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外|上海向倫敦學什麼①金融城管理極具創新意識
2019年04月18日17:23

原標題:上外|上海向倫敦學什麼①金融城管理極具創新意識

【編者按】

如今的倫敦是與紐約比肩的國際金融中心,也是全球最富文化底蘊與創意的城市之一。它所提供的適宜的、具有人文關懷的、開放包容的居住與工作環境,吸引著世界各地人才彙聚。

上海與倫敦的城市定位與發展途徑有較多相似之處。在邁向全球卓越城市的進程中,上海正面臨著倫敦曾經經曆和正在應對的問題,例如人口集聚、空間緊縮、交通堵塞、環境汙染等等。澎湃新聞即日起連載的四篇文章分別聚焦倫敦的金融、交通、空間、與文化創意產業四個領域,旨在從政策戰略製定的角度探索倫敦在上述四個領域的發展曆史、特色與經驗。結合上海在這些領域的發展現狀,總結出倫敦的經驗教訓對上海的借鑒與啟示。

英國,作為一個重要的貿易實體與經濟強國,是全球最富裕、經濟最發達、生活水準最高的國家之一。英國經濟結構主要由服務業,尤其是銀行業、金融業、航運業、保險業等組成。這些行業占GDP的比重也較大。倫敦是歐洲最大的金融中心,世界地位僅次於紐約。具體而言,是倫敦金融城(The City of London),這一塊面積只有“一平方英里”(Square Mile)的區域,肩負著整個倫敦以及英國絕大部分金融行業的運轉。

倫敦金融城是全球眾多銀行與保險機構的總部所在地。它集聚了各種金融交易與服務行業,例如銀行、外彙、保險、諮詢、證券、金屬、期貨、船運等等。倫敦金屬交易所、倫敦證券交易所、以及勞合社(保險交易市場)在全球皆赫赫有名。超過500家銀行在倫敦金融城設立了辦公室。除了肩負英國本土的金融業運轉,倫敦金融城與其它國際金融中心(如紐約、東京等)共同合作,從而使得全球金融市場不間斷交易的完美對接得以實現。然而,為何如此狹小的一塊區域能釋放出如此巨大的能量?想要理解這個問題,就需要我們對倫敦金融城的政治地位和管理體製有所瞭解。

倫敦金融城是大倫敦市33個行政區中最小的一個,也是英國第一個有獨立自主權的地方性政府,是名副其實的“城中城”,面積雖小卻是英國的經濟中心。倫敦金融城雖然在地理位置上處於“大倫敦”內,但是它與“大倫敦”政府之間的關係可以用“獨立又合作”來形容。它不僅有獨立的市政與司法機構,還有自己的市長。金融城市長是一個榮譽職務,每年在商界和行業代表中通過選舉產生。被選舉成為市長的通常都是商界德高望重的金融家。市長的主要任務是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提供有利的商業信息與機會,並代表英國政府向全世界宣傳英國的金融服務,出訪海外並接待各國來訪政要。倫敦金融城擁有豐富的物質資產、集聚了全球頂尖的人才資源、建成了完善的法律體系,但是更難能可貴的是它在不斷髮展過程中展現出的創新精神以及體現出的融入城市精髓的倫敦文化。總而言之,倫敦金融城的成功主要可以歸結為以下五個要素:曆史、地理、經濟、體製、創新。

倫敦金融城的起源與大英帝國海上貿易及全球擴張的進程息息相關。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在位期間,英國的海軍實力不斷壯大,海上探險也延伸到亞洲與美洲等地區;在歐洲,英國與鄰國的貿易往來也擴展至北歐與地中海地區。這一切都為交易中心的形成創造了條件。17世紀的倫敦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國際貿易中心。然而,倫敦國際金融中心的快速發展期始於19世紀末,彼時大英帝國的殖民擴張活動對全球政治、經濟與貿易產生了巨大影響。隨著對外投資的增多,英國經曆了兩次資本外流浪潮,積累了巨大的國外資產存量。一戰前夕,倫敦金融城已成為了當時世界上最重要的商業、貿易與運輸中心。即使兩次世界大戰導致倫敦金融城的發展放緩,在戰後全球經濟複蘇的背景之下倫敦金融城也迅速從戰爭與經濟蕭條的陰霾中走出。20世紀50至80年代,國際金融交易朝著更為複雜化的方向發展,使得對金融相關的專業服務、對全球機會、風險知識、避稅知識的需要顯得尤為迫切。倫敦金融城充分且及時地認識到這些需求並把握了這些需求帶來的機遇。進入21世紀,隨著全球經濟的增長,全球金融服務業的擴張也更為迅速。通信技術的更新換代進一步加快了信息的流通速度與國際金融中心之間的交流合作。倫敦金融城的國際銀行和投資銀行積極拓展其業務範圍,金融機構也積極參與其它行業的發展,倫敦逐漸確立了其與紐約並肩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從全球的關係地理學角度而言,倫敦,作為一個國際大都市,它的樞紐地位是其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極大優勢。倫敦之所以發展成全球金融樞紐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大英帝國殖民曆史所形成的路徑依賴。二戰後殖民體系瓦解,原先的殖民地在政治和軍事上獲得了獨立,但是他們在語言、文化、甚至法律體繫上都沿襲了殖民地的傳統,因此,倫敦與這些國家或地區之間的聯絡更為便捷暢通。加之二戰後大量前殖民國家人口移民英國,促進了倫敦的精神面貌向更為開放與寬容的方向改變。同時,倫敦所處的西五區也給予其得天獨厚的空間區位優勢。除此之外,倫敦金融城一直在其一平方英里以外的區域延伸,以承載大體量的世界級金融機構和金融業務。無論是金絲雀碼頭的重新打造,或是大倫敦區域性金融中心的形成(如克羅伊登、布羅姆利和賴蓋特),都是倫敦金融城在自身地理區位優勢的基礎上不斷拓展的最佳體現。

曆史和地理因素固然重要,經濟實力才是決定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基礎。經濟基礎對金融中心形成的影響主要存在於兩個方面:其一,金融中心通常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的龍頭城市;其二,金融中心所在城市或區域的經濟高度服務化。這兩方面的影響在倫敦金融城的發展史上也得到很好的體現。首先,19世紀英國海外擴張與工業革命裡應外合,使英國一躍成為世界工廠,經濟得到飛速發展的同時也鞏固了英鎊作為全球貿易通用貨幣的地位。倫敦因此得以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其次,當倫敦金融城逐步發展壯大之後,也帶動著倫敦這座城市的轉型。倫敦的經濟結構越來越趨向服務化。從上世紀50年代起,倫敦金融城內的第一和第二產業就業人口持續減少直至消失,金融機構與商業服務成為就業人口最多的兩個行業。倫敦金融城提供的金融與專業服務覆蓋面相當廣泛。它不僅是世界上最大的保險交易市場,也是許多世界500強企業的總部所在地。得益於經濟實力、高端人才、配套服務、地理位置等優勢,倫敦集聚金融服務企業的能力不斷強大,它由此建立起的城市網絡長期位於世界城市網絡的頂端。

倫敦金融城的成功離不開其獨特的政府治理結構,它的一大特點是高度的自治權力。保持獨立使倫敦金融城在政策製定與執行方面不會輕易受到英國政府黨派更迭的影響,從而保持了高度的獨立自主權,也保持了政策的連續性與穩定性。倫敦金融城在管理方面也極具創新意識。與其它國際金融中心不同的是,倫敦金融城的管理者並非政府工作人員,而是由金融城商界聯合會代表選舉產生的商人。金融城市長與大倫敦市長相比既獨立又互補,他代表的是在金融城生活、工作和經商的人的利益。維護倫敦金融城的“品牌”是市長的職責之一。大倫敦市政府不僅通過發展倫敦基礎設施建設與物流建設來積極維護良好的商務運營環境,同時也注重發揮金融城的輻射與集聚作用,藉由金融城的影響與一定的政策引導鼓勵其它地區的金融機構向倫敦發展

強大的經濟實力為倫敦城金融中心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獨立開放寬容的體製與政策促成了它的長期繁榮。然而面對複雜多變的世界形勢與變化莫測的市場局面,如果不具有創新的精神與行動力,想要持久處於國際金融中心的領先地位也並非易事。倫敦極其重視新興市場(如亞太和中東地區)的金融業務,並長期與其它金融中心保持正向聯繫。此外,英國的金融監管在製度設計上以原則為重,具有相當大的靈活性,且伴隨著經濟金融形勢的變化不斷改革和創新。這一點可從卡梅倫政府對金融監管體製的改革中窺見一斑。筆者觀察到,2009年金融危機之後,金融服務監管局(FSA)被撤銷,宏觀與微觀審慎監管職能由英格蘭銀行承擔。與此同時,在英格蘭銀行內部成立金融政策委員會(FPC),審慎監管局(PRA),金融行為監管局(FCA)。至此,英國形成了由英格蘭銀行全面負責,PRA和FCA具體實施的新“雙峰監管”機製。

基於上述分析與闡述,我們可以大致總結出倫敦金融城的成功經驗:注重金融中心的功能建設、政商聯合共建、柔性金融監管、推動金融創新、對外開放、獨立包容。

上海在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過程中已具備了一些優勢,例如時區區位、經濟實力、基礎設施等等,但是與倫敦相比,上海仍有一些不足。

首先,上海陸家嘴金融中心國際化程度仍較低,金融產品較少,應加快各類金融產品的研發和人民幣貿易結算產品的開發與創新。之後可以繼而研發更為複雜的金融衍生產品,以這樣一種循序漸進的方式逐步吸引國內外金融機構落戶上海。

其次,我們應確保金融產品的推出與相關製度的建設對接。同時,應注意監管的力度要做到張弛有度。金融市場複雜多變,金融監管機構應能在瞬息萬變的市場中達到高效的應變能力,以適應市場的運行節奏,加強對不同金融門類融合的引導,使金融真正成為現代經濟的核心。 再次,建成國際金融中心要求上海進一步擴大市場開放、以促進自由競爭、提升服務質量。上海應學習倫敦開放包容的心態,鼓勵符合條件的外資金融機構在滬設立分支機構、開展業務、參與金融交易。

最後,我們應重視建設人才培養平台,出台更多能夠吸引高端金融人才落戶上海的政策。我們不僅需要有海外經驗並且對中國市場與文化有深厚理解的金融專業人才,而且需要本土培養但熟練掌握金融英語、具有國際視野的、瞭解國際市場的金融人才。

(作者周小舟博士繫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副教授,上外英國研究中心研究人員。本文繫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上海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化政策”研究基地項目“倫敦提升城市品質的政策與舉措”研究成果。由於篇幅所限,參考文獻部分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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