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一次決裂:他為何厭惡薩特和波伏娃?
2019年05月17日16:19

原標題:知識分子的一次決裂:他為何厭惡薩特和波伏娃?

說起知識分子伉儷,知名度最高的幾對CP里,一定有法國哲學家薩特與波伏娃(也譯作波伏瓦)。薩特闡釋存在主義哲學的小冊子《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曾經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出版界成為人手一本的暢銷“聖經”;波伏娃的《第二性》更是女權理論的開山代表作;而他們兩人的終身“開放式關係”也成為不少人茶餘飯後津津樂道的八卦趣聞......

簡而言之,薩特與波伏娃幾乎代表了一種理想化的知識分子形象與生活方式。但這樣的一對知識分子伉儷,也存在著後腦勺上的另一面。首當其衝的,是他們與摯友加繆的衝突與決裂。

最近,波蘭詩人米沃什的作品《站在人這邊》及《獵人的一年》中譯本出版。在《站在人這邊》這本代表性隨筆中,米沃什記敘和素描了諸多曆史潮流的代表性人物,及與他相交的知識分子軼事。今天,進一步追溯他跟薩特、波伏娃、加繆等知識分子之間的故事,通過他們的交往,我們不僅可以理解他們的傳奇友情、這份友情如何走向決裂,更可以再一次思考,那些引發他們觀念衝突的重大曆史與哲學問題。

撰文|周郎顧曲

波伏娃的思想是對“知識時尚”的拿捏?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aw Mi?osz)是個克製的詩人,但在《米沃什詞典》里他罕見地對薩特(Jean-Paul Sartre)和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開炮。他說:

“女權主義者中,波伏娃的嗓門最大,破壞了女權主義。我尊重甚至理想化地看待那些處於對婦女命運的體認而捍衛婦女的婦女。但在波伏娃這裏,一切都是對於下一場知識時尚的拿捏。這個下流的母夜叉。”

米沃什自稱“小地方人”——“我到過許多城市、許多國家,但沒有養成世界主義的習慣。相反,我保持著一個小地方人的謹慎。一旦我在一座城市中住下,我不喜歡冒險走出我居住的區域。”他接受不了“資產階級審慎的魅力”,看不慣以薩特和波伏娃為代表的巴黎左派知識分子的一些習氣。

“我們姑且說,我對她(波伏娃)的反感是一個來自窮鄉僻壤的男人對於一個大世界中的女士的不可避免的感情。我為自己面對一個優雅的文明時所表現出來的怯懦而憤怒,我對她的反感被這種憤怒所強化。”

切斯瓦夫·米沃什,波蘭詩人,198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其詩歌注重內容和感受,廣闊而深邃地影射了二十世紀東歐、西歐和美國的動盪曆史和命運,被視為二十世紀東歐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米沃什對他們的不滿還和政治有關。戰後,波蘭在政治交易中淪為犧牲品,斯拉夫人生活在蘇聯的陰影下,釀就了膨脹的愛國主義,也驅使一批詩人流落他鄉,米沃什就是政治避難的其中一員。但在五十年代的法國,以薩特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對蘇聯等國家有不切實際的想像,他們對波蘭人的苦難缺乏感同身受,用傲慢而自以為是的目光打量著東歐世界。米沃什的政治避難沒有為他帶來道德的優越性,相反許多人不理解他,當他從波蘭駐法大使館出逃時,一位法共的精神科醫生說:“如果某個人在華沙或布拉格的生存能得到保障,但還是決定出走,那麼這個人肯定瘋了。”

獨居巴黎,遭受冷眼,五十年代初,米沃什把他的心聲寫進了《被禁錮的頭腦》。這本書試圖與他者對話,也是米沃什跟自己的對話。他大膽談論東歐知識分子如何擺脫束縛,也批判了法國知識界對蘇聯的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尖銳的批判,讓這本書出版並不順利,多虧加繆(Albert Camus)和雅斯貝爾斯(Karl Theodor Jaspers)的幫助,這本書才在西歐知識分子群體里引起關注。

波伏娃。

米沃什提及了一個有趣的名詞,叫“墨提賓”藥丸,這個詞語出波蘭劇作家斯坦尼斯瓦夫·維特凱維奇(Stanis?aw Witkiewicz)1932年的小說《永不滿足》,“此書描寫了一個精神空虛的社會,宗教失去影響,哲學深奧無用,藝術則徒具形式。一個名叫墨提賓的蒙古哲學家發明了一種人生觀藥,服下這種藥立刻就會變得輕鬆快樂,所有的精神空虛都會即刻消失,那些看來永遠無法解決的形而上問題,其實根本就不存在。依靠‘墨提賓’藥丸的作用,小說中虛構的東方帝國戰無不勝,最終統治了世界。有意味的是,所有服用‘墨提賓’藥的人最終都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而維特凱維奇本人早在1939年聽到蘇聯軍隊進入波蘭國境時,就服食安眠藥自殺了。”(周江林:《米沃什的精神“荒原”》)這個故事猶如一個恐怖的隱喻,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末,當巴黎知識分子還迷戀著蘇聯式的神話,米沃什已嗅出不安的氣息,小說中那個戰無不勝的帝國和“墨提賓”藥丸,對應著彼時被扭曲的現實。

薩特和波伏娃為何對加繆“惡語相向”?

他的“危言聳聽”與當時巴黎的意識形態氣氛相左,所以不受歡迎。但也正是在這孤獨的環境中,加繆伸出援手,令他倍感溫暖。他曾說:“加繆給我的禮物是他的友誼。”並且稱讚加繆“像一個自由人那樣寫作”。無論是文學還是精神上,米沃什都視加繆為典範,但薩特和波伏娃卻曾對加繆惡語相向,這一點深深刺傷了米沃什的心。

米沃什和波伏娃沒有私人交集,也談不上私人恩怨,他憎恨波伏娃,主要是替加繆鳴不平。這一點他在《米沃什詞典》里說得很清楚:

“我從未見過她,但我對她的反感直到現在也沒有減弱,即使她已死去並迅速滑入她那個時代的曆史腳註。……我不能原諒她與薩特聯手攻擊加繆時表現出的下作。這是道德故事中的一幕:一對所謂的知識分子以政治正確的名義朝一位可敬的、高尚的、講真話的人,朝一位偉大的作家吐唾沫。是什麼樣的教條導致的盲目,使她居然要寫出一部名為《名士風流》的長篇小說,來詆毀加繆,將他的觀點與人們對他私生活的流言蜚語攪在一起。”

《名士風流》,作者: [法] 西蒙娜·德·波伏瓦,譯者: 許鈞,版本: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0年8月

《名士風流》是波伏娃創作於上世紀50年代末的小說。她雜糅了法國知識分子們對蘇聯勞改營的論戰,通過小說影射現實。小說中,主角亨利和羅貝爾在“蘇聯勞改營事件”上出現分歧,亨利堅持客觀報導的原則,卻被誤認為是幫助了蘇聯的敵人,遭到法國左翼知識分子的抵製。羅貝爾支持蘇聯,但感到自己又不能適應它的生活,由此陷入精神困境。(情節介紹參考:《名士風流》上海譯文版)亨利和羅貝爾的原型,部分借鑒了薩特和加繆,米沃什不滿的就是波伏娃對薩特的拔高、對加繆的詆毀。

而關於薩特,米沃什在《米沃什詞典》中的“加繆詞條”中補充道:

“但後來的事情表明人們不允許他(加繆)那樣做,因為‘反帝國主義’陣線有一種強製性。在薩特的《現代》雜誌上進行的那場醜陋的討伐中,發起攻擊的主要是薩特和弗朗西斯·讓鬆,很快西蒙娜·德·波伏娃也加入進來。那是在1951年,正好也是我與華沙決裂的時候。針對加繆,薩特寫道:‘如果你既不喜歡共產主義,也不喜歡資本主義,我看你唯一可去的地方是——加拉帕戈斯群島。’”

米沃什講述的這件事,就是法國思想史上繞不開的薩特與加繆決裂。他們曾是好友,被外界視作存在主義的巨擘(儘管他們未必認同這一標籤),卻在1952年決裂。《週六晚報》與《法國報》的頭版頭條披露了他們決裂的細節:《反抗者》的出版引起薩特及其友人的不悅,薩特約好友弗朗西斯·讓鬆(Francis Jeanson)在他主編的《現代》雜誌上發表文章,抨擊加繆的《反抗者》,“措辭要最嚴厲,但至少要做到彬彬有禮”。

薩特與波伏娃。

1952年5月,讓鬆在《現代》雜誌上發表長達26頁的評論《阿爾貝·加繆或反抗的靈魂》,讓鬆在文中抨擊加繆“打著紅十字會的旗幟奉行懦弱的人道主義”,“把路易十六之死污衊為‘令人作嘔的冤案’”,將偉大的法國大革命貶低得一無是處。他最後定論道:

“《反抗者》首先是一部失敗的巨作。正因為如此,神話也就誕生了。我們在此懇請加繆頂住誘惑,重新找回個人的風格——對我們來說,他的作品由此才顯得不可替代。”

加繆讀到這篇抨擊文章後很失落,他對女友直言,自己一度失去了生活的勇氣。1952年8月,加繆回了一封長達17頁的信,這封信同樣發在《現代》雜誌上,信的開頭如是說:

“貴刊以嘲諷的標題發表評論我的文章,我以此為契機,就該文表現出來的思維方法和態度略作評論,僅供讀者評判。”

薩特則回應道:

“我親愛的加繆:我們的友誼多艱,但我還是感到惋惜。如果您今天斷絕了它,無疑是它應該被斷絕。使我們接近的事多,使我們分離的事少。但是,這少仍嫌太多……”

人道主義是一種虛偽嗎?

《加繆和薩特:一段傳奇友誼及其崩解》一書披露:早在1946年,這兩位哲學家就有了觀念上的分歧。那一年,加繆在《戰鬥報》上發表文章《拒絕成為犧牲品,也不當劊子手》,聲援作家阿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批評當時的蘇聯把暴力和謀殺合法化。此舉引起薩特及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異議。梅洛·龐蒂撰寫《瑜伽修行者與無產者》一文回應加繆(這篇文章被收入《人道主義與恐怖》一書,它也是對阿瑟·庫斯勒的隨筆集《瑜伽修行者和政委》的回應),並且把加繆稱作“革命的叛徒”。

加繆讀罷憤然,在鮑里斯·維昂(Boris Vian)家的一次晚宴上和龐蒂吵了起來。這次不快引起他們共同友人的關注,薩特在《現代》雜誌上充當講和角色,波伏娃則公開站在龐蒂一邊。

《加繆和薩特:一段傳奇友誼及其崩解》,作者: (美)羅納德·阿隆森,譯者: 章樂天,版本: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5年4月

這件事持續到1947年。薩特在《現代》雜誌上發表長文《什麼是文學?》,批評加繆在《拒絕成為犧牲品,也不當劊子手》中的寫作姿態。1948年10月,他又發表文章《饑餓已經意味著渴望自由》,指出:

“資本主義下的自由是一種愚弄,因為工人得不到真正的經濟權利。相反,工人們的饑餓是一種脫離貧困、成為完整的人的訴求”。

1949年,作家戴維·盧瑟(David Rousset)在巴黎成立了蘇聯集中營問題調查委員會,此舉引起法國《紅色人道報》的批判,後者否定蘇聯存在集中營,梅洛·龐蒂和薩特聯名發表文章《我們生存的日子》,聲援《紅色人道報》:“即使經曆過集中營的體驗也不能絕對地作為決策的依據”,“只把批判的矛頭針對蘇聯的話,就是想要抵消資本主義所遇的罪惡。……這樣的話,是要把無產階級投入絕望的深淵。”這件事情進一步加劇了薩特、龐蒂、波伏娃和加繆的裂痕,論戰的火苗持續升溫。

加繆捍衛自己人道主義的立場,他對崇高的革命幻想保持懷疑,對“正義”、“真理”等大詞也十分審慎,當身邊人歌頌讚歌,他總是用冷峻的筆調指出黑暗,不承諾任何美妙的烏托邦。在隨後出版的新書《反抗者》中,他直言:“如今真相大白,我們必須把某種東西如其所是地稱為‘集中營’。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本不該再一次如此彬彬有禮。”

著名哲學家、作家阿爾貝·加繆

《反抗者》的出版,令加繆成為眾矢之的,也直接導致了他和薩特的決裂。薩特堅持他對蘇聯的辯護,批評加繆的人道主義是另一種虛偽。他不支持加繆描寫勞改營的做法,“描寫蘇聯的勞改營不是我們的責任;如若沒有具有社會意義的重大事件發生,我們就有冷眼旁觀的自由,而不必去爭論這一製度的性質。”後來,他又對阿爾貝·加繆說:“像你一樣,我覺得這些勞改營令人不能容忍,但是我認為,天天在資產階級的報刊上對它們加以利用的行為同樣令人不能容忍。”

薩特不認可加繆的道德要求可以完全運用到現實政治的語境。在1958年的談話中,他解釋道:“我們必須接受政治強加的一種限製,對某些事情保持沉默。否則人就成了‘君子’,就無法做出政治行為。”為了現實的政治,薩特選擇克服道德主義,加繆則警惕這種“正義”,在他的字典里,“母親先於正義”,“任何強迫人們排斥一方的東西都是不真實的”。

《加繆傳》,作者: [美] 赫伯特·R.洛特曼,譯者: 肖雲上 / 陳良明 / 錢培鑫,

版本: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8年1月

正是因為薩特對蘇聯的態度、對加繆的諷刺以及他對東歐民眾的輕佻,讓米沃什對他缺乏好感。而這也是作家索爾仁尼琴在莫斯科拒絕薩特召見的原因。索爾仁尼琴直言不諱地說:“他如果不是薩特就好了。……我們是非常不喜歡、不接受他的。”

相比在法國知識界呼風喚雨的薩特,加繆更能贏得米沃什和索爾仁尼琴的欣賞。這不僅是因為他殖民地的出身、貧窮和被輕視的經曆更能引起前者共鳴,也是因為他在戰後法國知識界充滿幻想的背景下,冒著名譽受損的風險披露蘇聯勞改營的事實、支持一部分東歐和蘇聯的流浪作家。

但在五十年代的巴黎,加繆是少數,薩特是多數。《加繆傳》的作者洛特曼說:“薩特宣佈他無論如何都支持斯大林主義,而加繆拒絕加入那些時興的激進大眾,他遭到薩特主義者的嘲笑和侮辱,而當時幾乎每個人都是薩特主義者。”以至於加繆在日記中寫道:“所有的人都反對我,為的是摧毀我。”

加繆“站在雞蛋一邊”的態度打動了米沃什的心,即便在他最艱難的歲月,米沃什也堅定地捍衛這位“柔軟的反抗者”。半個世紀前,巴黎最優越的知識分子譏諷著加繆的選擇,奔赴鑄造神話的行列,米沃什則一度擔憂,“墨提賓”藥丸會成為現實。半個世紀後,蘇聯解體,曆史也在重審著他們的論戰,給“哲人王”開著玩笑。時過境遷,若是薩特、加繆、波伏娃和米沃什還能在天國目睹如今世界的種種變化,他們又會有怎樣的思想變遷?

本文參考資料:

1.切斯瓦夫·米沃什 :《米沃什詞典——一部20世紀的回憶錄》,2014年2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切斯瓦夫·米沃什 :《被禁錮的頭腦》,2013年3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3.周澤雄:《加繆:睿智的寫作者》,2016年2月,經濟觀察網;

4.羅納德·阿隆森 :《加繆和薩特:一段傳奇友誼及其崩解》,2005年4月,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5.埃爾貝?R?洛特曼:《加繆傳》,1999年12月,灕江出版社;

6.托尼·朱特:《未竟的往昔》,2016年5月,中信出版社;

7.阿爾貝·加繆:《反抗者》,2010年12月,上海譯文出版社;

8.西蒙娜·德·波伏瓦:《名士風流》,2013年10月,上海譯文出版社;

9.文彙報:《加繆與薩特的恩恩怨怨》,2018年3月;

10.周江林:《米沃什的精神“荒原”》,2013年6月,華夏時報。

作者 周郎顧曲

編輯 張婷 張進 校對翟永軍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