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辯的紅唇:“文藝教母”蘇珊·桑塔格的誕生
2019年03月17日11:08

原標題:激辯的紅唇:“文藝教母”蘇珊·桑塔格的誕生

近來,有關桑塔格的中譯本紮堆面世。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桑塔格全集》(全十六卷)與《蘇珊·桑塔格全傳》,社科文獻出版社和中國攝影出版社也分別出版了傳記《蘇珊·桑塔格:精神與魅力》和《蘇珊·桑塔格傳》。這位在中國屬於偶像級別的公共知識分子和“文藝教母”,再次吸引了我們的目光。她的話語方式曾改變了20世紀下半葉歐美公共寫作的方式,也重塑了知識分子作為明星的形象。

蘇珊·桑塔格(1933.1.16-2004.12.28)

美國作家、藝術評論家

代表作《論攝影》《反對闡釋》《火山情人》

在生前,蘇珊·桑塔格就擁有了一大堆光彩炫目的榮譽頭銜:“坎普王后”、 “批評界的帕格尼尼”、“曼哈頓的女預言家”、“後現代主義先鋒作家”、“文壇非正式女盟主”、“大西洋兩岸第一批評家”等。甚至,因為她激進犀利的挑釁話語,美國本土文人還給她冠以“本·桑塔格”的恐怖美名,讓她與本·拉登相提並論。而在美洲大陸以外的地域,更多的人則喚她為“美國公眾的良心”——當然,美國本土也樂於如此稱呼她。

在戰後資本主義文化界,她是“美國夢”的勵誌代表,也是“美國噩夢”的批判者。在二十世紀戰亂餘波仍續的年代中,紅旗與玫瑰交相呼應,蘇珊·桑塔格製造了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神話敘事:她的挑釁姿態不僅打破艾森豪威爾統治時代的遲鈍無聊,也刺殺了戰後資本主義時代死水微瀾的僵硬話語;她引入的歐陸思想家改變了美國話語的表達方式,而她在時代現場的政治參與也改變了知識分子的呆板面貌;在她那魅惑的左翼先鋒姿態下,知識分子與科技進步之間形成了共謀式的智識合作,以激辯的紅唇和嗜血的筆鋒摧毀和重建了歐美戰後知識分子的精神性工程。

當然,她也幸運地生逢其時。蘇珊·桑塔格是美國社會共同鑄就的傳奇樣板,但她也以自己的獨特貢獻回饋了那個時代對她的厚愛。她在自己身上克服了那個時代,也在時代面前塑造了自己,成為了世界知識分子的偶像級人物。或許,還沒有哪位嚴肅型知識分子能夠像她那樣光彩奪目。像一枝帶刺的玫瑰一樣,她演繹了知識分子成為社會偶像的輝煌曆程,正如她在《在土星的標誌下》給瓦爾特·本雅明所冠以的稱呼一樣,她也借助對本雅明的評價,半遮半掩地為自己封上了“最後的知識分子”的偉大名譽。

天才少女桑塔格在那個時代為何能夠異軍突起?今天我們又如何重塑桑塔格的形象?本週書評週刊專題將透過桑塔格的人設學、地理辭典、寫作辭典,來回溯桑塔格的智識遺產及其時代啟示。

新京報書評週刊3月16日專題《桑塔格在她的時代》全文已於3月17日微信進行推送。新京報書評週刊紙質版每週六隨新京報共同發行,你可以每週六到報刊亭買一份,或訂閱新京報。

撰文 | 蕭軼

“製造桑塔格”

蘇珊·桑塔格在成年成名之後,總是毫不猶豫地將自己的早年生活闡釋為命運式的聯結事件,似乎她生來就是註定了成為知識分子的偉大命運。

“我真正希望的是每種生活都經曆一下,作家的生活似乎是最具包含性的。”

蘇珊·桑塔格在回憶的時候,對自己在童年時代的早慧意識沒有任何質疑:“人們常說他們希望成為作家,表達自己的思想情感,或者因為他們有話要說。對我而言,它是一種生存方式,就好像是加入了一群聖人的行列……我想我並非是在做什麼自我表達,我覺得我正在成為什麼,正在參與一項高尚的活動。”

蘇珊·桑塔格

桑塔格的人生要從中國說起。在桑塔格還沒有成為桑塔格之前,她被取名為蘇珊·李·羅森布拉特。在出生之後,她被父母反複拋棄的孤獨經曆,讓她早早地開始對個人價值的自我想像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他的父親供職於中國天津的皮毛貿易公司,在他出生不久後就返回中國工作,從此天人兩隔再也沒有見過。她那酗酒的母親也並未賜予她什麼溫暖的回憶。然而,正是這種父愛缺失的童年記憶,讓桑塔格自小留下了被遠方呼喚的精神烙印,以及為了破除困惑而去旅行的不安分願望。尤其是她的祖母又向她宣告桑塔格來自歐洲之後,她對自己隱秘身世的猜測揣度,無處還鄉的精神性創傷讓她自小就內化成為了某種世界性的想像力。這種想像力的叛逃,最終通過童年時的閱讀思考和成年後的旅行寫作來抵達和完成。

由於父母的缺失感,孤獨的桑塔格只能通過閱讀書籍來完成自己的身份認同。在理查德·哈里伯頓筆下的旅行世界里,桑塔格在廣袤的奇觀中首次感受到自己的熱情和慾望最美好的那部分被逐步地喚醒了。如果說哈里伯頓的旅行奇觀讓她輕易地獲取了對世界的好奇心,那麼愛倫·坡的推理洞穴則賜予了她內在的感受。這兩位作家的著作對人的閱讀感受是完全相反的,但正是這兩者讓她自小就懂得如何將外在的愉悅和內在的感受結合在一起。

《重生:桑塔格日記與筆記1947-1963》

作者:(美)蘇珊·桑塔格

譯者:姚君偉

版本: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3年4月

真正讓桑塔格尋找到人生使命感的閱讀,來自於居里夫人的傳記。在父母教育缺失的童年修煉中,生活無法賜予榜樣和偶像的時候,人總是能夠被文字上的榜樣或遙遠的偶像所誘引。居里夫人的世界性榮譽和堅毅的意誌,促使了她在自我價值的覺醒之路上不斷地被激勵著。馬丁·伊登筆下的失敗作家形象,也在孤獨無助的童年里給了她對作家生活的最初想像。或許是為了自我證明,在她十歲的時候就開始自辦刊物向周圍的鄰居進行銷售。對閱讀的渴望和對智識的熱忱,讓桑塔格在同齡人中鶴立雞群,以至於在讀書的時候連續跳級。

當她的母親再婚之時,蘇珊·李·羅森布拉特這個名字被蘇珊·桑塔格所替代,她的智識已經開始了反叛的征途。在她看來,戰後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氣息是如此的單調沉悶,身邊總是充斥著“我的同學和老師傻嗬嗬的譁眾取寵的廢話以及在家裡聽到的令人發瘋的庸俗的話語”,以至於她通過寫日記來不斷地確認自己的使命感。在十三歲的時候,她就自我認定已經過了閱讀《星期六評論》的年齡了,轉而將目光投向了美文和雄辯的《黨派評論》,夢想著哪天去紐約給他們撰稿;在十四歲的時候,她就宣佈自己的人生計劃就是保護自己免受當代社會的愚蠢將其吞沒的威脅;在十五歲的時候,校長直接告訴她“學校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教給你了”。

桑塔格

在選擇大學的時候,桑塔格果斷地放棄了當時美國前五且生活舒適的加州伯克利大學,轉而註冊了充滿著暴力行為和激進氛圍的芝加哥大學。這所學校因校長羅伯特·哈欽斯的反體製教育而著稱。在這所淪陷在貧民窟之間的中西部大學,有著致力於激發公眾想像力的大學校長、施行博雅教育的校園教學,尤其是它有著學生運動和政治參與的校園傳統。正是在這種古典學術訓練和現代社會運動的結合,桑塔格在這所被稱為全美唯一擁有歐洲氣息的大學里,再度開啟了她的“觀念世界的新徵途”,為她日後作為知識分子的雄辯之旅奠定了堅實的話語基礎。

正是在這所因嚴苛要求而受人尊重且令人恐懼的象牙塔里,桑塔格從政治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和古典哲學家約瑟夫·施瓦布那裡吸收了嚴密的哲學論證能力,內德·羅森海姆則教會她如何從古典文獻中獲取美學的感受力。尤其是肯尼斯·伯克的先鋒姿態,以及他給學生們講述的格林威治村的叛逆生活,再次誘引著她反叛主流的政治立場;而他作為客座教授的自由撰稿人身份,也引誘著桑塔格“在為藝術而藝術與為政治而藝術之間,在現代主義運動製高點的美學主義與越發控製著那些仍舊是左派的作家的說教和意識形態訴求之間尋找著第三條道路”。

在芝加哥大學的智識征途之中,桑塔格也像格林威治村的先鋒藝術家一樣,開始了自己對生活的主動掌控權。她與社會學講師菲利普·里夫在會面十天后就立馬閃婚:“帶著對自我毀滅意願充分的意識+恐懼,我嫁給菲利普。”在智識的互補與私密的對話之間,丈夫去了布蘭迪斯大學任教,而她的兒子戴維·里夫也來到了家庭之中。而桑塔格自己呢,因為孩子的降臨而選擇了康涅狄格大學的英語文學專業,但她很快就放棄學位,離開了那所學校,因為那裡的教育太缺乏挑戰性了,教授們也在眼裡顯得過分的平庸。她選擇了哈佛大學的哲學專業。

在哈佛求學時期,蘇珊·桑塔格遇到了一位被譽為“希臘男神”般的導師雅各布·陶布斯。當時,他正在探索“諾斯”現象:對精神真相的直覺理解,產生了一種獨有的知識形式;內在自我從這個世界的麻木與沉醉中甦醒過來。在陶布斯看來,人類是在羅馬帝國時期通過對作為流放者的自我體驗而發現自我的。從他那裡,桑塔格吸收了對相反觀點的想像性同情和衝突性思考,她也將成為戰後資本主義社會的異端挑釁分子;他那天賦異稟的學術能力和專製獨裁的行事風格,尤其是他總是傾向於關注重大文化史意義的連接點而非特定文化切片的推理分析的學術風格,似乎也在日後影響著桑塔格的行事風範和撰稿風格。還有,從他身上,桑塔格懂得了悖論是思考的方式,異議能夠開啟更大的智性空間。也正是在哈佛期間,在性的壓抑和智識的坦誠之間,在對哲學的共同熱情和對無法分享的熱情的沉默之間,她開始了對婚姻的叛逃:“在人生的某個階段,你得在生活與事業之間作出抉擇。”

雅各布·陶布斯和妻子

1957年,對於桑塔格來說,是人生的分水嶺。桑塔格獲得了一份前往牛津大學撰寫博士論文的獎學金。英國傲慢的地方主義和濃鬱的厭女症氛圍,讓桑塔格在四個月後就告別了牛津歲月,立馬投入了完全不同於之前那種壓抑氛圍的巴黎。在那裡,她擺脫了大學機構、研究報告、學術人事政策的限製,也遠離了狹隘的立場之爭和等級製度。那裡的學生在生活中也進行著嚴肅的思考,在咖啡館里花費大量的時間,從最簡單的事物上尋找到更多的複雜性。

對於習慣了擺脫傳統製約的桑塔格來說,巴黎知識分子的波西米亞式生活方式正是她所渴求的理想。最重要的是,桑塔格生逢其時地出現在了巴黎的黃金時代。1950年代末的巴黎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往後幾十年最重要的學術發展趨勢,正是從當時巴黎對文學、電影和思想等領域的社會討論而奠定起來的。巴黎知識分子在政治問題上那種熱情而又激進的討論方式,是桑塔格在保守壓抑的美國社會里所沒能享受過的;而巴黎知識分子對電影文化的探討,讓桑塔格對美國社會的文化等級產生了極大的懷疑。在法國巴黎的五十年代末,桑塔格幾乎是唯一一位在那裡努力講著法語哲學家、小說家和影評人語言的美國人。在那裡,桑塔格也將在學術的流沙上重塑自己的作家夢:“除了懶惰之外,沒有什麼能夠阻止我成為一個作家。”

巴黎的別樣生活,對桑塔格在社會體驗和學術方法上都有著重要的革新意義。她吸收了法國思想界對美國大眾文化興趣的觀點,並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美學觀,打破了雅文化和俗文化的範疇。在往後回到美國的人生中,桑塔格將把這種知識理念帶到美國,借助雅各賓派式的論斷腔調,結合了嚴肅性和流行性的知識分子隨筆寫作,將歐陸思想的複雜性帶到了美國評論界,重創美國老牌知識分子的傲慢遲鈍,改變了美國思想爭論和文化批評的表達方式,像福音一般迎來了另一代人的到來。當然,蘇珊·桑塔格將在美洲大陸迅速崛起,她的名聲將蓋過所有的知識分子,像明星一般被社會各界所談論。

《蘇珊·桑塔格:精神與魅力》

作者:(德)丹尼爾·施賴伯

譯者:郭逸豪

版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8年11月

“成為桑塔格”

“我一生的巨大改變,一個發生在我移居紐約時的改變,是我決意不以學究的身份來苟且此生:我將在大學世界的令人神往的、磚石建築包圍的那種安穩生活之外另起爐灶。”當桑塔格帶著兒子到紐約定居時,沒想到自己的同性戀身份引來了一場爭奪撫養權的法庭判決,儘管最終兒子歸屬於她,但讓日後她在出版界和文學界引來了紮堆的抹黑修辭。幸好,六十年代的美國已經開始了鬆動,自由的氣息在年輕一代中間不斷地湧動著,只期待像桑塔格那樣的知識分子點燃話語戰爭的導火索,重建文化秩序的新大道。

在最為恰當的時刻,桑塔格回到美國開創屬於她的時代。整個五十年代的美國批評界死水不瀾,被壓抑的話語正等待著有人以筆為劍,劃開一道呼吸的縫隙。後來被稱為《紐約書評》“四君子”之一的著名評論家伊麗莎白·哈德威克曾如此評價那個年代的美國文化界:“膩歪不堪的讚揚充斥著書評界的每個角落,一種普遍而呆滯的遷就通融盛行著。圖書評論在甜言蜜語的浸泡中誕生,批評意識已成為記憶。”

作為美國文化界的特殊群體, 早年對美國文化思想進程產生過重大影響的“紐約知識分子群體”掌控著雜誌的發稿權和話語權。當年的先鋒批評所獲取的名利地位,讓這幫老牌作家們逐步成為了“紐約知識分子權勢集團”,儘管這種權力或許並非來自於政府的塑造,但依靠知識話語所獲取的社會地位讓他們成為壓製社會氛圍的文化維穩自干五幫兇。整個美國的年輕一代,都在等待著新文化旗手的降臨,推倒老牌文人所構建的文化高牆,打通社會話語的流動性。

《蘇珊·桑塔格全傳》

作者:(美)卡爾·羅利森、莉薩·帕多克

譯者:姚君偉

版本: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9年1月

以1963年為分水嶺,無論是民權運動,還是文化浪潮,抑或是越南戰爭,還是日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鮑勃·迪倫巡迴演唱會,尤其是紐約格林威治村的先鋒運動浪潮,如同一把文化的匕首一般紮進了傳統秩序的心臟。文化與政治之間形成了社會互動的緊密關係,以反文化面貌出現的文化民主浪潮,逐步掰開了社會氛圍的鐵板質地。年輕人的先鋒姿態,以彌合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日常經驗,和離經叛道的藝術形式,開始挑戰父輩們的文化話語權。“紐約知識分子群體”仍舊頑固地維護著自己的學術地位,以拒絕理解的冰冷態度,歇斯底裡地譴責“媚俗劣作”的大眾文化,對年輕一代的文化運動和話語方式冠以“反智主義”的反動稱號。

然而,一個去中心化的平等話語體系正在逐步建立,甚至“紐約知識分子群體”內部也發生了內訌,《異議》和《紐約時報》的創刊上市,大眾文化雜誌的流行,乃至新技術發展下的廣播和電視等新媒體,不斷地分化著美國社會的話語權力。戰後美國的大學擴招運動讓平民百姓湧入大學,對既有權威的鬆動逐漸演化成文化反叛,桑塔格正是在這樣的社會基礎上開始了她的文壇之旅。這位輕慢美國本土智力的文化批評家敏感地把握了美國社會智力的遷徙路線:大眾文化和先鋒藝術正在準備與高級文化進行文化領導權的社會鬥爭。在大眾媒體興起之際,桑塔格憑藉對歐洲先鋒文藝的深刻理解和美國本土的融會貫通,打破了文化藝術的雅俗界限,對所有的門類進行了發言,這恰好切合了大眾傳媒所需要的全能視角,對所有的社會問題都可以進行發問,以反叛的道德聲音呼喚新的生活 , 成為激進文藝思潮的代言者。受上一代知識分子的嚴酷學術訓練的年輕人們,從弗洛伊德主義化的馬克思主義角度出發,從政治領域轉移到象徵領域,對政治權力激烈抗爭,對社會事務激進表態,加之傳媒技術的社會革命,從書齋走向街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表達空間,爭先恐後地將言行舉止塑造成英雄主義的文化勇士。蘇珊·桑塔格,生逢其時。

蘇珊·桑塔格

每一位渴望建立文學聲譽的人,都盼望著未來的事業有成。在最初寫小說的時候,她也懂得如何借助自我神化的做法,讓大家認可,同時也讓自己成為有說服力的榜樣。她敢於挑釁,在1963年秋的“當下文學批評”專題討論會上,她直接向評論家德懷特·麥克唐納發難,當場宣佈他根本不懂她這個年代的作家們,而萊昂內爾·特里林和愛德蒙·威爾遜這樣的大評論家實在沽名釣譽,早就應該推出曆史的舞台。當時的大學生都是在大眾文化和大學課程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他們既有著上一代人的傳統,但又不滿足於上一代人的話語;他們既享受著新一代的樂趣,但又被上一代人的話語所壓製。桑塔格的挑釁姿態,如何社會代言人一樣存在,桑塔格儘管遭遇著上一代文人的話語壓迫,但同時獲得了更多年輕人的認可。

離經叛道的《關於坎普的劄記》以鋒銳犀利的話語激化了高雅文化與流行文化之間的衝突,反叛精英文化等級觀念,抗拒精英文化等級秩序,打破高雅與流行、理智與激情、思考與感受的文化疆界,讓這位來自精英文化陣營的叛逆者一夜成名,偶像的破壞者成為了先鋒文化的新偶像,這多少有點反諷。緊接著,《反對闡釋》的出版讓她成為受追捧的偶像,而《在土星的標誌下》則奠定了其文化批評家的地位。這些著作通過為別人立傳而為自己定位:通過本雅明、西蒙娜·薇依、加繆、卡內蒂、羅蘭·巴特、布羅茨基、博爾赫斯的光譜來述說自身的獨特精神。

《蘇珊·桑塔格傳》

作者:(英)傑羅姆·博伊德·蒙塞爾

譯者:張昌宏

版本:中國攝影出版社 2018年12月

在散亂的形式主義哲學和美學思想下,她響亮地提出了諸如“反對闡釋”、“坎普”、“沉默的美學”、“新感受力”等主張,雖然這些主張的理論建構並非來自於桑塔格,但正如馬爾庫塞在《論解放》中宣稱的那樣:“新感受力已經成為一個政治因素。”“新感受力”在文化激進旗手桑塔格獨特的激辯話語下,顛覆了貴族時代遺留而來的高級文化的倫理模式、審美旨意和權力意誌,以普世主義的神話敘述迎合併豐富了美國六七十年代大否定、大反叛的文化語境,為社會大眾樹立了嶄新而魅惑的美學標準。

當時的“紐約知識分子群體”乃至美國文化界,仍舊存著左翼的思維遺風。然而不幸的是,左派政治理論遭遇了日漸枯竭的困境,左派革命的能量爆發從現實政治領域向文化象徵領域遷徙,文化傳統被視為政治壓迫的象徵形式,感性革命提供的新感知力量被塑造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樹新人理論。而且,歇斯底裡的麥卡錫主義造成了公共言論的沉悶趨同,在經曆了“順從的五十年代”後,美國社會仍然迎來“遲鈍的六十年代”。厭倦了沉悶無聊的美國民眾們,似乎早已在風起雲湧的五六十年代里等待著蘇珊·桑塔格的到來。

在法國感受過歐洲大陸文化熏陶的桑塔格,以啟蒙運動的精神與左派自由主義作為自己思維與寫作的出發點。桑塔格咄咄逼人的寫作風格及其激情洋溢的行事風範,正好迎合了反叛文化的先鋒形象。以左翼風範名世的桑塔格,在這場文化奪權的反叛運動中,對真正的左翼思想並不感興趣,但左翼風範卻俘獲了美國大眾的反叛心理。這片激辯的紅唇,以激情的姿態不斷地發現新事物,表達新觀點,引發新爭議,儘管她的行文能夠清晰地看出猶豫侷促以及故作自信,她依舊以劍走偏鋒的激辯方式,尖銳犀利不可收拾地堅定著反傳統、反權勢的道路。

《蘇珊·桑塔格全集(全16卷)》

作者:(美)蘇珊·桑塔格

譯者:姚君偉 黃燦然 程巍 等

版本: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8年4月

“魅惑桑塔格”

或許還有一點不容忽視,蘇珊·桑塔格對於新事物的接受程度,正如她對新文化的理解能力一樣,她比上一代知識分子更懂得如何借助新媒體的傳播技術,來完成自我神話的建構和話語奪權的能量。

在媒介轉型的年代里,桑塔格不僅瞭解如何製造爆點的話題性,也深諳新媒體的傳播焦點。就像桑塔格闖入紐約城時能夠迅速建構起世界性關係網一樣,她在各種新技術面前都能夠如魚得水般地存在:用時尚照片進行自我宣傳,用精英話語為時尚雜誌撰寫稿件,籌集資金拍攝先鋒電影,在波黑戰場上演話劇,在領獎之時批判頒獎機構,借助筆會主席的職權解救異見分子,在時代命題面前果斷地發出自己的聲音……

桑塔格

在對美國文化秩序製造挑釁的同時,桑塔格融合了精英知識分子和先鋒文化參與者的雙重身份,既勇敢地保持了與主流輿論的疏離態度,又敏銳地捕捉時代的變化軌道。除此之外,她對美國文化的貢獻還體現在與歐洲現代文化之間的關繫上。早年深受桑塔格喜愛的歐洲文化,經由她對法蘭克福學派、本雅明、蕭沆、羅蘭·巴特、王爾德和戈迪默的推薦介紹而引入美國思想界,重塑了美國文化的內在靈魂。積極地扮演著媒介者和傳播者的角色,構建起美國和其他各國文化交流的橋樑,進而推動了美國現代文化與各國文化的發展和交流。

不僅如此,與上一代知識分子獨守書齋進行理論批判和意識形態爭辯所不同的是,桑塔格勇於走出書齋,與民權運動分子們一起擁上街頭參與著街頭政治,甚至被捕。在越南戰爭期間,她敢於深入觀察越南民眾的生活狀況;在關押政治犯的關塔那摩監獄虐囚事件爆發後,她不僅猛烈抨擊美國政府的非人道行為,還尖銳地批判知識分子的冷漠行徑;在波黑戰爭的炮彈飛起時,桑塔格在廢墟上導演著《等待戈多》的話劇,以人道主義的左翼話語揭露著世界範圍內知識分子對個體生命的無情漠視;在9.11事件之後,以武斷的口吻反思著從麥卡錫時代到冷戰對峙再到小布殊保守主義的反動修辭,抨擊《愛國者法案》對公民權利的限製。儘管自己與病魔持續著幾十年的鬥爭,但她似乎不可遏製自己參與時代的本能性衝突,為公共社會和公眾群體承擔起觀察、提醒和鞭策的責任。

和其他西方知識分子一樣,蘇珊·桑塔格也沒能避免敘拉古的誘惑。戰後的美國社會,兩次世界大戰的餘溫,核武器的威脅,種族矛盾和社會衝突的加劇,民主進程的不斷受挫以及消費文化的興起,誘惑著知識分子對大同世界的構想。新左派立場的她,對越南和古巴革命充滿著同情與支持。

當時的美國左派認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陷入僵化乏味的社會景觀,遙遠陌生的第三世界國度正在進行的社會動盪激動人心,希冀他們能夠對現存的僵化秩序產生猛烈的撞擊。在這輪誘惑下,桑塔格依舊保持著她的激辯風格,認為米沃什的《被禁錮的頭腦》是冷戰宣傳的文化工具,讚揚古巴集體倫理之下的自發性和感官性。除去寫作言說以外,自1966年開始,桑塔格還以激進的姿態積極參加各種政治活動,使之一度成為美國文化的道德典範,她的政治立場和公共話語也影響著同時代人的判斷。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保羅·霍蘭德在《政治朝聖者》中以知識分子對古巴、蘇聯的態度為研究方向,痛斥西方知識分子對蘇聯路線表現的奴顏婢膝,而這幾個國家正是桑塔格所青睞的,這使得她憤懣無比,她在曼哈頓公共劇院聲稱自己從未被蘇聯矇騙,而是她認為某些政權會比美國更加重視文學家和藝術家。直到布羅茨基的曖昧關係與東歐知識分子的影響後,她稍加改變自己的政治立場,對以前的話語進行修正。從入住文壇時的矛盾身份和文化困境開始,這片激辯的紅唇就從來不缺反對者和追捧者,政治觀點亦複如此。但這些都不重要,媒介傳播時代的驚人之語加之本身的傳奇色彩足以征服讀者,以致於這位“美國噩夢”的批判者被人戲謔地稱之為“本·桑塔格”,與本·拉登同列為“美國敵人”。

激辯的紅唇用最具活力的話語修辭參與著時代的命題,魅惑的形象以最具前沿的先鋒姿態攪亂文化的格局,桑塔格在戰後美國社會中永遠處於在場的位置,正如童年時代她所希望的那樣,她在不斷地尋找著自己在曆史中的獨特坐標。桑塔格在其近六十年的創作生涯里更多扮演的是作為一種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而帶給美國社會和美國民眾的深刻影響。

桑塔格漫畫

隨著反叛運動的冷卻退場和全球社會的深刻變革,當年桑塔格提出的坎普文化最終被消費在流行文化當中,而她用作反對現代性教條的後現代主義逐漸成為新的公共觀念信條,但從一開始就爭做先鋒文化教母和後現代文化旗手的她最終獲得了自己想要的世俗盛譽:從反叛的主力變為社會的主流。這正如程巍在《中產階級的孩子們:60年代與文化領導權》中所敘述的那樣:那些曾在格林威治村放浪形骸、在街上高呼革命口號的哥倫比亞大學生,在畢業後不久,就以新面貌出現在了曼哈頓窗明几淨的寫字樓里,夜裡則換上質地考究的休閑服裝混跡於長島一帶憑會員證才能進入的酒吧或俱樂部。正是這種在社會與知識之間糾纏不清的角色困境,給予了我們紀念或者反思桑塔格以及桑塔格們的重要性:後現代語境下知識分子的自我追求與社會擔當。

桑塔格當年的思想在中國當下如此流行,正因為其契合了中國當下文化語境。除去桑塔格犀利尖銳的批判文風及其特立獨行不拉幫結夥的行事風範,桑塔格當年關注的那些論題如今依舊不曾過時——愛滋病、恐怖主義、同性戀、知識分子的責任與擔當、個人在後現代語境中的困惑與求索等。當年的桑塔格所表現的對公平、正義、和平等普世價值的擁護,她那對抗平庸的“批判的智性”也是我們這個經驗被磨平的阿爾法社會在重構過程中所需要的。儘管她是以一種文青論政式的思維方式觀察和發問,但這種不沉默的姿態在頭腦被禁錮的年代里同樣彌足珍貴。桑塔格獻給美國文化或世界文化的一大禮物就是:在任何地方,我們都可以去尋找思想的自由。

“我不想寫很多書。我只想寫幾本精彩的、一百年後人們依舊會閱讀的書。”

“我不想成為教授,也不想成為記者。我想成為一名作家,同時也是一個知識分子。”

——蘇珊·桑塔格

作者:蕭軼

編輯:董牧孜、榕小崧;校對: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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