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政府與財閥的對抗:為什麼文在寅緊揪財閥?
2019年06月01日01:54

  原標題:韓國政府與財閥的對抗

  範西琳

  韓國總統文在寅上任後啟動對前總統李明博涉嫌貪汙受賄的調查以及近期徹查娛樂圈等行動,無不透露出文在寅政府與韓國財閥間的火藥味。剛剛於今年4月上任的韓國駐華大使張夏成曾出版《韓國式資本主義》一書,通過該書我們可以進一步瞭解文在寅團隊與韓國財閥間的戰爭。

  為什麼文在寅緊揪財閥?首先,錢都在財閥手中,但並沒有對經濟增長產生正面效應。韓國的經濟增長率在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中非常高,過去十年的經濟年均增長率為3.6%,是OECD國家平均值1.7%的兩倍多,但居民實際工資的收入增長率僅為2.1%;韓國經濟整體增長了45.6%,但居民實際收入增長卻只有整體增長的一半,為23.2%。

  其次,財閥控製著整個韓國命脈。沒有落實到居民實際收入里的資金多在企業里,而且大部分在財閥手中。韓國企業的儲蓄率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維持在11%-12%之間,但是進入21世紀以來,企業儲蓄率開始增加,金融危機爆發的2008年為16.8%,2010年上漲為19.7%,在OECD國家中排名第二。

  企業希望通過投資來拉動國民經濟,這也是樸槿惠和李明博親財閥政策的原因之一。但張夏成在《韓國式資本主義》一書中提出,投資並不是對經濟增長最有利的催化劑,消費才是。在20世紀90年代,雖然韓國消費對經濟增長平均貢獻度高於投資,但兩者差距並不算大。但是進入21世紀以後,消費的貢獻度開始遠高於投資的貢獻度。2012年國民收入增長率中最終消費支出的貢獻率達到75%。

  筆者認為現今韓國的市場經濟沒有得到“正常的運行”,其原因在於最基礎和根本的公平市場“競爭”體系不健全。即使是在市場經濟曆史較長的美國,財富排名前百名的富人中,有70%是當代創業者,而在韓國,75%的富人繼承了祖上的財產;此外,韓國的大財閥集團幾乎無孔不入,新興企業難以找到財閥不涉足的領域進行業務發展。

  為何財閥難以被政府控製?財閥的外國投資者們擁有多數控製權,而韓國政府缺乏主動權。事實上對抗財閥不僅僅是對抗財閥家族本身,也包括財閥背後的外國股東們:數千名國籍、投資目的、投資方法各不相同的投資機構和個人。

  以三星電子為例,三星電子在證券市場有將近40年的成長曆程,其間多次發行股票進行有償增資。在進行了多輪的增發以後,李健熙家族所持股份的比例不足5%,加之對三星子公司與非營利性機構的內部持股,李健熙家族的總持股大約為18%。與此同時,外國股東的持股比例高達51%,而這個數字,已經相比於2004年4月的60.1%有所下降。截至2017年底,Dodge&Cox(美國)、Yacktman Asset Management LP(美國)以及The Vanguard Group(美國)分別占股8.94%、3.80%以及3.31%,而韓國本土的主權基金(National Pension Service of Korea)只占股1.20%,體現了韓國政府在財閥面前相比於外國投資者的相對被動。

  此外,財閥在韓國的出資結構複雜,涉及領域龐大,且財閥可以使用惡意併購等手段“自導自演”。三星電子是韓國的代表,也是韓國的代名詞。李健熙雖然實際控製著三星電子的經營權,但他不是最大的股東,不過,他可以依靠三星集糰子公司在三星電子的股份掌權。比如:三星愛寶樂園作為三星人壽保險公司的第一大股東,三星人壽保險公司作為三星電子的第一大股東,而李健熙家族通過三星愛寶樂園50%以上的持股率最終控製了三星電子的經營權。

  財閥對抗政府的一個方式,便是在企業報告中指出的:“存在被外國投資者惡意併購的可能性和風險。”惡意併購,是指併購企業在目標企業管理層對其併購意圖不清楚或對其進行併購行為持反對態度的情況下,對目標企業強行併購。根據張夏成教授的觀點,企業散播這些言論無疑是為了對抗韓國政府的《韓國公平交易法》對於財閥們的製衡條款。

  從《韓國式資本主義》中,我們可以看到,適當的國家控製也許是正確的。書中,張教授提到了“樸正熙鄉愁”,指的是傾向於樸槿惠的父親樸正熙在軍事治國時期的經濟理念。樸正熙在1961年軍事政變之後開始了長達18年的軍事政府時期,軍事政府於1962年實行的第一個“經濟開發五年計劃”取得了較好的成功,樸正熙執政的第一年(1961),韓國人均國民收入為92美元,世界排名第78位。而到了樸正熙執政的最後一年(1979),韓國國民人均收入高達1747美元,排名也上升到世界第48位。

  文在寅團隊是否真的可以在這場註定的惡戰中掌握自己的控製權,讓中小企業擁有更多公平公正的競爭機會,讓韓國充分實現“正義資本主義”?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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