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擎:韋伯《以學術為誌業》解讀
2019年04月23日12:04

原標題:劉擎:韋伯《以學術為誌業》解讀

2019年3月27日在華東師範大學研究生通識課“學術規範與學術倫理”上,劉擎老師所做《韋伯〈以學術為誌業〉解讀》講座的整理稿及現場問答記實。

劉擎(澎湃新聞 蔣立冬繪)

在櫻花盛開的下午,有這麼多人到這裏來聽這樣一個講座,想必大多懷著追求學術理想的熱忱,但今天的講座說不定會有潑冷水的效果。蕭老師組織的這門課是“學術規範與學術倫理”,關於學術倫理,有一些最基本的規範要求,但在更高的意義上,我們要追問學術有什麼倫理價值?一個學者要有什麼樣的倫理精神?我相信韋伯的演講在這兩個層面上都對我們有所啟迪。

在差不多一個世紀之前,就是在1917年11月7日晚上,韋伯在慕尼黑的施泰尼克書店的報告廳,主要針對的是慕尼黑的青年學生,做了“以學術為誌業”的主題演講,當時也有非常多像雅斯貝爾斯、盧卡奇和洛維特這樣的重要學者在場。一年多後,他又在同一個地方,做了“以政治為誌業”的主題演講。後來,這個演講被結集成冊,史稱為“韋伯的誌業演講”,是20世紀西方思想的經典文本。

1917年,韋伯。

一、誌業演講的背景與基調

我們所期待的著名演講,往往是非常有感染力的動人辭章,比如像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但韋伯的演講與此不同,似乎故意要抑製聽眾的激情,有一種格外冷峻的基調。理解這個基調,是解讀韋伯這兩個演講的鑰匙。兩篇演講的開頭很相似。都用了一種非常迂迴的、有學究氣的開場,他好像不直接回答關於“如何做好學術研究?”或者“如何從事政治事業?”這些問題,雖然他明白年輕人總是期待一個答案。

在1917年做“以學術為誌業”的演講時,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德國在戰場上還有贏的希望;到了1919年講“政治作為事業”的時候,德國已經戰敗了。當時整個國家是非常迷茫的,非常期待韋伯這樣的人物對“我們應該怎麼辦”給予一些回答,但韋伯這個時候說“我大概會讓大家感到失望”。韋伯很清楚,聽眾非常希望他能對當下的政治局勢發表一些意見,但他一開始就說:我不會滿足大家的期待,我可能會讓大家感到幻滅。那他為什麼要拒絕迎合大家的期待呢?這和演講的時代背景有關。

1.一個真正學者的倫理精神是什麼?

韋伯見證了德國的巨大變遷。20世紀初德國經濟迅速崛起,1913年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但第二年就捲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思想文化界,出現各種各樣對立的思想流派,各種爭論不休的觀點,德國在精神上陷入了極度的混亂。在戰爭的陰影下,在思想爭鳴的背景下,年輕人非常迷茫,非常希望有像韋伯這樣的導師,能夠以先知般的確信給他們清晰的方向,給紛亂的問題以明確的答案。

韋伯自己是一個魅力型人物,他完全有能力去做一篇激情洋溢的演講,來滿足年輕人心願,但他有意識的選擇了這種格外冷峻的基調,因為他看到了當時德國思想界的危險氛圍:一面充滿了狂熱和騷動的情緒,很容易讓煽動家和假先知大行其道,他們編織的幻覺、散佈的言之鑿鑿的錯誤答案,誤導年輕人建立一種虛假的希望而走向狂熱;另一面有些人散佈貌似深刻的虛無主義,使年輕人陷入不可自拔的悲觀和絕望之中。韋伯非常清楚,當時年輕人所面臨的這種狀態。

韋伯的困境在哪裡?德國當時的困難局面是不可迴避的,但他不想讓年輕人絕望,所以他要非常小心:一方面要面對真相、不迴避也不粉飾;但另一方面,告訴年輕人真相,不是讓他們絕望。他要做的正是對當時思想界的這兩種潮流的對抗和抵擋。對學者來說,這裏其實涉及到我們的學術倫理,學者最高的倫理原則就是“智性的誠實”或者叫“思想的誠實”(intellectual honesty)就是他要揭示真相,無論真相是多麼嚴酷,但同時他又不希望人們被嚴酷的真相嚇倒。揭示真相是為了讓人們清醒、清澈、清晰,而不是在發現真相以後傷感、絕望或者陷入狂熱。

2.審慎的辨析與告誡

韋伯在這種冷峻的基調下,想要解釋無論做學術還是做政治,都是非常困難的,但又是十分有價值的事業。如何能夠同時抵製狂熱與絕望,韋伯選擇的方式就是做審慎的辨析,就是在這個時代的不確定性中仔細分辨什麼是可為的、什麼是不可為的,什麼是可知的、什麼是不可知的,以及從它們之間的界線,最終去發現我們能夠做什麼。因此兩篇誌業演講都是以審慎的告誡收尾。

在《以學術為誌業》的結尾,他引用《以賽亞書》中與守夜人的問答:“‘守望的人啊,黑夜還要多久才會過去呢?’守夜人回答說:‘黎明就要來了,可黑夜還沒過去。如果你還要問,那就回頭再來。’”他告誡聽眾說,如果你們要期待新的先知、新的救世主,那還早著呢,黑夜還沒有過去。他是擊碎虛幻的妄想,喚醒你面對現實;但韋伯同時又告訴大家,黑夜是等不過去的,在黑夜裡,我們仍然應當做自己能做的事。這是一種鼓勵,一種激發,一種審慎的、踏實的積極態度。

在《以政治為治業》的結尾,他引用了莎士比亞的詩句,那是首讚美愛情萌生在春天、成熟於夏日的詩篇。他說,政治的情況如果是這樣的,那就太美妙了,但是這是不會發生的,因為德國迫切需要真正成熟的政治家,但是現在沒有出現。韋伯當時預言說:10年之後再回來,會怎麼樣?情況可能會更糟,那時候可能已經是反動歲月降臨我們頭上很久的年代,今天我們的大部分希望都會落空。大家知道,10年之後就是希特勒的納粹主義興起的時候,他說:“但等待著我們的不會是‘夏日將臨’,而是‘冰冷難熬的極地寒夜’。”這是相當暗淡的前景,但即便如此,他仍然闡明了政治成熟的標準,並堅信唯有達到這樣的標準,政治家才值得被給予最高的敬意。這裏表現出一種審慎的消極態度,同時還蘊含著告誡。

兩個演講分別以夜晚之黑暗,冬日之寒冷來結尾。韋伯以智性的誠實坦言,無論投身學術還是政治,你都會遇到艱難的局面。他沒有掩飾自己悲觀的看法,但在冷峻的告誡中,還是飽含了對學術和政治這兩種誌業的敬意。我覺得韋伯作為學者的倫理原則就是堅持“智性的誠實”,他鼓勵學生去追求一種踏實的英雄主義。羅曼·羅蘭說過“世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在認清生活真相之後依然熱愛生活”。韋伯心目中的英雄主義與此相近,就是在看清世界的真相之後,仍然有所作為,投身應當做和能夠做的工作。

二、學術何為?

我們現在來看看他《以學術為誌業》這篇演講,從演講題目來看,好像是針對在場的青年學生如何從事學術工作的,但後來我們發現,韋伯非常不動聲色的改換了主題,從“如何做學術”轉向了“為什麼要做學術”,最後切入了根本性的大問題:在現代世界當中,學術本身還有什麼意義?

1.做學術的內外條件之討論

演講一開始有點繁瑣,像就業指南,瑣碎、相當學究氣,探討學術生涯的外部條件。他告訴你,現在的學術環境非常。當時的學術環境對一個探索知識、真理的年輕人是非常不友好的。為什麼呢?他說在德國有過洪堡大學這種自由大學的傳統,但現在德國大學越來越像美國那樣,把學術變成一項工程,變成一個高度組織化的工作。他指出學術工作外部條件的嚴峻性,要給那些渴望獻身於學術的年輕人潑冷水。選擇學術工作,投入太大,回報很少。要是把學術作為一個謀生的手段,太不合算了,性價比太低了。

既然外在的環境是那麼嚴峻,那麼能夠支撐你投身學術的是什麼呢?當然是源自於內心的真正熱愛。於是,他就轉向了對學術內在條件的討論,對學術的熱愛和激情,但這種熱情不是所謂個人性情的展現、不是一場表演、不是學者對自身的那種沉湎和自戀,而是忘我的,是朝向學術本身的,接近於一種類似信徒對宗教的虔誠。這就是所謂“誌業”的意思,接近於“天職”。如果學術是值得獻身的誌業,你有信徒對宗教般的激情奉獻於它,那麼問題似乎就解決了。但是,到這裏一個更大的問題出現了:憑什麼學術可以被當成誌業?學術究竟有什麼獨特的價值以至於能夠讓人對抱有神聖的信念和持久的信心?學術為什麼能值得你奉獻呢?到這裏,韋伯演講轉變了主題,從如何做學術,變成了為何做學術,這是根本性的大問題。

2.學術之不可為

聽到這裏,你期待韋伯會講什麼呢?應該是給出正面的理由告訴你學術為什麼值得奉獻。可是韋伯接下來的論述既出人意料、又攝人魂魄。韋伯沒有直接講學術的神聖價值,他首先提出的是否定性的論證,告訴你“學術之不可為”,就是學術並沒有人們通常所以為的那些價值。我們通常對學術抱有的一些信念,都是未經深刻反省的,許多流行的或者傳統確認的價值,在現代是根本靠不住的。

在韋伯看來,學術的界定性特徵是理性化和理智化,是讓世界從紛亂的迷霧狀態變成可理解、可言說、可論證的事務。然後,他逐一反駁了人們對學術價值的流行意見:

比如說,學術可以讓我們更好的理解自己嗎?可能並非如此。理智化的進程,會讓人割斷和宇宙秩序的精神聯繫,我們反而難以整體的充分的把握世界。學術或者說現代科學讓這個世界變得清晰了,在此之前,我們和這個世界的聯繫是整體性的,而現在我們與世界割裂開來,失去了一個整體的面向,我們在這樣一種片斷似的、解析之後的局部的視野之中來看自己,我們反而不能很好地理解這個世界。所以他認為學術沒有古希臘所說的“認識你自己”這樣一種功能。

再比如,學術的發展能夠使人獲得完滿的人生嗎?他說,以前的人過了一生好像就享盡天年了,世界上的林林總總都見識過了,過了幾十年告別世界會無憾。但現代世界的發展日新月異,我們就會覺得自己所處的時代只是人類文明的一個小片斷,在走向人生盡頭的時候,死亡不再“圓滿”的感覺,帶給我們生命的是殘缺感。

韋伯從柏拉圖的洞穴寓言講起,通過一段極為凝練的思想史回顧,挑戰了理智化科學的“道路”意義。科學一直被認為是通向意義、通向真善美的道路(path)。但韋伯卻闡明,現代學術恰恰是通往破碎化、通向懷疑的道路。因為理性的發展告訴我們,真善美不是和諧的統一,而是相互分裂的,科學的真理不能告訴我們世界的意義,既沒有辦法為宗教和信仰奠定基礎,也沒有辦法解決各種各樣的價值衝突,更沒有辦法為我們選擇生活的終極目標和政治判斷提供必要的依據與指南。因此,所有關於學術、科學作為道路的意向,都不過是幻覺。你想像一下,台下滿腔熱血的要為學術獻身的年輕人,在聽到這一切後會是什麼心情?可能有一種強烈的幻滅感。

3.學術之可為

所幸的是,韋伯在擊碎了種種幻覺之後,仍然保留了一絲希望,他說學術確實沒有以往人們所相信的那些價值,但還有三種價值依然重要。

第一,是實用性的價值,能夠幫助人們“計算”。學術能通過證據和分析來幫你辨析你的狀況,讓你更好的看清你的處境,來權衡利弊得失、控製行為。

第二,學術具有思想方法的價值。各種學術在方法論的意義上,成為擴展你思考的各種工具。比如類似變量控製這種方法,你學會了,就會使你的思維方式,變得更加老道,就成為擴展你思維的工具。以上這兩種價值是非常清楚和顯而易見的。對這兩點,韋伯都是點到為止。

第三,他認為學術的一個重要價值是使人“頭腦清明”。清明是什麼意思呢?韋伯認為,理性化和理智化已經讓世界解除了迷魅,在這種現代境況下,學術探索無法論證人們應當皈依哪一種宗教、信奉什麼樣的終極價值,這就是韋伯講的“諸神之爭”局面:人們秉持各自不同的信仰,你相信你的,我相信我的,學術對此無法做出高低對錯的裁決。但韋伯認為,學術仍然有助於我們認識,一旦你選擇了某種立場,你應該用什麼方式來達成自己選定的目標,你如何才不會陷入自相矛盾、才能避免事與願違;學術也有助於我們明白,恰恰因為立場是你自己的選擇,你必須為其後果承擔責任。這就是韋伯所講的“思想的清明”。具備這種清明,人才能獲得“內心的一致性”,形成完整的人格。所以,學術無法解除我們抉擇的負擔,無法代替我們承受抉擇的責任和危險,但提供了對行動手段的認識、對可能結果的預期,有助於我們在抉擇之後更為清醒而明智地行動。學術的價值和意義雖然有限,但韋伯相信,在祛魅之後的世界里,“啟人清明,並喚醒責任感”的事業仍然彌足珍貴,值得當作“誌業”去追求。

三、祛魅的世界與現代性困境

下面我們來談一些背景的大問題。這些大問題構成了韋伯認為學術之不可為的深層原因。在誌業演講中有一段話被無數次引用。他說:“我們這個時代,因為它所獨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重要的是,因為世界已經被祛魅,它的命運便是,那些終極的、最貴的價值,已經從公共生活中銷聲匿跡。”其中“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這個論題非常有名,學術界只要討論現代性問題都會觸及韋伯這個觀點,無論是否同意他。

1.世界的祛魅

什麼是世界的祛魅?在古代社會,人類在大自然母親的懷抱里,不是站在自然外面來看待它,人和自然萬物是一個整體。古希臘的所謂“宇宙”(cosmos),這不只是指一個物理世界,而是作為整體的和諧的秩序,包含著自然等級秩序。每個人的自我理解不是個體化的,而是就是嵌入社群中,從而嵌入在整個宇宙秩序之中,各就其位,各司其職,由此獲得生命的意義,這當然是非常簡單化的描述,但是大體如此。在古代世界,人們生活在一個魅惑的世界中,相信有神的存在,相信有精靈和鬼怪出沒,有各種靈異事件發生,而且不只是人類,動物也有靈性,甚至萬物有靈。這些超越人類經驗感知的所謂“超驗”的存在,這些冥冥之中難以言說的神秘事物,構成了古代精神極為重要的一部分。這樣一個世界籠罩在神秘的精神之中,讓人難以理解、無法參透、說不清也道不明,既讓人敬仰又讓人畏懼。而恰恰是這種神秘精神,讓人類與整個宇宙緊密相連,並從這種聯繫中獲得生存的意義。因此,在傳統社會中,人的終極價值,生命的根本意義,不是人類自足的,而是依賴於比人類更高的存在,依賴於宇宙的整體秩序。人們往往通過宗教信仰和儀式,通過與超驗存在的聯繫,確立生命的意義與目的,獲得所謂“安身立命”的根基。

可是後來西方曆史進入了現代,在經曆了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特別是科學革命之後,西方人越來越傾向於以理性的方式來探索世界和自己,也就是說,越來越專注信奉科學的認識。科學是理智化活動的典型體現,依靠冷靜的觀察、可靠的證據、嚴謹的邏輯和清晰的論證。人類從大自然母親的懷抱中掙脫出來,站到了自然的外部。當然,在物理意義上,人從來沒有離開地球,就是流浪地球也要帶著地球一起走。但是在觀念上,人類好像可以超離地球,用理性的眼光去打量審視這個世界,把世界客觀化。培根說過一句話,大意是我們要把大自然放在刑具上拷打,逼她說出真相。

科學論述的特點是可觀察、可檢驗、可質疑、可反駁、可修正,在根本上反神秘的。因此在這個理性化和理智化的時代,人們很難再輕信古代的那種神秘的玄思妙想,不再能接受各種“神神叨叨”的話語。世界被理智化了,也就是被人看透了。比如,在漫長的古代,不論在西方還是中國,日蝕或月蝕曾被視為神秘的天象,甚至看作是神對人的懲罰,鬧出很大動靜,而當現代天文學揭穿其中奧秘,我們知道,無非就是太陽、地球和月亮在一條線上,現在可以精確預測日蝕和月蝕發生的時間,完全沒有神秘性可言。這些以往“神秘”的天象變得清澈而簡單,一下子就失去了迷魅之處。世界被看透了,沒有什麼不可思議的說不清道不明的神秘之處。即有些事情一時還看不透,但原則上是能夠被看透的,其中的奧秘遲早會被破解。韋伯告訴我們,隨著現代的來臨,一場精神的巨變發生了:古代世界那種迷霧一般的魅惑,在現代的“清晨”被理性化的光芒驅散了,現代人在回望古代世界的時候,會有一種“大夢初醒”的感覺,這就是所謂“世界的祛魅”,這是韋伯對現代世界的診斷。

要注意韋伯揭示“世界的祛魅”這個現代轉變的特徵,他並不是在讚頌,說這個轉變是值得慶幸的。實際上,他對於世界的祛魅懷著複雜曖昧的態度。因為他知道,這個“夢醒時分”對許多人來說在精神上是格外“荒涼”的,會讓人茫然若失。信仰失去了以往神秘的根基,而科學又不能為生命的意義提供新的根本依據。世界的祛魅是現代的真相。韋伯主張,無論我們對此感到多麼無助、多麼失落,我們都必須直面這個真相,這就是所謂現代性的境況。

2.現代人的意義危機

韋伯在演講中指出了現代世界一種深刻的困境,可以稱為“知識與信仰的分裂”,這是一個具有經典意義的難題。在整個二十世紀,西方思想界反複探討、爭論不息的許多主題,包括現代人的心靈危機,虛無主義、相對主義、政治決斷論,以及極權主義的起源等等,都與這個重大難題密切相關。

真善美統一性的瓦解,是韋伯在演講談到的一個要點。學術知識的目標是求真,就是發現自然世界與人類社會的事實真相。但在西方傳統的觀念中,真善美是一個和諧整體,發現了事實真相,也就能確立倫理的標準,由此分辨好壞對錯,而且還能夠確定美的本質,從而得以鑒別美與醜。但是現代學術的發展表明,真是一種事實判斷,善或美都是價值判斷,三者背後沒有統一的依據。韋伯在演講中談到,如果一名學者在“表達自己的價值判斷,那麼他對事實理解的完整性就終結了”。這意味著韋伯認同英國哲學家休謨的觀點,事實與價值屬於兩種不同的問題領域,前者是“實然”問題,關乎“實際上是什麼”,而後者是“應然”問題,判斷“應當是什麼”,實然與應然之間有沒有邏輯的統一性。

韋伯在演講中說到,善的事物不一定是美的,而且恰恰因為不善才成為美。他舉的一個例子,是波德萊爾詩集《惡之花》,惡的東西竟然可以綻放出美的花朵,似乎令人不可思議。但如果你經常去博物館,熟悉千姿百態的“現代派”作品,就不會為此感到驚奇了。真善美是人類重要的三個精神領域,這三者之間沒有統一的判斷標準,沒有同樣的理性基礎,這種統一性的瓦解,被當代德國的大哲學家哈貝馬斯稱作“人類精神總體性的分裂”,造成現代世界最深刻的困境。

現代的困境體現在什麼方面呢?這關乎生命的意義問題。我前面討論過,在古代世界中,人們將自己的生命嵌入在整體的宇宙秩序之中,與神意或天道之類的“超驗存在”密切相聯,由此確立生命的意義。但經過現代的轉變之後,宇宙秩序被祛除了迷魅,只剩下物理學意義上的因果規律,不再蘊含任何神秘的目的和意義。現代人失去以往安身立命的根基,而又無法依靠現代科學來重建意義的基礎。支撐人類生活意義的重要觀念和原則,包括宗教信仰、人生理想、道德規範以及審美趣味等等,都屬於“應然”領域的價值判斷,而理智化的科學知識屬於“實然”領域,旨在發現世界的真相“是”什麼,只能做出相應的事實陳述,而無法回答人應當怎樣生活這樣的價值判斷問題。

這就是所謂“現代人的精神危機”。人應當信奉什麼、應當怎樣生活,最終只能依賴個人的主觀選擇,而這種選擇無法獲得理性論證的擔保。正如韋伯所言,“個人必須決定,在他自己看來,哪一個是上帝,哪一個是魔鬼”。現代人擁有自由選擇信仰和理想的權利,但這種自由可能成為沉重的負擔。我們可能變得茫然失措、不知如何選擇,或者採取所謂“決斷論”的立場,聽憑自己的意誌、隨心所欲地斷然抉擇。在政治層面上,現代社會也面臨著多元價值衝突的挑戰。

3.多元主義的困境

由於信仰無法獲得理性的客觀根據,人們信奉的終極價值多種多樣,而多元價值之間的衝突無法通過知識或理性辯論來解決,這就是韋伯所說的“諸神之間無窮無盡的鬥爭”。在“諸神之神”的背景下,現代社會出現一個所謂價值多元主義的局面向,每個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標。有的人是追求名利地位,有的人追求商業成功、也有人獻身公益……有各種各樣的生活理想。你會說這很好啊,每人有許多選擇,更加自由了,生活變得多姿多彩。你說的對,這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的成就,但同時這種自由也帶來選擇的負擔。我們有了許多選擇,但我們沒有確定無疑的選擇依據。

這就造成了一個很反諷的現象,現代社會具有豐富的多樣性,另一方面又有很強的趨同特徵。為什麼呢?因為對於終極目標的判斷和選擇會有很大的負擔,我們傾向於懸置這種選擇,我們認為可以先選擇實現目標的工具手段。這很奇怪啊,你的目標還不清楚,怎麼會知道什麼是工具手段呢?有一樣工具好像是通用的,似乎可以服務於一切目標,你肯定猜到了,那就是金錢。大部分人在終極價值難以確定的時候,會覺得無論終極目標是什麼,金錢總是有幫助的。所以,現代人的價值取向是多元的,但在追逐金錢這一點上,又非常趨同。

韋伯同時代的一為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對金錢有過精彩的論述,他說貨幣有一種對所有價值都一視同仁、不偏不倚的中立性,所以金錢點像語言,雖然大家表達的意思多種多樣,但每個人都用同樣的語言,他也將金錢與上帝做類比,上帝對所有的人一視同仁,每個人都可以用上帝的名義做自己的事情。所以金錢具有一種“純粹形式的抽像性”。

現在流行一種說法,叫做“財務自由”,這是一種很誘人的小目標。你或許會想,我先去追求財務自由,然後就可以去實現我的理想了,先苟且一下,然後就有“詩和遠方”。但後來你會發現,財務自由這條路實在很漫長,非常漫長。而且財務自由的標準是會升級的,現在你還是學生,野心不大,心想一年能拿到20萬就財務自由了,等你拿到20萬的時候,可能就會期待200萬,甚至更多。

但通往財務自由之路的過程,會塑造你看待世界、看待終極目標的方式。因為在整個這個過程中,主要是受工具理性的支配,效率最大化,成本收益計算,性價比最優,諸如此類。而終極關懷是困難的問題,我們就不停地把他延宕、推遲決定,最後自己的理想,所謂初心慢慢被磨損,變得難以識別,最後呢?最後大家都變成了愛錢的人(眾人笑)。最後,金錢似乎就有了“詩意”,更多的金錢變成了嚮往的“遠方”。齊美爾說,“金錢只是通向最終價值的橋樑,而人是無法棲居在橋上的”。可是現在很多人仍然在橋上,通向財務自由的路有多長,這座橋就有多長。這很難說是棲居,也很難找到安身立命的感覺——那種豐沛的生命意義感。

多元主義的困境不只關懷個人的心靈生活,也對公共生活提出了挑戰:具有不同生活信念和價值觀的人如何生活在一起,組成一個相互合作的政治共同體,這也是現代政治的難題。

四、結語:強健的精神與清明的思想

如何拯救現代人的意義危機?如何克服現代社會多元主義的挑戰?這些問題在二十世紀引發了學術界和思想界經久不息的熱烈辯論。有人呼籲複興宗教、回歸傳統,有人主張重返“古典理性主義”,試圖為信仰和價值奠定新的基礎。對於這些努力,韋伯大概會不以為然。因為他深信,世界的祛魅是難以逆轉的現代變遷,而現代科學或學術在根本意義上無法為宗教信仰辯護,無法解決終極價值之間的衝突,這超出學術的有效性邊界。跨越這種邊界的企圖,都是對“智性的誠實”的背叛。

那麼,韋伯自己會如何應對現代的困境?他當然明白在“祛魅的世界”中個人與社會生活會面臨何等艱巨的挑戰,因此他的冷峻言說時常帶有悲觀的色彩。但韋伯相信,逃避或掩飾現代的困境是精神上虛弱,我們必須接受的這種“蕭瑟命運”。他信奉尼采的名言,“一個人能承受多少真相,是其精神強度的檢驗”。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韋伯將如何面對艱難的抉擇?他是一個決斷論者嗎?在某種意義上韋伯具有決斷論的傾向,因為他相信終極價值沒有堅如磐石的理性基礎,“諸神之爭”無法依據理性判斷做出裁決,正因如此,個人要為自己選擇的人生信仰負責,政治家要為自己行動的結果負責,而且無可推脫,責無旁貸。擔負這種沉重的責任,需要強健的精神意誌,一種英雄主義的品格。

但在另一個意義上,韋伯又顯示出抵禦決斷論的傾向。韋伯承認主觀選擇是不可避免的,但“主觀”並不完全等同於“任意”或“武斷”,學術滋養的“思想的清明”在此能夠發揮不可忽略的作用。學習神學知識,當然會有助於個人選擇和實踐宗教信仰,把握廣博的政治學知識也必定有助於政治家做出的判斷和決定,雖然知識不能代替最終的信念選擇或政治決定,但抉擇卻因此不再是單純的隨心所欲,負責也不只是意氣用事。

我認為,需要把韋伯命題中蘊含的決斷論的危險與他倡導的“心智的成熟”放在一起來思考。韋伯作為一個學者留給我們倫理精神的遺產是什麼呢?在我看來就是,以強健的精神和清明的思想,直面這個沒有絕對憑據的世界。韋伯以自己一生對學術的奉獻,抵達了思想清明的最高境界。於是,健全的心智結合強勁的英雄品格,構成了韋伯獨有的精神氣質。正如大哲學家雅思貝斯所描述那樣,韋伯不必訴諸幻覺,就能將自己內心的極度緊張與外部生活的多種矛盾,綜合在統一的狀態之中,保持精神上的寧靜。他稱韋伯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德國人”。

韋伯看到了現代性的挑戰,這是極為困難的問題,我們今天的討論當然也不可能找到確切的答案。作為結語,我想引用英國詩人艾略特的詩句,“我們將不會停止探索,而所有探索的終點,都將抵達我們出發的起點,並第一次理解了這個起點”。如果這次講座,能夠幫我們理解我們問題的起點,那就很有意義了。

謝謝!

【部分內容取自作者在“得到”App訂閱專欄《劉蘇里·名家大課》中所主講的韋伯誌業演講導讀。】

韋伯發表“以學術為誌業”演講的慕尼黑施泰尼克書店的報告廳。

現場問答

問:老師你好!有誌於學術的年輕人要如何化解學術與學術之外的其他事務之間的張力?如何去平衡現實生活和理想之間的關係?

劉擎:這個問題很難泛泛而談,每個人的處境是非常特定的。對有些人來說可能並不那麼困難。比如說在學界,我們可以看到一些人從來就是“人生贏家”,天賦好而且運氣好,從小到大一路在名校就讀,很早就發表著作,各種各樣的光環都籠罩過來,這種人是很幸運。但更多人的是曆經坎坷堅持走下去的。韋伯給我們的啟示大概有兩點:第一,對於終極性的問題,沒有什麼類似靈丹妙藥的答案,那些給出靈丹妙藥的人,可能就是假先知。第二,我們總會面對選擇困境,但未必就直接走向決斷論。思想的清明,首先意味著清醒地認清你自己和自己的處境。

那什麼叫清醒的認識呢?因為每個人的自我和處境是不一樣的,所以需要個別化、差異化的理解,這裏沒有公式,沒有標準答案。但閱讀、思考、借鑒別人的經驗和教訓仍然很重要,對自己做出恰當的選擇是非常有幫助的,這就意味著我們的選擇不是武斷任意的。但同時,選擇總是有風險,有不可控製的預期。思想的清明或者說智性的成熟,對我們非常有價值,但無法擔保後果的,更不用說成功了,這是我們現代世界的特點。這個處境是困難的,但也有積極的方面。如果我們的人生有一個普遍有效的公式可循,有一個確定無疑的標準答案,我們的生活會美好嗎?那就太乏味了!所以,我寧願生活在一個有風險的現代世界,有的時候困惑、有的時候迷茫,但也有探索和驚奇的感受。現代生活就是這樣,既迷茫又迷人。給定所有的標準答案,人就像機器一樣按照程序運轉,這是對人性非常不友善的生活。其實,很難論證現代生活比古代生活更好,或者相反。但我們已經是現代人了,沒有辦法逆轉自然的客觀化或者世界的祛魅。這已經成為現代人底層記憶的核心部分,沒辦法遺忘。因為遺忘是意誌不可為之事。我們已經是現代人了,必須承擔自己的責任。

問:劉老師您好!我讀過韋伯的《以政治為誌業》,他在那裡面說,從事政治一定要有激情、責任感以及恰如其分的判斷力,當時我想可能對於學術而言也需要這樣一些特質。但是聽你說完之後,對學術的那種燃燒的激情好像被澆滅掉了(眾人笑)。再回來說,做學術它是否也有某種責任感?

劉擎:韋伯的這兩篇演講有一個並行結構的。在政治家和學者都需要有對誌業的激情。學者的激情不是自我沉湎,而是類似於宗教的投身奉獻的激情。今天的講座可能對你潑了冷水,但那是韋伯的問題,是他要告誡年輕學人,學術的道路非常艱難。你的激情就此熄滅了嗎?但我是這樣看的,能夠被冷水澆滅的激情,那不是真正的激情(眾人笑)。這就是我剛才我說的,真正的英雄主義只有一種,你看到這個世界的真相仍然保持希望。

學者的激情與責任感不是分離的,激情恰恰需要體現為責任。做一個學者應當擔負什麼責任呢?首先是智識誠實,要說出真相,有時候真相是令人尷尬的,所謂“inconvenient truth”。比如說一個環境學家,揭示我們面臨的生態危機有多嚴重,這可能會得罪一些以環保為代價來發展經濟的產業,會遭到別人的攻擊。在任何環境中都有些不方便言說的話題,如果你不能說出真相,那也不要去說假話,不要去編製精巧的謊言。這時候保持沉默,這可能是一個底線的倫理責任。

韋伯特別在誌業演講的時候說過,不要在教室里做煽動性的講話、不要把自己的價值傾向強加給學生,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但實際上我們很難迴避自己的價值傾向,我們都可能陷入評價。怎麼辦呢?大家應該都聽說過“價值中立”這種說法,但接近價值中立的方式,不是說我要忘掉自己的價值,相反,你要時刻對自己的價值立場有自覺的意識,對此保持警覺,而且你要想像與自己價值立場不同的人在這個問題上會怎麼說,你甚至要儘可能把不同觀點的最好論述表達出來。對不同的價值立場及其觀點保持足夠反思距離,這是通向所謂價值中立的方式。嚴肅的學者是直面論辯對手最強有力的觀點,而不是攻擊其最薄弱的地方,我認為這也是學術倫理的一項要求。

問:我想說的可能算不上提問,更像是聽這個講座的一個感想。我在複旦大學博士,2017年畢業了,答辯也順利通過了,但是因為論文還沒發,博士學位證現在還扣著,可能沒有機會找到一個學術職位。從現實層面來講,學術這條路對我來說已經走不通了。追求學術可能是自己內心裡的追求,也許先找一份其他工作來謀生,將學術作為業餘生活。跑過來聽這個講座,是因為確實韋伯誌業演講對我影響很深,也是因為要面對的現實問題的糾結、徬徨、複雜的局面。要發表兩篇論文很難嗎?可能沒有那麼難,也沒那麼簡單。那我怎麼辦?回到這個講座,任何選擇後果自負!(笑聲、掌聲)

劉擎:其實你自己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的確,現在有些學術考評製度過於機械刻板,這是對年輕學人不夠友好的環境。那麼,是不是還要在學院體製里謀求職位?你已經說了,走什麼樣的道路是你自己的選擇。但韋伯還有一個見解可能對我們有啟發。他區分了政治從業者的不同類型,所謂“為政治生活”與“靠政治生活”的人。我想在學術上也是如此,有些人進入學院體製,並不是以學術為誌業,而只是尋求一個謀生的手段,他們是“靠學術生活”的人。而“為學術生活”的人,未必要在學院體製內謀職,當然這會帶來許多不便。我想說,無論你選擇什麼職業,你有過一段專業的學術生涯,而保持對學術探索和思考的興趣,會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使你受益的。其實韋伯這樣偉大的學者,他自己一生真正在大學就職的時間也沒有多少年,在很多時候他是一名體製外學者,是獨立研究者。

所以說,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親近學術,把學術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而不是一個謀生方式,這裡面肯定你付出了很多代價,這些代價你知道且清楚。到最後呢,你剛才那個說法聽上去是釋然了,“無論如何,當初是我自己選擇”。每個人為了自己生命留下的印跡承擔責任,這是韋伯意義上踏實的英雄主義。(掌聲)

蕭老師:這是一場真正的學術對話,劉擎老師用韋伯的話,其實也表達了我們這代知識分子要對同學們說的話。我們面臨的世界,最大的特點就是不確定性,追求理想很難確保一定會實現,你要對你自己的選擇負責任。為學從政,從事各種行業,都是這樣。所有知名的學者,背後都有人們看不見的艱辛努力。所以你要是想成就一番事業,你就給我忍了,沒別的路。我的想法就是這樣。(掌聲)。

劉老師:我非常開心高興,今天下午來和大家分享。(掌聲)

蕭老師:最後按照慣例,我代表全體同學,要對講課老師鞠躬致謝(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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