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家印象記︱陳毓賢:自稱學術“票友”,思考深層問題
2019年05月16日09:05

原標題:漢學家印象記︱陳毓賢:自稱學術“票友”,思考深層問題

2012年到斯坦福讀書時,我的老師是著名漢學家艾朗諾(Ronald Egan)教授,當時聽說他太太是菲律賓華僑,我便問他:“您在家說中文還是說英文?”平日裡談話慢條斯理的他不假思索地答:“說英文。她的英文比我的中文好多了,我在家說中文會被嘲笑的。”

後來我發現很多人問過同樣的問題,而這是艾朗諾教授的“標準答案”。

師母陳毓賢(Susan Chan Egan)曾經寫過一本著名的書《洪業傳》,早在1987年就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後來經艾朗諾教授的中文啟蒙老師白先勇先生推薦,1993年在台灣聯經出版社出版;1995年經過刪減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簡體字版本;2013年本書的完整版經饒佳榮先生推薦,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被多家媒體選為2013年年度十大好書,難怪老師總是稱讚師母中英文俱佳呢。

19世紀70年代,艾朗諾在哈佛大學讀博士,師母得以認識老教授洪業(William Hung)。洪業生於光緒年間,受過傳統的私塾教育,又上過新式的教會學校,曾經是燕京大學的教務長,又是哈佛燕京學社的創辦人之一,晚年僑居劍橋,除了治學精深,肚內還有無限掌故趣談,師母自告奮勇為他作傳,這就是她的第一部作品。

據師母講,她當時為洪業作傳的工作方法是這樣的:每週到洪業家聽他談話,在一開始,兩人定下一個大致採訪提綱,討論之後放在一邊,真正開始談話的時候,完全順其自然。每一次的談話內容,師母都做了錄音,回家之後進行整理;有些欠缺的細節,第二次採訪時補充,有些沒說完的故事,要追問結果。在採訪時,洪業有時用英文講,有時用中文,所以經常需要翻譯和整理,有時一件小事可以勾起許多回憶,聽者就要捋清前因後果和時間線。除了錄音獲得的第一手資料,師母還閱讀洪業的學術著作、採訪洪業的親朋好友和門生故舊、參考其他提到洪業的書籍,並且廣泛蒐集研究他的書信和資料,最後融合自己的觀點和理解寫成此書。

我喜歡讀《洪業傳》,也喜歡師母的文集《寫在漢學邊上》(在中國大陸出版時名《親炙記幸》),文字清新活潑、引人入勝,常令人捧腹大笑而又潸然淚下,這和師母紮實的中英文功底密不可分。師母在菲律賓從小受到中英文的雙語教育,本科到台灣師範大學念國文系,英文演講、論文也都獲獎,後來在美國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獲得比較文學碩士學位。《洪業傳》用英文出版時,在美國的漢學界很受歡迎,許多讀者竟多年後都不知道Susan Chan Egan竟然是一位華人,其中就包括普林斯頓大學的周質平教授。後來周教授邀請師母同寫胡適與韋蓮司的戀愛故事,出版了一本英文著作《A Pragmatist and His Free Spirit:The Half-Century Romance of Hu Shi and Edith Clifford Williams》(《一個實驗主義者的自由精神:胡適與韋蓮司半個世紀的情緣》)。

師母的語言天賦,在翻譯上也很見功力,她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Michael Berry(白睿文)教授合譯的王安憶作品《長恨歌》2008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受到了《紐約時報》的好評,而她現在正在把白先勇先生的《白先勇細說紅樓夢》翻譯成英文,讓更多的英語讀者瞭解這部中國文學史上不可忽視的經典之作。

除了文字上的魅力以外,嚴謹的考證、清晰的邏輯和深刻的思想性也是陳毓賢作品一貫的風格。無論是她的《洪業傳》還是她與普林斯頓大學周質平教授合著的、用英文介紹胡適和韋蓮司交往和戀愛的書,都考證出許多從未被前人涉及的有意思的內容,其中英文書里沒有用到“而又舍不浪費”的材料,被她收入文集《寫在漢學邊上》的相關文章里。我總覺得師母嚴謹的治學風格和她的職業有關。當年師母和老師結婚後,兩個人同到哈佛大學,因夫妻同行的話,很難在同一個城市找到工作,師母就在波士頓大學讀了一個企管碩士,成為一名證券分析師。我曾問她,在做研究上是艾朗諾教授對她的幫助大,還是她的工作經曆幫助大,她笑稱艾朗諾教授不愛看白話文的東西,兩個人各做各的。

艾朗諾與陳毓賢,2018年7月

師母曾在文章里寫到,艾朗諾教授在哈佛讀書的第一天,她曾經大哭一場,因為兩個人中只能有一個做學術,她雖然覺得丈夫更有天賦,但自己終究覺得委屈。我想她對學術的熱愛,讓她多年來一直保留著對學術敏銳的嗅覺和真摯的熱忱,也使她在退休之後,終究回歸到自己熱愛的事業。不過她也一再提到,正是因為有個漢學家丈夫的緣故,才能夠得以認識眾多優秀的老先生,而在她的作品寫成之後,她總要找相關的學者為她看一看、提意見,這不能不說是做艾朗諾太太的好處,當然也得益於她自己人見人愛的性格。

能夠成為一個受歡迎的作家和令人尊敬的學者,就不得不提到師母的人格魅力。第一次見到師母,是在感恩節去教授家中吃火雞,一進門就聽到一陣清亮的笑聲,絕不像是六十多歲的人,大有王熙鳳“未見其人,先聞其聲”的風采。穿過飯廳進到起居室,見到師母坐在最裡面的窗前,人長得小巧玲瓏,但有一種特別熱情開朗的風度,腿上似乎蓋著毯子,兩邊圍坐著許多學生。師母笑著說自己腿不好,不好意思不能到門口迎接,和老師一起招呼我們把外套放在二樓臥室床上——因門口的小衣架上已經掛滿。說真的,在我後來在美國的六七年中,從沒聽過誰家會待客這麼親切。美國人一般極重隱私,不會讓人隨便就看到臥室裡面,更沒聽說過可以把外衣直接放在主人整潔的床上。當時我們都受寵若驚,覺得老師和師母對我們有一種毫無隔閡的親切。

在我畢業以後,仍然和師母有郵件往來,得知我為澎湃新聞·私家曆史撰文介紹了幾位著名漢學家,師母熱情推薦我認識了他的鄰居、著名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的老館長、圖書館學家吳文津先生和吳太太雷頌平女士。與吳先生和吳太太聊過一次之後,我感到他們史詩一般的傳奇人生,很難用一篇小文帶過,因此萌生了為他們作傳的想法,就像師母當年為洪業先生作傳記一樣。師母得知以後非常高興,不僅對這一想法極力支持,還建議我們每週在她家相聚,就這樣,我和她有了規律而頻繁的接觸。有一天,師母帶我到後院,指給我看家裡的備用鑰匙藏在何處,這樣一來即使她出門辦事,我也可隨時用她家的地方採訪。我很驚訝她就這樣把家裡的“最高機密”告訴了一個年輕學生,也萬分感念她的信任。

除了房門鑰匙,她還打開廚房的抽屜和櫃子,詳細指點什麼東西在什麼地方,這樣如果她不在,我可以自己煮咖啡泡茶。師母心思細膩,告訴我吳先生喝黑咖啡,不加糖不加奶,吳太太喝half and half(一半鮮奶油一半全脂奶混合),我才知道做主人除了言談上活躍氣氛,還要心明眼亮地留心客人喜歡什麼東西。

自從開始每週採訪吳先生和吳太太,師母完全把餐廳和自己的時間貢獻出來,只要採訪方便,有求必應,待我就如家人一樣,讓一開始拘束地我也越來越自在熟稔了。我常趁著支錄影用的三腳架和擺弄桌椅位置的時間,抓緊時間和她聊幾句天,深感她就像一個母親一樣親切慈祥而有智慧。有趣的是,對亞洲女性來說,美國人的櫃子都修得太高,她告訴我茶壺茶杯等都在櫃子二層,隨即變戲法一樣地從冰箱側面拉出一把維修工用的那種梯子,我忙說讓我來,踮起腳把茶壺、茶杯、茶托等一件件拿下來,嬌小的師母說:“你挺高啊!”我聽了這話心裡大樂,一米六的我,沒想到還能有今天。

師母在金融證券業工作辛苦,早早退休,卻又感到“無聊”,曾有三年追蹤某一行業的消息動態,並採訪這一行業的關鍵人物,每個月製作一期newsletter(時事通訊),感興趣的可以訂閱成為客戶,每年付費450美元。客戶不算很多,包括GAP(美國最大的服裝公司之一)、SKECHERS(美國休閑運動品牌),但忠誠度很高。她為人幽默,提起退休後給《台灣紡織》等刊物投稿些“牛仔褲零售趨勢”之類的文章,竟以“猴子實驗”類比——把猴子分為兩批,一批無所事事,一批身上被放了跳蚤,總在搔癢的猴子竟比無所事事的更健康,所以她謙虛地把自己寫文章稱為“搔癢”。而她和漢學圈若即若離,寫了不少有意思的大家,自喜不在圈中就可全憑本心而不受拘束,因此自稱“票友”。

自從我的身份從傳記的讀者切換成作者,更感到這項工作的不易。回憶起初到美國時讀《洪業傳》,感到傳主很有中國舊式讀書人的傲骨和早年留學生的貴氣,為人處事剛正不阿,交友上比較挑剔,都說“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這位老先生為何能對一位學術圈外的年輕華僑女士敞開心扉?而作者和傳主之間巨大的年齡、文化背景和人生經曆的差異,又是怎樣彌合起來的?

師母所寫的人物,讀來個個如見其人、如聞其聲,我感到她在寫人物時除了帶著“表面的問題”(有關對方人生經曆的),還思考著“深層的問題”(有關人生意義的)。我很喜歡她在《洪業傳》再版自序中所說的話,“我成長中受到各種文化潮流的滋潤,這些潮流差不多也都滋潤過洪先生,不同的是這些潮流對他是一波逐一波來的,而對我則同時衝湧而來,讓我有點招架不住,我很想知道他怎樣接受挑戰。”而她在另一篇文章中曾寫道:“記得我替洪業錄音作傳時,有一個秋天踏著大樹下行人道上破碎的秋日陽光到他家去,他一開門我劈頭便衝口傻兮兮地問他:‘洪先生,您說死亡是怎麼一回事呢?’八十多歲的他先愣了一下,思索了一回,才慢慢回答我說:‘死亡是自然身體的腐朽,但不管人是否有靈魂,一個人的影響不會隨他而消逝的,這就是一種不朽。’”

我發現師母聽人講話時,一雙含笑的眼睛特別專注,不時爆發出一陣清脆洪亮的笑聲,講話的人會從她的熱情中受到鼓勵。但她內心所思考的問題,是沉靜而深刻的。理智的冷靜和感性的激情似乎總難兼得,師母常說:“我總覺得別人是大人,而我還是小孩子。”她與人相處時的確看來天真爛漫、毫不經意,讓人一下就打開心扉,但實則對人對事的觀察洞若觀火。師母告訴我,為人物作傳不是羅列事實,事實網上隨地可拾(當然有的消息不準確),而每一事件涉及的感情、態度、價值觀念,牽連到我們應該如何待人處事,而這些感情、態度和價值觀念,要靠提煉細節表現出來。就好像是演戲時,人物的思想和情感要靠細微的表情和口氣表現出來一樣。她建議我每次與吳先生對談之後除了記下事實性的內容,更要寫下自己當下真實的體悟感受,因為作者本人的思想感情十分重要。

當師母知道我想為吳文津先生做傳後,她交給我一個卡通U盤,我打開一看,都是她這些年來保存下來的有關吳先生的資料。U盤里有些是報刊文章、有些是和吳先生的往來郵件,還有他們作為鄰居互相分享的生活照片等,原來她早就意識到吳先生的人生經曆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而一直有意識地蒐集材料,而她現在又將這些材料慨然交與我使用,足見一顆無私磊落之心。

我曾對她說,像我這一代在中國大陸長大的留學生,小時候受的是應試教育,出國後在父母的資助下唸書,缺乏對人生百味的深切體悟,也似乎缺少老派學者那種單純的本心。而在師母那裡,我卻能看到同齡人所欠缺的這些寶貴品質。在她執著認真的治學和對人無微不至的關懷中,能感到傳統知識分子的認真和周到,在她敏銳的思想和獨立的人格中,能看到美國人的活躍自由,而在她迸發出的響亮笑聲里,則能聽到南洋的熱情奔放,而所有的這一切,讓她本人也像她筆下的人物一樣,生動活潑,令人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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