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萬勝:日本平成時代政黨政治演變的內在邏輯
2019年04月22日13:29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供本網特稿

原標題《論日本平成時代政黨政治:改革、競爭與獨大》,原文刊載於《日本學刊》2019年第2期發表(全文約1.6萬字)。

【作者】徐萬勝(戰略支援部隊信息工程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參考消息網4月22日報導 徐萬勝認為,日本平成時代政黨政治發端於自民黨“一黨支配”體製的動搖,曆經“多黨重組”及“兩黨競爭”,終止於自民黨“一黨獨大”格局的形成。其間,自民黨先後兩次在下野後又上台執政,並最終確立了“安倍一強”支配體製。此種演變脈絡的形成存有內在邏輯:在“變動”的時代環境里,以社會黨、民主黨為代表的主要政黨由於執政失敗而走向黨勢衰落;小選區製有利於第一大黨的運作特點加劇了大黨之間選舉競爭的激烈程度;行政改革的效用累積有力地支撐了官邸主導型政策決定機製的構建;加之自民黨黨內支配體製的中央集權化傾向,這些均為“一黨獨大”格局的形成與“安倍一強”支配體製的確立奠定了基礎。

在日本,隨著2019年4月30日明仁天皇實現退位,始於1989年1月8日的“平成時代”將宣告終結。這意味著“日本平成時代政黨政治”作為一個完整的研究對象得以形成。

平成時代日本政黨政治的演變脈絡,發端於自民黨“一黨支配”體製的動搖,終止於自民黨“一黨獨大”格局的形成,頗具戲劇性。基於勢力對比的政黨格局視角,該演變脈絡可以具體劃分為三個時期:多黨重組、兩黨競爭與一黨獨大。

其中,在多黨重組時期(1989—1998年),以選舉製度為核心的政治改革的推進,不僅動搖了自民黨長期執政地位,且引發了朝野政黨勢力頻繁重組。在兩黨競爭時期(1998—2012年),日本兩大政黨化發展趨勢明顯,自民黨與民主黨展開激烈競爭,且在兩黨之間先後兩次實現政權交替。在“一黨獨大”時期(2012—2019年),隨著自民黨“一黨獨大”格局的形成與固化,長期執政的安倍晉三內閣形成了“安倍一強”支配體製,在野黨勢力則呈“多弱”態勢且難以有效抗衡自民黨。

與自民黨長期執政的昭和時代不同,為適應“變動”的平成時代,有更多的政黨高舉“改革”旗幟並在政權交替過程中經受執政考驗,加之選舉及行政改革的製度效用累積,這些均構成了日本政黨政治的內在邏輯,可用以闡釋緣何從“多黨重組”經曆“兩黨競爭”後演變至“一黨獨大”。

所處環境:“變動”時代

平成時代日本政黨政治處於一個“變動”的時代。在國際層面上,平成時代的開啟與兩極冷戰格局的解體同步。在國內層面,日本自1991年泡沫經濟崩潰後陷入長期不景氣,且社會老齡化與少子化趨勢加速發展,促使日本民眾更加關注經濟增長與社會保障,社會不安感強烈。一個“變動”的時代,給更多的政黨提供了勢力重組和參與執政的機會,也加大了內閣執政難度。“改革”,既是“變動”的平成時代對各政黨的客觀需求,也是各政黨為適應平成時代的“變動”而做出的主觀抉擇。各政黨唯有在選舉中提出嶄新的政策觀點,明確自身政策的獨特性並相互展開競爭,才能有效地提升政黨支持率。為此,自民黨選擇了一條經濟自由化與政治保守化相結合的改革路線,力圖實現政治軍事大國化的國家發展目標。同時,“變動”的平成時代也是孕育具有獨特個性的日本首相的沃土,首相唯有得到輿論媒體及年輕選民的認可,才有可能實現長期執政。

執政考驗:黨勢衰落

與經驗豐富的自民黨相比,執政對於其他主要政黨而言更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實踐表明,政黨一旦執政業績不佳,不僅會導致該黨喪失執政地位,還將進一步導致其黨勢衰落。其中,社會黨在執政期間由於黨的基本路線轉變而直接導致內部分裂,後於1996年更名為“社民黨”並淪為在野小黨。同樣,民主黨在執政期間黨內紛爭不斷,加之民主黨政府的內外政策左右搖擺、出爾反爾,引發廣大國民的強烈不滿。無論是對社會黨還是對民主黨而言,其或長或短的執政經曆,不僅未能強化組織建設與鞏固支持基礎,反而誘發組織分裂並走向黨勢衰落。與社會黨相比,民主黨的執政失敗對在野黨的政黨形象造成了更為嚴重的損害。顯然,自民黨“一黨獨大”的形成原因之一,就是廣大選民質疑在野黨的執政能力,唯有或主動或被動地投票支持自民黨。同時,2012年以來在野黨勢力的日趨弱化,也意味著日本國內已缺乏再次實現政權交替的政黨基礎,從而間接支撐著安倍內閣長期執政。

小選區製:大黨興衰

根據1994年1月日本國會通過的“政治改革關聯四法案”,眾議院選舉實行“小選區比例代表並立製”。這是以小選區製為核心的選舉製度。小選區製的運作特點就是有利於第一大黨,即以較低的得票率來獲得較高的議席率,而其他中小政黨則處於不利地位。上述運作特點意味著各大黨(主要是第一大黨和第二大黨)在小選區的得票率一旦出現波動,其議席率的波動幅度將更大,即議席率的波動幅度遠遠大於得票率,從而更容易促發政權交替。正是由於小選區製能夠促使大黨的議席率產生大幅波動,“新選製的小選區製度特性才是形成政權輪替的主要機製,兩大政黨中的任何一個政黨只要出現10%的得票率變動就會出現政權輪替”。這一結論在2009年、2012年眾議院選舉中均得到驗證。除眾議院選舉外,事實上,第一大黨在參議院選舉中也得益於小選區製的“恩惠”。因此,小選區製的實施,加劇了大黨選舉競爭的激烈程度。特別是得票率小幅波動而帶來的議席率大幅波動,往往會導致第一大黨“速興驟衰”。

行政改革:官邸主導

強化首相官邸的決策主導地位,是平成時代日本推行行政製度改革的重要目標。根據1998年6月日本國會通過的《中央省廳等重組基本法》,明確了首相對基本方針的動議權以及對行政部門的監督權,並完善了對首相的輔佐機製。在新的中央省廳製度框架下,小泉內閣以內閣府經濟財政諮詢會議為中心,強化了首相官邸的決策權限。2012年12月安倍再次上台執政,通過創設國家安全保障會議(2013年)和內閣人事局(2014年),進一步完善了支撐首相官邸主導決策的行政製度。為落實官邸主導決策,自2001年以來日本政府在內部還大量設置了由首相、內閣官房長官主導的各類“政策會議”。支撐官邸主導的製度性權力增強,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內閣的政策實施與行政管理。小泉與安倍的長期執政,得益於行政改革的製度支撐,而他們強力推行的行政製度改革及國家戰略實施,又體現出了濃厚的“強勢首相”特徵。

黨內支配:中央集權

隨著政黨助成金的引入與小選區製的施行,進入21世紀後,自民黨派閥領袖的權力來源開始更多地依賴於其“個人資質”,派閥自身的統合能力在減弱。在派閥政治弱化的基礎上,自民黨黨內支配體製趨於中央集權化。自民黨的領導機構在候選人提名、政治資金分配、幹部人事安排以及重大政策決定等方面,開始擁有更強的自主決定權。其中,關於候選人提名,黨的領導機構決定每個小選區的候選人提名,即使在比例代表區也需要得到黨的“公認”。關於政治資金分配,政治家個人及派閥的政治資金籌措能力遭到嚴重削弱,自民黨在政治資金收入來源上對“政黨助成金”的依賴程度進一步加深,從而強化了黨的領導機構的財政分配權限。關於幹部人事安排,自小泉內閣起,以往的“派閥均衡”和“年功序列”慣例被打破。關於重大政策決定,自民黨總裁及黨總務會的決定權得到加強,而自民黨政調會下屬部會及黨內“族議員”的影響力則受到限製。在自民黨“一黨獨大”格局下,黨內支配體製的中央集權化傾向,與官邸主導型政策決定機製相互疊加,為“安倍一強”支配體製的誕生奠定了製度基礎。

整體上看,在從“多黨重組”曆經“兩黨競爭”至“一黨獨大”的演變過程中,上述各種促因均縱向地相互疊加在一起,包含了時代環境、政黨建設、製度改革、決策過程等方方面面。其中,選舉製度改革是最重要的直接促因。某種程度上講,“一黨獨大”結果的產生,既體現了日本保守政治傳統的曆史慣性,又得益於製度改革的效用累積,或許也滿足了平成時代後期對“威權政治”的需求。曆經各種“試錯”之後,一個“變動”的時代更加需要一個穩定的“威權政治”來引領日本國家發展。

但問題在於,政黨政治的演變應體現出“政治民主”追求,達成任一結果的政治過程是存有價值取向判斷的。在朝野競爭、政策決定與政治參與領域,平成時代的日本政黨政治演變面臨著是否完全體現“政治民主”的課題挑戰。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特稿,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如需轉載,請註明作者姓名及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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