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家庭︱留守兒童教育思考:誰陪你一起長大
2019年07月24日11:57

原標題:中國家庭︱留守兒童教育思考:誰陪你一起長大

2019年7月中旬,杭州9歲女童章子欣失聯案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持續佔據首位。父親常年在外打工,留下她與家中老人朝夕相處。這樁案件,再次撕開了留守兒童的傷痛。留守兒童所引發的各類問題既是家庭問題,也是學校和社會的問題。

2014 年全國婦聯公佈的《中國農村留守兒童狀況研究報告》顯示,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預算,中國農村留守兒童約 6102 萬,是農村兒童總數的 37.7%,為全國兒童總數的 21.88%。

當前,大量文獻已經在理論和實證上已經證明,學校和家庭是兒童成長的兩個主要環境,當這些學習領域重疊時,兒童可以發揮最大能動性。然而,當父母居住地遙遠,家庭與學校的關係就會失去活力。

韓國延世大學教育系的助理教授Sung won Kim(下文簡稱Kim)在2019年第4期英國國際比較教育協會的官方期刊Compare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留守兒童:中國農村教師對家庭與學校關係的認知”(Left-behind children: teachers' perceptions of family- school relations in rural China)的論文。

在上述論文中,Kim指出,中學教師對家庭-學校關係的負面敘述源於其根深蒂固的觀念,也就是傳統的家庭-學校關係與現實之間的差距所導致。

父母:無法參加的班會

Kim在2015年對42名留守兒童占比較大的中學教師進行了半結構化訪談。這42名教師分別來自江西省的兩所學校,這兩所學校被當地教育局列為留守兒童人數最多的學校,留守兒童分別約占比45%(A學校)和33%(學校B)。

其中,學校A位於江西省省會南昌市西北部的一個鄉鎮,這是該地區唯一一所學校。該學校將小學和初中合併,共有696名學生,其中283名是中學生。學校B是一所中學,共有1500名學生,每個年級有7-8個班級,只招收位於貧困縣鎮的中學生。在被問及當下最大挑戰時,接受Kim訪談的 42名教師中有40位認為, 父母的參與是家庭、學校和社會三大教育支柱中最重要的一環。留守兒童的教育應該是“學校和家庭之間的合作”,但當前家長缺席了諸多環節。

在訪談中,兩校教師都積極推行各種策略,加強家庭與學校的溝通。通常,監護人與教師的互動大多由教師發起。

為了與留守兒童的父母或者監護人加強溝通,最常見的形式就是電話聯繫。其中一位受訪教師說,他們甚至每月自掏腰包幾百元給留守兒童的父母打電話,報告孩子的學習進度和考試情況。學校B甚至要求教師發送大量短信給所有家長,內容包括學生成績、假期時間以及孩子的課程表等等。

此外,每年兩到三次的班會強製要求家長到場。A學校的參加率非常低,有幾位教師表示,在40-50名監護人中,只有12位監護人參加班會,其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是祖父母,有時,孩子的遠房親戚或者鄰居也會來參加班會。為了能夠與家長當面互動,學校甚至專門選擇春節期間,父母都在家時組織班會。一位受訪者表示,即使告知監護人家長會的重要性,依舊很多人缺席。

教師:無聲的偏見

Kim發現,在接受調查的人中,多數教師雖然是當地人,但受過大學教育占半數以上(A和B學校的教育水平分別為77.8%和63.6%),這直接導致教師所持有的價值觀和規範與家長之間產生交流的鴻溝。在他們的經驗里,有些孩子即便參與了課堂活動,但仍然因為缺乏監管而無法按時完成課後作業,這讓他們的工作難上加難,父母的缺席被他們解釋為忽視“父母”角色。

不斷有受訪者提供那些父母外出打工,孩子學業荒廢的案例,而父母辭掉城市工作回鄉伴讀,孩子多數取得了成功。

例如,一位受訪教師在訪談中提到, “當孩子在八年級期末(註釋:初二)時,我建議其父母回來,孩子的母親回來以後,孩子就變乖了,不再逃課,成績也逐漸好轉。但是兩三個月後他的母親回到城市打工,這個孩子開始去網吧、抽菸和翹課,甚至不能繼續學習九年級的課程。”

另一個有趣的現像是,Kim發現許多教師在描述時將“我們-教師”與“他們-父母”二元對立,而不是一種夥伴合作關係。

一位受訪者認為,留守兒童的父母對教育並沒有充分重視。普遍被提及的一個詞就是“觀念”:“他們(父母)的觀念只是希望孩子們‘以後能養活自己’稀里糊塗讀到中學就夠了”。甚至有教師說,父母們的不配合是學校實現教學目標的障礙。“這些父母根本沒有把孩子放在第一位,他們總是太忙了。” 於是,家長來學校參加班會,被描述為一場持續的權力鬥爭。

還有受訪者表示,農村與城市最大的教育差異在於環境。城市更看重教育,他們很忙但還是會擠出時間照顧孩子;在農村,父母覺得自己太忙了。這種對農村父母未能與教師所想像中的城市教育標準接軌的解釋,迴避了中國城鄉不平等的結構性問題,將責任全部推到農村父母身上。

不難看出,教師對家長高參與度的期待,與城市中產階級的規範非常一致。

挫折感:鄉村教師的消極情緒

Kim在訪談中發現,鄉村教師皆有一些消極情緒,包括恐懼、內疚、責備、壓力和憤怒。因為要填補父母缺席的空白,在對留守兒童的教育中,教師們扮演著“關懷角色”和“教學角色”,而他們的挫折感就源於在兩個角色中不斷切換以致時間與精力不足。一位受訪教師說,“我們自己也有家庭和小孩要照顧,這絕不是長久之計”。

消極情緒在班主任身上體現更加明顯。他們負責班上的每個學生,關心學校招生,管理不聽課的學生,在教室里保持衛生,並在黑板上發佈每日公告。受訪的學校B總共1500名學生,其中有800多名在學校寄宿。班主任每週至少有2-3天寄宿在宿舍,監督早上6:30的自習時間和晚上8點的自習時間。

如何走出困境

當前,以城市父母為教育基礎的參照框架並不適合農民工家庭。

Kim指出,需要重新審視家庭與學校關係模式。一方面,由於父母的缺席需要重新建立新的家庭-學校關係的模式,新模式不能過度依賴父母的參與,例如訓練孩子良好的學習習慣。鑒於祖父母隔代照顧的普遍存在,將祖父母納入新模式也是選擇之一。

此外,Kim建議,減輕教師的課外負擔,為家庭與學校之間的積極溝通提供更好的途徑 ;為教師們提供更好的入職培訓和在職方案,使教師能夠更好地瞭解與處理諸如農民工家庭等具有挑戰性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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