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念祺︱無所不在的宦官與明朝“雙頭馬車”政治
2019年06月25日11:27

原標題:程念祺︱無所不在的宦官與明朝“雙頭馬車”政治

《明代宦官》,蔡石山著,黃宗憲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282頁,58.00元。

《明代宦官》,蔡石山著,黃宗憲譯,台灣聯經出版公司,2011年11月出版, 352頁,新台幣380元。

The Eunuchs in the Ming Dynasty,蔡石山著,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1995年11月出版,290頁。

國內明史學界對明代宦官的關注,向來集中在宦官與明朝專製政治的關繫上;對明朝宦官的各種活動,則強調他們作為皇帝代理人的身份。這兩個方面,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出版的丁易的《明代特務政治》,已有比較完整的把握。對明朝的宦官專政,治明史者向無正面的評價,對閹宦之人亦皆鄙視。這樣的研究立場,在各種有關明朝宦官活動的論文,或明史專著的相關章節中,多有體現。真正受到好評的明代宦官,只有鄭和等少數人。蔡石山教授指出,這樣的研究,對明代宦官這樣“一個龐大的執政群體”來說,是不公平的;觀念上仍受中國傳統史家的影響,是落後的。在他看來,明朝在政治上實行“雙頭馬車”統治;宦官的體系是一側;傳統的文、武體系是另一側;皇帝居中駕馭,左右平衡,以維護自己的政治安全。

作者在本書的緒言中指出,中國曆史上,士大夫們的政治理想,要麼追求“無法實現的烏托邦”,要麼“鼓吹聖王政治”:

這些自視甚高的士大夫一再處於和宦官水火不容的對立局面,傾向於將死對頭描寫為貪婪、邪惡、寡廉鮮恥之徒,把天下之惡歸於受人鄙視、可惡的宦官身上;但其實,社會種種弊病的根源正是中國士大夫所欣然效命的帝國體製。這兩群人在整個明朝時期碰撞、互動、衝突,在將近250年中爭奪帝國機器的控製權。與這種陳義過高的理想和派系對立有密切關係的,乃是中國士大夫的怯懦和缺乏革命傳統。因此,中國史家鮮少公開且不屈不撓地挾擊專製政體和專製政體所催生出的暴政,反倒挑出宦官當替罪羊,不願把這個粗俗的群體視為社會、政治綜合體。

在作者看來,所有這些關於宦官的“駭人聽聞的故事和權力傾軋,應放在中國專製政治統治的背景下探討,而個人的行為也應從專製體製的角度重新檢視”。

說到皇帝重用宦官,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專製體製的本性。去勢之人,在社會上向來受人鄙視,政治上則孤立無援。他們的榮華富貴,全憑皇帝的寵幸,當然也就最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中國實際的曆史事實則表明,雖然宦官不可一世、專權擅政的事屢見不鮮,但宦官篡奪皇位的事情卻從來沒有發生過。不像皇親、母后和外戚之類人物,各因其政治地位而擁有廣泛的社會基礎,一經得寵,在政治上和社會上,都可以呼風喚雨。而在專製體製之下,他們得寵的另一面,就是伴君如伴虎。宮廷之中殺機四伏,而他們則因擁有某種政治和社會優勢,與皇權發生衝突。這一方面會使他們處於不得不然的騎虎之勢,另一方面也會使他們生出難以抑製的政治野心。所以,曆史上謀奪皇位的,往往就是這些人。當然,若說最須防範的,還是武人。武人握有兵權,使掌京師,則必為心腹之患;使鎮守四方,則難免尾大不掉。

說來說去,在中國曆史上,還只有出生貧寒的讀書人,和宦官一樣,是靠皇帝給官做的。在社會上,讀書人與宦官不同的,就是他們一般有好名聲。但是,若出身寒微,僅僅做一個書生,好名聲也是假的,不會有什麼實際的社會地位。漢武帝時曾不可一世的主父偃,做官之前,身無長物,寒酸得很。據他自己說,連父兄都嚴重瞧不起他。漢元帝、成帝時,讀書人在社會上地位大大提高。一個叫王章的貧寒書生,後來也做過大官。但他在做太學生的時候,生了重病,也只是與妻子以“牛衣”取暖。勢單力孤,可憐之至。

總之,貧寒的讀書人只有做了官,才會在政治和社會上形成勢力。但他們一旦做了官,就容易在官場上結黨營私。嚴重的,則知有朋黨,而不知有朝廷。這種情況,在科舉選官,士大夫皆出草野之後,變得更為突出。所以說,用起來最順手的,從來都是宦官,而且棄之可如敝屐。

因此,到了明代,洪武皇帝立下規矩,不許宦官干政,而且連識字也不許,但還是形成了一整套的宦官執政體系,代表皇權對官僚體系進行監督和製約,以至代行其政。

由於萬事皆仰宦官,明朝宦官的數量是非常大的。這種情況,明朝建立不久,就開始了。那時,無論宮廷和社會,對閹人的需求都很大。而社會上的私閹風氣之盛,為明朝大量地使用宦官,提供了條件。這兩個方面,《明代宦官》的大致敘述如下。

洪武開國之後不久,明朝宮廷中宦官人數就開始增多。雖然朱元璋曾立下宦官不得干政的規矩,但是“每次整肅士大夫時,洪武皇帝都在有意但不情不願地晉陞宦官的職位。到了14世紀80年代,宦官不僅成為皇帝整肅、監督官員的工具,還成為明朝專製政治的禍根”——請讀者注意,作者對宦官仍使用“禍根”一詞,反映了本書並不一意為宦官專政開脫。僅在洪武時期,隨著各種事務的增加,宮中的宦官機構竟迅速增加至十二個;而且,隨著幾十個皇子、公主陸續長大,需用的宦官也在迅速增加。洪武皇帝在位期間,還曾兩度提高重要宦官機構的級別,可見他自己已經開始重用宦官;而“長期看來,他所種下的專製禍根,還要相當多的宦官灌溉滋養,才會茁壯成長”。而在後來的時期里,明廷的宦官機構,增加到二十四個,成為明朝第二大政府機構。每個機構都有自己的各級長官及其僚屬,和他們各自的仆人。總之,無論是宦官機構的級別提高,還是專門機構的增加,都會增加對宦官的需求,以至於大量宦官成為明朝中後期沉重的財政負擔。

明朝所用宦官,最初或為各朝貢國貢獻的閹人,或為軍隊閹割的邊地作戰中擒獲的俘虜。當時社會上,用閹人為奴為仆的情況,也很普遍。富人、貴族、宗親和文武官僚,多習慣於這種極為殘忍、惡劣的風俗。而對於窮人來說,通過私閹,爭取到富貴人家為奴仆,也不失為一條活路;若誰能有幸得到主人家的寵愛,還可望改變家人的境遇。私閹的人,當然更希望能有機會到宮中當差。明廷曾經三令五申,禁止民間私閹,並對私閹者施以刑罰和流放,但私閹的勢頭仍控製不住。自閹的人越來越多,成百上千的閹人湧入京城,聚集在宮門求職的情況不斷髮生。雖然,只有少部分人僥倖被挑選入宮,卻鼓勵了更多的人私閹,以至於出現閹人大量過剩的問題。到明朝成化年間,距開國不過百年,“自宮者已成為令人頭痛的政治問題和惱人的社會問題”。明末,1620年,竟有差不多兩萬人湧入京城,請求入宮。作者指出,私閹者如此之多,“主要不是衰敗不堪的經濟所造成的,而是墮落、兩極化的社會所致”;另一方面,“在殘酷、惡劣的體製里,比起苦讀儒家典籍、寫八股文並且通過層層科考的方式,這麼做反而更容易從皇帝那裡找到工作”。後者說得很損,卻是事實。明朝英宗時的秉筆太監王振,就是讀書人閹後進宮的。終於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這是大家都熟悉的。

本書將明代宦官定義為“一個龐大的執政群體”,是極符合明朝的曆史實際的。曆代多有宦官專政的事,但是像明朝這樣,宦官數量之大,體製之完備,活動遍及內政、外交、軍事、情報、司法、監察、經濟、貿易、水利等各個方面,從宮內到宮外,從朝廷到地方,幾乎無處看不見他們身影的情況,卻是絕無僅有的。那麼,這樣一個龐大的執政群體,較明朝的文、武官僚系統,又有哪些長處呢?

首先,宦官與明朝的軍事製度,緊密相連。除了欽命宦官去查核軍官是否稱職這種特殊做法之外,一般的製度是讓職業指揮官與統兵宦官一起帶兵。明朝將大部分軍力,佈置在綿延數千公里的長城沿線;重要的駐軍地點則無不處於宦官的嚴密監視之下。在京城,京軍三大營之精兵,也全都由宦官統領。司禮監的統兵權,則在兵部之上。那時,連設在邊地交易進口馬匹的茶馬司,也都由宦官掌管。設立這種宦官統軍的製度,是出於對武人極度防範的心理。有明一代,一些統軍的宦官能夠為朝廷立下戰功,也與這一製度有關。 

從限製武人的權力、保證皇帝的安全來說,這種宦官統軍的製度是成功的。然而,有明一代的軍事不振,很大程度上也與這種宦官統軍的製度相關。經常被提及的明代宦官的邪惡與不忠的例子,是1644年,當李自成進攻北京時,掌兵京師的宦官開城迎降這件事。但是,也還有部分宦官在撤出北京之後,繼續英勇抵抗。作者認為,這與明朝文武官員有降清的、也有抵抗的情況大致相似。換言之,宦官對明朝,未必就特別不忠。作者還強調說,宦官與明朝文臣武將頻繁地發生衝突,受到的冤枉不少,實際上並不總是理虧的一方,真正的問題“在於明朝的雙頭馬車行政結構和行政職責的定位不清”,以至於機構“笨重遲緩”,“巨大冰川牢牢固結住政府機關,使其到了16世紀晚期已不再能運行”。言下之意,許多問題發生後得不到妥善的處理,是由於體製的製約,是怪不得宦官的。

講到明朝的“特務政治”,作者也反對將其歸罪於宦官。在作者看來,無論廠、衛,都是從屬於皇帝的特務機構;宦官掌握著這些機構,也無非是皇帝的代理人。比如東廠,這是永樂帝建立的特務組織,它的觸角後來逐漸深入全國各地。它的大部分刺探情報的工作,如監視宗室、武將、文官、秘密宗教團體和鄉紳,以及在人們聚集的場合,監聽各種不滿言論,或瞭解農商情況和重要貨物的價格,起先都是由錦衣衛來執行的。直到建立約五十年之後,東廠的頭子才改由司禮監掌印太監擔任。但它的一些重要機構,也還由錦衣衛掌管;刺探、蒐集情報的工作,也一直主要由錦衣衛承擔。而宦官與錦衣衛之間,一向是互相猜忌、矛盾重重。武宗時,劉瑾出掌東廠後,朝廷又批準建立西廠、內行廠這兩個特務機構。建立內行廠,就是要監督錦衣衛和東廠,其用意並不在於使宦官專權,而在強化皇帝對臣民的防範。

總之,利用特務機構胡作非為的宦官,在明代只是少數;由宦官所把持的特務機構再怎麼壞事做盡,也只是在執行皇命。宦官內部有爭權奪利,卻也有製衡。當一些宦官權力過於膨脹時,把他們拉下馬的,往往也是宦官。他們與士大夫一樣,都是皇帝的附屬品,所作所為多數是遵從皇命。比較而言,文官之間的鬥爭,比宦官之間的鬥爭,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如十六、十七世紀之交,明廷外朝的文官,已分化為至少五個派系,相互傾軋,權力鬥爭不斷,但內廷在太監陳矩主持下,平靜無事,不見醜聞和爭端。作者的看法是,宦官未必皆惡;這一“執政群體”的道德素質和政治表現,未必不如文官集團;有些宦官即便名聲很壞,也未必如史書記載得那樣一無是處,實在是蒙受了不少冤枉;明朝皇帝總是偏袒宦官,也不僅僅是出於個人好惡,而是對這種“雙頭馬車”政治結構的維護。

把明朝朝貢製度的建立,其歸功於宦官,是《明代宦官》一書的重頭戲。明初與蒙古、高麗以及東南亞的關係,就是由宦官率領的使團開闢的。而永樂皇帝在位的“1405年至1425年,由於明朝走大膽的對外擴張路線,這20年是宦官外交活動的最盛期”。其間,為解除蒙古侵擾,明成祖不僅對蒙古發動了大規模的軍事進攻,還不斷派宦官率領使團,尋求與蒙古議和;明成祖還派出宦官聯絡西藏,欲借助喇嘛教,來軟化蒙古人的好戰;派出宦官與中亞諸國建立聯繫,以牽製蒙古。為加強對遼東和黑龍江下遊地區女真各部落的羈縻,明成祖還派宦官巡察當地部落,宣佈朝廷敇命。而那一時期,明朝最大的外交活動,就是讓宦官率領巨型船隊,七次遠航西洋。

作者肯定了這些由宦官主持的外交活動,為明朝建立起了萬方來朝的朝貢體系;指出從那時開始,一直到明末,明朝皇帝所有的外交活動,以及外國的進貢,幾乎都由宦官掌握;明朝的外交,就是宦官掌管的皇傢俬事。令作者十分抱憾的是,在文獻記載上,明朝宦官的外交活動,許多都被對宦官抱有深刻偏見的儒學中人故意貶低,或有意無意地忽略掉了,而無論在開闢明朝外交事業的過程中,宦官們曾經經曆了何等難以想像的艱難險阻,表現出怎樣的聰明、智慧和勇氣,並且創造過何等的成就。

與宦官外交密不可分的,就是明朝的對外貿易。儘管這些貿易,有的只是延續舊傳統,有的卻開出了新局面。與外交一樣,這些對外貿易,看上去也像是皇帝的私人貿易,體現的是“無遠弗屆”的浩蕩皇恩。讀者也許會生出疑問:明朝走向世界的機會好像很多,卻不知明朝皇帝的興趣,為什麼僅止於宣示其宗主權?就此,作者則表達了另外一種看法:用宦官從事海上貿易,是因為開國不久,“明朝皇帝就認識到,與東南亞貿易是讓國家致富的最佳辦法之一。明朝皇帝還深信,欲讓經濟不受限製地增長,最理想的辦法就是由朝廷壟斷貿易”。這樣的推測,似乎缺乏充分的證據支持。而作者認為,鄭和遠洋的材料被明廷文臣銷毀,這方面的許多有關宦官業績的記載,亦隨之煙消雲散,否則完全可以證明自己的觀點。他強調說,這都是因為“文人悲歎宦官的得勢,竭盡所能、明里暗裡欲打消這一計劃”;“中國人如此卓越,為何沒有動機經由非洲抵達歐洲或越過太平洋發現美洲”!

明朝皇帝的控製欲,是無所不在的。宦官的活動,隨著皇帝的這種控製欲,亦無所不至。皇帝直接控製了大量的土地和勞動力,即“允許宦官對(皇莊)地產有較大的管理權,也允許宦官對在皇莊里工作者有較大的管理權”;並任由 “宦官自行掌理(皇莊)收入和會計事宜,不歸戶部管轄”;地方官則必須為宦官管理皇莊,提供諸如運輸和保管等方面的保障。為直接控製各種工商稅,皇帝將明朝工、商稅的各種徵管權,也一概交由宦官把持。宦官也不負重託,坐地起稅,無微不至。連泰山碧霞寺這樣的地方,香客趕早去那裡看太陽初升,都會與早就守候在那裡的收稅宦官相遇。宦官還為皇帝經營皇店,做買賣牟利。鹽利,是明朝財政收入的一個大頭,而且是皇帝可以機動支配的財源。於是,“宦官實際上已成為鹽務主管”。從作者的這些敘述中,讀者也能感到其中的批評意味。

然而對由宦官主持明朝的礦業以及徵收礦稅,作者卻在很大程度上表示肯定。特別是對宦官主持礦業,作者尤為回護:“明朝期間帶頭革新中國採礦、冶金事業者,不是文化素養高的士人和官員,而是宦官”;“士紳階層激烈反對這類事業,且竭盡所能醜化身為宦官的礦業創業家,阻擾本有可能促成機器創新乃至全面工業革命的任何工業計劃。他們堅持保守、傳統的立場,與大體上無知、迷信的大眾聯手嘲笑、批評、中傷宦官礦監。”即便對於宦官主持的養珠、燒瓷和織造,這些用來滿足宮廷奢侈需求的活動,作者也是讚揚有加。尤其是織造,耗費了巨大民力,也不具有任何經濟上的意義,作者卻“不禁納悶為何蘇州、杭州(16世紀的織造業)都未能引領世界展開紡織革命,成為伯明翰或曼徹斯特這類城市”。而他的結論是:“明朝宦官在主導明朝經濟上扮演了前所未有的不凡角色”;然而,在“不利的社會、政治氣氛下做事”,宦官的“成就不足以將中國推進工業時代”。

即便是在朝廷日常行政,或執行朝廷某些緊急公幹,以及某些宦官的才藝等方面,作者對宦官執政群體,同樣是不吝讚美之辭。他聲言,在雙頭馬車的政治之下,每當朝臣意見不一致時,宦官總是皇帝解決問題所仰仗的力量,稱讚他們在與文臣一起掌管皇帝文書、玉璽和符牌這些事關國家大計的高級機密時所起的積極作用,肯定他們在治理黃河和管理水利方面吃苦耐勞的精神和與眾不同的能力,高度評價他們中的某些人才藝堪與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達芬奇、米開朗基羅相比,並為他們在主持司法會審時的公正與仁慈而深深感動。他所要傳達的意思,就是明朝的宦官,無論在“宮內、宮外都非常活躍,且常充當皇上的個人代理人”,他們的“角色不是取代士大夫,而是補強士大夫,雙方都為同一個主子效命,屈從於同一個天子”,雖說權力總是讓人腐化,但“壞宦官所占的比例,其實微不足道,絕大部分宦官是奉公守法的”。他不無同情地表示:當專製政體出差錯時,宦官是最理想的代罪羔羊,是這一體製的受害者;但是,他們又是這部專製機器上不可或缺的潤滑油和齒輪;這種雙頭馬車政治,即司禮監與內閣的共生關係,確保了明朝政體的某種平衡;皇帝是這一製度的唯一受惠者;明朝能夠享祚兩百七十六年,這應當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從以上對《明代宦官》一書內容的敘述中,即可以看出,把明代宦官作為“一個龐大的執政群體”加以研究,大大拓寬了明朝政治史的研究視野。作者的根本立論,在於宦官“是中國專製君主製度的產物,而非創造者”,是“皇帝利用宦官來掌控政府的運作”。在揭示這樣一些帶有根本性的問題上,蔡石山教授的這部《明代宦官》可以說做得很成功。基於這樣的立論,蔡石山教授臚列了相當多的史料,對明代宦官的讚揚可謂是無微不至。

但是,說到宦官在明史上的作用,以上所介紹的作者的看法,也還有許多需要推敲的地方。推論即便有理,還是要靠史實來證明。特別是作者認為,明朝士大夫對宦官的歧視、打擊,使明朝錯失了近代化。這樣的觀點能否能夠成立,也還需要事實和理論的支持。然而,明朝的“雙頭馬車”政治,與其享祚兩百七十六年之間,確乎存在著某種因果關係。作為宦官這個龐大的執政群體,在這種關係中所起的作用,是可以從許多微觀而又宏觀的研究中得到揭示的。毋庸諱言,中國傳統政治的許多專製基因,就隱藏在類似這種“雙頭馬車”政治的關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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