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中日競爭被忽視 其影響力不亞於中美對抗
2019年05月05日18:07

  編者按:中日關係複雜性加深了通常意義上的“安全困境”,因此中日兩國構築建設性的安全互動都是必要和緊迫的課題。

  從近期中日關係深層變化以及關係改善背後的安全博弈視角看,兩國之間,以及日本內部不同政治力量、利益集團、社會群體在對華安全關繫上存在“雙層結構博弈”。中日今後仍會因自身理解與現實需求不斷地進行安全博弈,而這個博弈超出一定程度,就會出現對誰都不值得的局面,只能尋求進入到一種相對的穩定狀態,形成可以稱之為安全製度框架的結構性關係。

  從政治原則與政治互信度角度講,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如此境界,日本若戴著民族主義的有色眼鏡是無論如何也打不開的,中國若不從世界格局出發也無法恰當地理解自己。

  2019年是中日關係發展的關鍵年份,無論是兩國高層政治往來,還是兩國經濟合作的對接,都顯示出繼中日邦交正常化45週年的2017年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40週年的2018年之後,兩國關繫在克服障礙中持續、平穩地向前走是大勢所趨。在這一背景下,中日開展更加積極、更富有建設性的安全互動已經成為深化兩國關係的重要議題。然而,兩國在現實中構築穩定的安全關係、推進雙方軍事交流,曆來是敏感、複雜和十分困難的問題。

  可以說,從領導人之間的政治推動到建立良好安全互動關係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本文擬從博弈論的視角討論中日關係中的安全博弈,並就如何實現建設性互動提出幾點思考和建議。

  ▲資料圖片:2017年9月28日晚,日本東京,中國駐日大使館於新大穀飯店,舉辦慶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8週年暨中日邦交正常化45週年招待會,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出席並致辭。

  中日關係複雜性加深“安全困境”

  博弈論原本是一種經濟學研究的標準分析工具,隨著國際關係研究逐步科學化、理性化,博弈論也應用到國際政治乃至國家間安全互動研究的方方面面。有人認為,“安全困境”是“囚徒困境”模型在國際關係中的一種新形態呈現。一個國家為了自身的安全會大力發展軍備、增強實力,但是這一舉動又會引起周邊國家的恐慌,從而也會加強軍備建設,最終使雙方走上軍備競賽的道路。

  所以,博弈以及博弈所產生的負面效果難以避免。而新古典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通常認為,國際體系的壓力須經過內政體製和領導人認知進行傳導,其結果往往是每個國家作為理性行為體具有利己性質,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做出選擇。結果是個體利益和整體利相矛盾,各方互動的結果往往並不能達到最優,從而出現“囚徒困境”,導致國際間衝突與糾紛發生。

  過去外交界有一種觀點,中日關係是我國最為複雜、敏感、困難的雙邊關係之一。這種敏感複雜的困境明顯加深了中日之間“安全困境”的程度。較之兩國領導人在高級別政治磋商中的安全互動呼籲,現實中安全系統的對接及安全機製的構築顯然是難度係數高、對立情緒大、行動落實慢的“老大難問題”。究其緣由主要有以下四點:

  第一,關於過往的侵略戰爭曆史及曆史認識問題始終沒有得到徹底解決,使得今天日本社會中既存在正確的曆史認知,也存在歪曲曆史、否認侵略戰爭罪行的聲音,並一再刺激和強化了戰爭受害國公眾的曆史記憶,進而導致日本與中國、韓國等亞洲受害國之間迄今未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和解。

  第二,領土主權爭端難以解決,此前日方在釣魚島及海洋問題上的錯誤做法使很多問題陷入僵局。如何擺脫惡性循環,真正把東海變成“和平、合作之海”,並處理好全球海洋事務是雙方必須思考的重要課題。在雙邊範圍內,日本政府只有正視曆史才能端正態度。否則,不僅找不到解決問題的入口,甚至還會重蹈曆史覆轍,中日兩國都將為此付出極大代價。

  ▲資料圖片:從飛機上拍攝的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畫面。(新華社發)

  第三,今天構築中日安全關係的首選目標在於製度建設,但雙方肯定且行之有效的安全製度建設是難題中的難題,形式上存在的製度框架還亟待補充完善。目前,日本改善關係與軍事對抗的兩種聲音同時存在。凡涉及安全的具體事項,對抗性會壓倒或取代“改善關係”的積極選項,並反過來阻斷中方開展軍事交流合作的熱情和誠意。

  第四,是國民情緒方面的問題。日本社會普遍不願輕易接受一個強大的中國,作為“旁觀者”的美國等國也注意到“日本社會中普遍存在對中國發展的不適應性”。2015年美國著名日本問題高級研究員希拉·史密斯在其新書《親密的對手:日本國內政治與崛起中的中國》中寫道:“對很多日本人來說,中國的崛起不是遙遠的現象,而是影響他們日常生活的、頻繁出現的事件和危機。這一問題不解決,中日間的牴牾還將繼續下去”。

  的確,由於曆史恩怨未能徹底了結,中日之間信任度偏低,警覺性偏高,相互之間的“政治互信”流於口頭和字面,中日兩國長期徘徊在“囚徒困境”之中。

  對華安全博弈中的“雙層嵌套結構”

  中日安全關係機製遲遲難以建立的另一個原因,是兩國之間存在安全關繫上的“雙層結構博弈”。即大到整個國家,小到各國組織系統內部存在兩個層面、不同尺度與空間維度上的系統內部博弈。按照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蘊嶺的分析,中日“面向未來的大局共識——構建和平發展的世界,合作推動新關係和新秩序的構建——只是對於中日關係的這個大局觀共識,在中日不同層次的人士中間並沒有得到很好的理解與認識,特別是在中日政治家、軍方、思想理論界,往往基於曆史的視角、‘現實主義理論’觀察等來認定中日關係中的矛盾與未來前景。這樣,就會得出所謂‘中日必有一戰’的結論。媒體也在這方面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些片面的新聞往往把公眾的情緒引向極端的方向,成為阻礙中日關係向好發展的因素”。

  具體到日本國內,不同政治力量、利益集團、社會群體在對華安全關繫上存在“內部博弈”,在一定程度上衝擊和妨礙著對華建立穩定的安全關係,以及安全機製化進程的推進。在民主黨執政時期,由於缺少與中國打交道的成熟經驗,“菅直人在‘釣魚島抓扣事件’上實行了表面上的‘官邸主導’,但未能活用官僚知識,結果決策失誤。繼任的野田政權執行了‘不是自民黨的自民黨政策’,較之官僚主導更重視官僚決策” ,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使政策失衡、搖擺。

  安倍第二次執政後,2013年11月通過智庫“國際論壇”召集72名各界精英再次專題討論“積極的和平主義”。2014年8月向政府遞交報告《積極的和平主義與日本的進路》,建議解禁集體自衛權,重新探討“無核三原則”,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以及強化日美對華戰略協調,擴大與東南亞、澳州以及印度等國的合作。這一做法達到了吸納各界理論為自己打造外交政策的效果”。但此時的安倍政府秉持對華強硬立場,日本高端決策中的對抗主張與各系統中持強硬立場的勢力沆瀣一氣,致使兩國關係一路下滑。關於日本國內多種政治勢力在對華博弈中的定位,以釣魚島問題為例,如圖所示,清華大學教授劉江永分析了不同政治勢力的立場分野與作用。

  ▲中日釣魚島爭議與中日關係前景預測(劉江永:《釣魚島列島歸屬考:事實與法理》,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59頁。)

  事實證明,日本不同政黨間的主張相互牽製掣肘由來已久。即使是在國家重大利益的認知上,政黨間也存在細微的、具體措施上的差異。例如,1979年1月日本海上保安廳在釣魚島建立臨時直升機停機坪,引發了中國政府的強烈抗議。日本公明黨國會議員小川新一郎在同年2月27日眾議院辯論中說,“這個問題擱置起來還不到半年”,在島上建停機坪“不能服人,會導致破壞外交信義的結果”,譴責政府建停機坪破壞了與中國之間的穩定。

  而且,不單是公明黨對安倍領導下的自民黨滑向政治右傾泥沼有一定的“刹車作用”,自民黨內像福田康夫那樣的老一輩友華政治家、現在仍活躍在政壇上的二階俊博等資深知華政治家也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與之相反,自民黨內部也不乏對華強硬派人物、在野黨陣營里同樣存在不友好的人物和勢力,遑論石原慎太郎、田母神俊雄之類的極右勢力代表人物。

  可以說,一方面,日本內政對華“小博弈”的結果與影響,取決於日本政治兩翼的力量誰占上風。另一方面,在2010年到2014年期間日本國內各方對華大小博弈出現一致趨向之時,就導致中日關係極度惡化,最終形成“政冷經冷”的困難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就日本對華鷹派勢力自身而言,各個系統內部強硬派傳遞的片面信息不僅會導致高層決策者誤判,同時也會在各系統間引發鷹派力量相互激盪,使中日關係中的矛盾趨向激化。一個典型的例子是2012年的日本“購島”事件。當時執政的民主黨野田政府不顧中國的警告,彙集各種一廂情願的信息判斷,認定中國的告誡不過是兩國博弈中典型的“事前最優”威懾,只要日本政府堅定地實施“國有化”,中國未必會真的大動干戈。顯然,這裏日方犯了博弈論中不可饒恕的錯誤:把中國事前多次發出的強烈“事後最優”信號,認定為博弈發生前恐嚇用的“事前最優”,實際上發出“事後最優”的博弈參與者是註定要對對方觸及底線的行為實施報復措施的。

  以上情況說明,日本的外交決策者是諳熟博弈論的,但並不等於能夠在對華關係中合理運用。因為,儘管中日之間的博弈作為國與國之間的“多次博弈”,可能出現無限“納什均衡”,並因此限定雙方在一定程度上遵守某種規則限度。就“購島”事件本身而言,雙方是在一個具體事件上展開的“單次博弈”。面對同一個局面,博弈中的先發者出手只是在暴露信息,而後出手一方利用信息贏得結果上的決定權。

  中日學者看“安全解困”及“第三方判斷”

  中日關係曆史上的恩怨情仇與各領域的複雜體系,曆來不是單一、均質、等速的發展過程,而是一個諸多因果疊加、各種認知體系交彙的多元體系。有鑒於此,中日兩國的專家學者以及作為“第三方”的美國學者也在積極思考並提出富有建設性的意見。

  有關中日落實“戰略互惠”夥伴關係,以及面向未來的“合作協調並存狀態”,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楊伯江認為:“從長遠戰略角度看,爭取中國在周邊有愈益增多的友國、戰略中立國甚或嚴格意義上的戰略夥伴,同時愈益減少或克服緊鄰中國的戰略對手或對美國的戰略附庸,將大大有助於減小甚或杜絕給美國提供客觀的便利,使其無法塑造和加固旨在防範、箝制和抵禦中國的‘統一戰略’”。上海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湯偉從“釣魚島問題與中日關係”的分析入手,指出日本不斷挑起爭端的主要原因在於“惡意偏好”“第三方介入”和“國內需要”。

  日本方面,政治學教授五百旗頭真認為:“中國應當從世界曆史中汲取智慧……中國成為大國的同時,要關心周邊國家的利益,同時對全球發展負擔起更大的責任”。東京大學教授高原明生認為:“中國已經進入‘大國化’時代,日中之間不僅僅是政治關係的緊張。儘管日中關繫在短期內面臨困難,但從長期來看良好的日中關係是維繫中國繁榮發展的主要保障之一。”

  東京大學教授鬆田康博表示:“日本期待著與中國再次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慶應義塾大學教授細穀雄一則主張:“需要認識今天日中關係的全新邏輯;一是,中日作為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雙方對立就意味全球問題;二是,兩國具有共同為東亞發展做更多事情的潛力;三是,開展環境、老齡化、能源等非敏感領域合作促進國民感情;四是,兩國政府提供各自媒體闡述兩國關係的重要性。”

  作為“第三方”的美國學者關注“中日在美國之外的依存與競爭”,理由是“中國和日本逃避不了彼此,因為它們無法選擇鄰居。各自的曆史和文化成就,幾乎註定了這兩個國家今後仍將作為亞洲‘雙雄’共存,這意味著競爭將會持續”。胡佛研究所亞洲問題研究員邁克爾·奧斯林指出:“很多學者和觀察人士認為,亞洲乃至世界的未來將由中美決定,但他們忽視了另一場發生在亞洲內部的競爭,其影響並不亞於中美競爭。”邁克爾·奧斯林還指出:“中日兩國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都還基於各自對美國亞洲政策的認識。日美同盟雖然實質上結成了一個對抗北京的陣營,但美國的意圖存在不確定性。對美國能否兌現其亞太承諾的懷疑,導致日本推行軍事現代化。”

  ▲4月26日,美國華盛頓,美國總統特朗普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婭在白宮迎接到訪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和夫人安倍昭惠。

  最有趣的觀點來自日本原駐華大使宮本雄二先生。在新出版的《日中失敗的本質——新時代與中國相處的方式》一書中,宮本對日本外交提出批評:“從一戰到二戰期間,日本外交有對美、對華兩大失敗,正是這種失敗為日後的戰敗埋下了伏筆……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國的快速發展與日本戰後養成的自信發生衝突,吹奏出很多不和諧的聲音,導致國民感情惡化。今天,若要構築新的日中國家關係,日本就要認真吸取戰前外交失敗的教訓”。

  “一方面,日本與中國應當保持大國間的關係。就是說日中之間在構築起和平而穩定的合作關係之外別無選擇。”“另一方面,在國際安全保障方面日本需要更積極地參與,為國際公共產品作出貢獻,雖然這會讓日中關係變得更加困難,會引發中國對日本軍國主義複活可能性的擔心”。

  此外,宮本在該書的結語“日本從失敗中學習了嗎?”中提出,“中國的崛起給對日本來講不啻於‘第三次黑船來襲’。為此,出現了‘日本應當怎樣應對’的多種主張。正確的答案是,日本應當敞開國門,不斷虛心求知識於天下,並從中做出自己的貢獻”。

  以上來自各方的分析和思考,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中日安全關係博弈。而且,作為專家本身也是站在各自國家與各自部門的立場上,其言論體現出兩國大博弈決定著下面的小博弈的外部約束條件。當然,我們還是要積極地看待上述觀點,借用中國人民大學研究員尹繼武的說法:“無論怎樣通過話語和行為對外誠意信號的表達,均帶有囊括或期待雙方保持和平誠意、合作誠意、責任誠意、道德誠意的‘政策宣誓’‘保持信用’,為此的‘戰略匹配’是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

  關鍵在於著眼長遠戰略利益

  在國際政治學中,新自由主義學派認為,強大的經濟聯繫將會降低爆發安全衝突的幾率。在中日關係中,這一觀點正在經受實踐的考驗。如果從大國博弈的視角來思考,博弈的均衡狀態超出一定程度,就會出現對“誰都不值得”的局面,只能進入到一種相對的穩定狀態。最終就是這種穩定下來的狀態,以及由此形成安全製度框架的結構性關係。

  中日建立良好安全機製的關鍵在於著眼長遠戰略利益。基於這樣的考慮,中國領導人在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同時,親力親為地呼籲和推動睦鄰外交,並將和平發展、互利共贏作為建立中日安全機製的著眼點和出發點。

  ▲4月14日,中日兩國政府在北京舉行中日經濟高層對話。

  要在中日之間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安全機製,還需雙方共同努力。關於未來的東亞和亞太地區的安全架構,中國軍事科學院少將姚雲竹提出,關鍵在於“日本對這樣一個安全架構有什麼樣的願景”,“中日在亞太地區有安全領域的合作,是可以通過地區多極化、多邊的安全機製,現在已經有相當多的安全機製,中日兩國都在其中,在這些領域中我們可以發揮很好的作用”。

  換言之,日本是放眼長遠,追求一個更加包容、更加開放、更加多元和多極的安全機製,還是仍然主要依靠美國在冷戰時建立的雙邊軍事同盟來維護自己的安全和維護地區的穩定,決定著中日安全機製的塑造效能。

  在現實中,國際問題往往比較複雜,有時是協調博弈和合作博弈的混合結果。因此,往往需要運用多種博弈策略加以分析,在多種納什均衡並存狀態下,共同尋找“聚合點”。從理論上講,只要雙方都知道對方的策略選擇,實際上排除了一方背叛另一方合作這種博弈結果,就意味著只能在要麼“雙方合作”,要麼“雙方背叛”這兩種策略組合中進行選擇。由於“雙方合作”的結果優於“雙方背叛”,從邏輯上講在雙方知道對方的策略行為的情況下,雙方是有可能走出“囚徒困境”的。因此,在日美同盟的可靠性遭到質疑的今天,日本與中國開展建設性的安全互動,更是一種富有積極意義的正確選擇。

  具體到今後的努力方向,要把戰略對話與戰術對接結合起來,做好四方面工作。首先,努力擴大積極面,抑止消極面。中日本輪改善的外部動力來自特朗普政府在國際事務中的強勢和霸道,內生動力來自兩國自身發展的客觀需求。目前,要在第三方市場合作上抓緊推進業已達成的各項協定,同時把握好有利於我國的合作空間範圍,在塑造周邊關繫上下功夫,逐步推進擴大合作空間。

  其次,以各自需求合作展開戰略對話,就構建機製和規則問題開展主動對話。

  再次,管控分歧,防止摩擦。一方面不應無視、忽視分歧的存在。另一方面,在海洋權益上的原則立場不變。總的方嚮應當是朝著新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推進。

  最後,強化民間交往,改善民意。2017年、2018年兩國關係轉暖的政治“抓手”分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週年”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週年”。2019年中日關係有哪些看點,怎樣提綱挈領地推動深入發展呢?從政治上講,中日兩國都處在“新時代”:日本即將告別“平成時代”,這不僅是紀年曆法意義上的變化,日本政治、外交也同樣面臨著全面變化,在國內國際環境作用下不斷調整。有鑒於此,大力開展社會人文交流,尤其是青年交流是“潤物細無聲”的變化。媒體應努力做到客觀、真實、準確,把國家關係改善的大局放在經濟利益之上,拿出更大決心,付出更大努力,增進互信,凝聚共識,妥善處理矛盾和分歧,共同推動中日關係再起航、行穩致遠。

  ▲當地時間5月1日,日本東京,新任日本天皇德仁正式即位,開啟“令和”時代。

  此外,中日博弈也需要同其他國家和地區處理好關係,努力打造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對外交往格局,擴大同各國利益的交彙點,構建新型的國際合作網絡。

  中日都需要認清長遠利益所在,認識到和平的世界大環境及與近鄰的友好關係對兩國的重要性,應拿出著眼未來的誠意,積極擺脫安全上的“囚徒困境”,這樣才既可以避免給兩國戰略利益帶來直接損失,也可以防止“囚徒博弈”的溢出效應已經並將繼續對東亞區域合作構成的重大傷害。

  最後,筆者歸納四點結論:第一,在中國總體外交格局中,經略周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當前局面下尤其如此。在我國周邊大國博弈的主戰場和能夠成就中國外交碩果的沃土上,有必要以開拓進取的精神認真耕耘。

  第二,應當以放眼未來的胸懷和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長遠目光,作出經略周邊的戰略籌劃和排序。一個不言自明的道理是國家存在的長期性將大大超過國家間“問題存在”的長期性,站在曆史與未來的大尺度看,中日關係必定是複雜、長期的“無限重複博弈”的過程,而非“階段博弈”中“一錘子買賣”式的“零和博弈”。

  第三,在兩國關係持續改善向好的大背景下,觀察思考中日關係的發展變化,一定要重視深層與背後的安全博弈關係。在妥善處理好重要核心問題的同時,放眼長遠才能真正理解癥結所在,以及比眼前的爭端更為深層次的國家關係實質。

  第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離不開“亞洲命運共同體”以及“周邊命運共同體”的迭代升級過程,這需要我們保持“四海一家”的寬廣胸懷與宏大格局。如此境界,日本若戴著民族主義的有色眼鏡是無論如何也打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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