝光的可樂瓶。這是馬爾克斯在晚年養成的新嗜好。他似乎很喜歡聽到擰開瓶蓋的刹那爆發出的碳酸聲——猝然一聲,然後消失——房間的地板上依舊鋪著空白的毯子,訪客們進入時會不自覺地在外面擦擦鞋底,以示尊敬;一排子孫們的照片擺放在檯子上,讓坐在旁邊的他看上去像是《百年孤獨》里的族長;還有傳真機、電話、廢棄的打字機,最新版本的電腦。在安置得滿滿噹噹的日常用品中,最顯眼的還是那台碎紙機,巔峰期過後的最後時光里,馬爾克斯越來越頻繁地使用它。碎紙機讓作家們在銷毀手稿、刪除不滿意作品時變得更加堅決。

但一個作家,他想放到碎紙機里的東西究竟是什麼呢?這是讓馬爾克斯困惑的地方。

加西亞·馬爾克斯

哥倫比亞小說家。作品風格受胡安·魯爾福、福克納、格雷厄姆·格林等人影響。2012年,他的家人向媒體確認,馬爾克斯已經患上了阿爾茨海默症,無法寫作。

現在,他的記憶力已不能和寫作《百年孤獨》《霍亂時期的愛情》時相提並論。幾年前,馬爾克斯被檢查出了淋巴癌。醫生給他看了一張黑乎乎的器官透視圖。他當然看不出來那圖像在醫學上意味著什麼。醫生告訴他說這是惡性腫瘤,唯一的好消息是沒有擴散。一週里,馬爾克斯又做了兩次檢查,結果都很嚇人。週末回到家裡的時候,馬爾克斯確信自己馬上就要死了。

進入死亡的道路非常漫長。醫生選擇用化學治療的方式延緩它,從而讓這最後的旅程看起來像是尚有些許生機的歸途。馬爾克斯則急於用更多的文學作品填充它,避免讓最後的年月變成一段虛空的彌留。不幸的是,這兩種對抗死亡的方式似乎沒有辦法共存。那段時間的化學治療讓馬爾克斯大腦里的許多神經元細胞破損了。儘管有電腦的幫助,但思維的遲鈍還是讓寫作變得非常困難。

記憶開始成為不斷分解的泡沫。他嚐試著敲出那篇已經在大腦中儲放了四年之久的《苦妓回憶錄》,結果卻像一隻放久的酸橙子,餘韻尤在,但完全沒有任何光澤。

這對馬爾克斯這樣的作家來說是毀滅性的打擊。因為他的所有故事都與回憶有關。他從外祖母那裡聽到的民間傳說故事,跨越多個世紀的長篇敘事,拉丁美洲的炎熱天氣與番石榴果實的氣味……他發現自己很難再把這些東西用完美的意識流敘事連接在一起。年輕的時候,他喜歡泡在浴缸裡構思故事,現在這個也派不上什麼用場了。有媒體在那段時間里認為馬爾克斯患上了“怠惰症”,功成名就的他可能不想再寫新書了,他只打算安靜地在晚年享受自己的文學地位。但瞭解馬爾克斯的人知道,“活著的時候就接受死者般的敬意”是他不太能接受的事情。

進入21世紀,碎紙機加速了馬爾克斯的衰亡。

他躲了起來,在家中用非常低的效率寫一本記憶之書,《活著為了講述》。就像書名所寫的那樣,他想繼續活下去——醫學定義的,以及他作為一名作家所認知的。在寫作時,馬爾克斯竭力想通過挖掘回憶的方式,將消失的細胞重新組合。部分細節在寫出來時很模糊,或看起來不像是事實,需要家人調查資料來幫他核實。在這種狀況下,馬爾克斯寫出了《活著為了講述》。這是他面對碎紙機做出的最後努力。

《加西亞·馬爾克斯訪談錄》,編者:(美)吉恩·貝爾-維亞達,譯者:徐誌強,版本:守望者|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9年7月

馬爾克斯在2014年去世。他希望葬禮能夠簡單一些,最好只他妻子一個人參加,但他知道這種事情不太可能發生。去世時,全世界的媒體都在緬懷他,那種盛況讓人想到《百年孤獨》在哥倫比亞的地鐵和出租司機手中流傳的樣子。人們在紀念稿中將他稱為20世紀最後的文學大師。這個“最後”的時刻也許從他患上癌症的那一天便已開始倒計時。讀者發現這個曾經對現實和拉丁美洲的政治狀況懷有熱情的作家,在最後的時光里卻對21世紀發生的事情感到無助。他無力再去思考南北美洲的恐怖襲擊和政治事件。21世紀看起來要比20世紀更有秩序,但事件與信息的傳播方式卻讓世界變得更加紛亂。沒人知道還能從碎紙機里找到什麼。沒人知道是否還會有小說家用魔幻的方式將現實、記憶、未來融合在一起。

兩個博爾赫斯

在夢中的相遇

撰文 | 新京報記者 楊司奇

博爾赫斯的一生都在被死亡所誘惑,被生命的無意義感所縈繞。但他沒有想到,自己竟然活了將近90歲。

大概是在1977年的時候,那時距離他真正的死亡還有9年,他寫了一則關於自殺誘惑的故事,《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故事開始於1960年,當時博爾赫斯剛過完61歲生日,他預訂了阿德羅園旅館的19號房間,打算在那裡自殺。可當他走進房間,卻遇到了更為年老的博爾赫斯。老年博爾赫斯剛吃了一瓶藥,正在安靜地等待死亡。不過,他說自己並不在旅館,而是在麥普大街公寓母親的房間,時間是1983年。兩個博爾赫斯都覺得,自己是在夢裡遇見了對方,他們談到了更早的一次自殺:那次是一個更為年輕的博爾赫斯,他帶著一把槍來到同一家旅館,想了結自己。

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

阿根廷作家,其作品反映了“世界的混沌性和文學的非現實感”,被譽為“作家們的作家”,對中國文學影響巨大。

這個自殺故事的草稿在博爾赫斯的心裡上演了無數次,在詩歌和小說里,他不斷寫到死亡,將自殺描述為一種崇高行為,一種對肉體最高形式的否定。後來追溯起那本草稿時,他總是會提起祖父。博爾赫斯的祖父是阿根廷曆史的英雄人物,在一場失敗的戰役後,老博爾赫斯上校走到一排步槍前,挑了一把雷明頓,朝自己射出了兩顆子彈。

因為這幅壯烈的影像,博爾赫斯一生都無法擺脫父輩記憶的折磨,母親不厭其煩地向他訴說著家族的豐功偉績,希望他能複興家族榮光。他因此極度討厭父權,總是去喜歡母親所不喜歡的東西。他想要通過這種不一致性對抗祖先的陰影,包括愛情。

但是在愛情中,博爾赫斯一次又一次地失敗,而這給他帶來的強烈死亡感使得他的時間和空間感都發生了變化。他感到整個世界都變小了,成為一個不可穿越的謎。

更糟的是,博爾赫斯的失明症愈來愈嚴重。在他看不見的那段日子裡,儘管他很努力地想盡一切辦法去感受活著的感覺,可無意義感還是幾乎吞噬了他。

不過,博爾赫斯仍然對愛情充滿渴望。在他生命的晚年,他才終於衝破羈絆,和年輕的瑪麗亞·兒玉結了婚。

生命的無意義感在他快80歲生日時愈加強烈。甚至到他邁入90歲的時候,他還沒有搞清楚活著的意義。1979年,他相信自己很快就要同真正的死亡抗爭了——不時有一種劇痛向他襲來。他還能活多久?他將會在哪一座城市死亡呢?他又將用哪種語言來迎接自己的死亡呢?

在遲到的愛情中,博爾赫斯多少得到了些撫慰。1984年,他和瑪麗亞去了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包括日內瓦。正是這次日內瓦之行,使他經曆了一次頓悟。這次頓悟在同瑪麗亞以及朋友阿布拉莫維茲的遺孀在一家希臘餐館吃飯時發生。

當時背景音樂正放著一首希臘歌曲,歌詞里說,如果音樂響起的話,我們就能夠得到特洛伊海倫的愛,尤利西斯就會回到伊薩卡。聽著這首歌,他突然強烈地感覺到,阿布拉莫維茲的生命並沒有消失,他和他們在一起。當天晚上,博爾赫斯寫道:“這個地球上沒有一件東西是不死的,也沒有一件東西是不會投下影子的。今晚你沒有出聲,阿布拉莫維茲,但是你告訴我了:我們應該像走進一次節日慶典一樣走進死亡。”

《和博爾赫斯在一起》,作者:(阿根廷)阿爾維托·曼古埃爾,譯者:李卓群,版本:守望者|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9年7月

生命中的最後兩年,博爾赫斯被診斷為肝癌,但他的焦慮沒有了,他願意坦誠接受自己的命運,甚至帶著一種急切的渴望期盼著死亡。他拒絕進行化療,希望順其自然。

博爾赫斯決定給自己創造一個“不可思議”的結局。他希望在日內瓦死去,這是他為改變世界所做的一個小小的貢獻。因為那兩年正是阿根廷曆史的一個關鍵時刻,正懸在希望日漸渺茫的民主重建和自我毀滅之間搖擺不定。他希望表達某種態度。通過重返日內瓦,他重新進入了時間的子宮。正是在這個城市,他的靈魂不斷往還,第一次知道什麼是愛,第一次知道什麼是痛苦,第一次與死亡產生了和解。

1986年6月14日淩晨,博爾赫斯在日內瓦離開了這個世界。他終於不再焦灼。

伍爾夫

這漫天蓋過我的波浪

撰文 | 新京報記者 楊司奇

關於維珍尼亞·伍爾夫,我們始終記得這樣一幅悲哀而平靜的畫面:

1941年3月28日,一個星期五的上午,伍爾夫悄悄溜出家門。她穿過浸水草甸來到河邊,把自己的常用手杖留在河堤上,然後將一塊大石頭硬塞進自己的口袋,慢慢沉入了河底。

在家中壁爐台上留給丈夫的信中,伍爾夫寫道:“我感到我一定又要發狂了。而且這一次我不會康複了。我開始聽見種種幻聲,我的心神無法集中。因此我就要採取那種看來算是最恰當的行動……我無力再搏鬥下去了……現在,一切都離我而去,剩下的,只有你確鑿無疑的善良。”

維珍尼亞·伍爾夫

英國作家,意識流文學代表人物,被譽為20世紀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的先鋒。

對於她選擇赴死之前所看不到的部分,我們只能猜測,透過她的小說和日記。但這畢竟還是不夠真實。

伍爾夫一直保持著寫日記的習慣,偶有斷續。1899年夏秋之際,她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關於日落的描寫:

這片雲的邊緣被火光照亮——鮮明、熾烈地出現在東邊,就像某把審判或複仇之劍——然而,當它觸及背後的灰色天空時,那光亮的強度就熔化且暗淡了下去,所以它沒有一個能被清晰界定的輪廓……這是日落的關鍵所在,不過……還有另一種燦爛,它其實出現在反照中,但是其本質在壯麗和完美方面並不比原初的更遜色。

這像是一幅伍爾夫生命輪廓的隱喻。對生命熱度的熾烈渴求,一旦觸及背景深處的灰色,那光亮的強度就消退、暗淡下去。只是在寫作的反照中,伍爾夫才收穫了另一種燦爛。

她13歲時,一種心智上的毒瘤襲擊了她。第一次崩潰發生在母親去世後不久,她說那是一段很長的虛無,一種她自己也無法形容的純粹死亡。而這種無法描述的東西始終停留在某處,猶如一把高懸在頭頂的狄奧尼修斯之劍。伍爾夫無法忍受,但她不得不接受。懷著一種慍怒。為了反抗,為了向自己證明自己並沒有什麼不對勁,她持續不斷地寫。每天早晨,伍爾夫都在膝頭擱上木板,擺上墨水和鋼筆,開始寫作。她只和她的作品親近地生活在一起,它們成了伍爾夫未眠時的生活本質,比其他一切事物都更真實。

在她生命中的最後十年里,世界上發生了許多事情,使得原本並不關心政治的伍爾夫也被捲入某種混亂中。1936年,她正在寫作小說《歲月》。這一年3月,希特勒來到了萊茵河畔。這是她的倒數第二部小說,她從沒有為一本書如此辛苦過。“批評家們”對伍爾夫之前的作品感到滿意,但《歲月》使他們感到遲疑。這本書似乎是某種後退,甚至可能是個錯誤的方向。這在伍爾夫的心裡造成了激烈的情緒交替,她感到一種下墜感,一種血液不會抵達腦子的感覺。但倫納德的陪伴幫她渡過了危機。

但當生命被引向1940年春天之際,伍爾夫又感到一種奇怪的焦慮。有那麼幾個月,伍爾夫似乎就住在懸崖邊上。她經常和倫納德討論自殺問題。不過,當真正置身戰火,當英國保衛戰接近它的高潮時,維珍尼亞的情緒卻突然從一種擔憂轉變為一種安靜的沉著。

1940年9月29日,一個炸彈落得離伍爾夫的鄉村小屋非常近。伍爾夫責罵倫納德把窗戶關得太響了,隨後意識到發生了什麼,她跑到草坪上,看到轟炸機在紐黑文上空掠過的陰影。她似乎不再焦慮了,繼續埋頭寫作。她從未這麼迅疾地,沒有停頓、遲疑、絕望、掙紮或修改地寫過小說。為了從一個新角度觀看她的房子和山間那片美好的平地,她移了一下書桌的位置。後來一個炸彈炸裂了河堤,烏斯河水洶湧地漫過浸水草甸,正好衝進她的花園,形成了一個有許多水禽光顧的可愛內陸海。看過景色,再抽上一根菸,她會一直寫到中午。

黑暗是從什麼時候降臨的?11月23日,她寫完了《幕間》,小說的收尾對她始終是一段危險期,但整個12月她似乎一直很高興。直到1941年3月24日,伍爾夫寫信說她不想出版《幕間》了。那時倫納德明白,她的狀況又變得危急起來。但已經無法挽回。

《幕間》,作者:(英)維珍尼亞·伍爾夫,譯者:穀啟楠,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3年11月

不止一次,伍爾夫將生命的恐怖描述為“漫天撲地蓋過我的波浪”,但她試圖“打起精神去擠、去撞、去衝擊”。在墓碑上,倫納德為她刻下了小說《海浪》中的最後一句話:“死亡是敵人。我朝你衝去,不屈服也不退縮。啊,死亡!海浪在岸邊粉身碎骨。”

本文原載於2019年7月27日《新京報書評週刊》B05-B06版。

撰文:宮子 楊司奇

編輯:張進 榕小崧;

校對:趙琳 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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