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銀行進退
2019年01月14日00:04

原標題:社區銀行進退

本報記者 黃斌 北京報導

導讀

“社區並不是一個嚴格界定的地理概念,既可以指一個省、一個市或一個縣,也可以指城市或鄉村居民聚居區域;而很多人把‘社區’等同於居民小區,這樣就很難理解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了,因為很多銀行在撤並社區支行,為什麼中央還要說發展社區銀行。”

社區銀行毫無徵兆地迎來了風口。2018年12月21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以金融體系結構調整優化為重點深化金融體製改革,發展民營銀行和社區銀行,推動城商行、農商行、農信社業務逐步回歸本源”。

在業界目光聚焦於銀行社區支行撤並潮湧之際,有關社區銀行的這一表態出人意料。

“我們這邊大概是2015年-2016年開始特別火,鋪天蓋地,雨後春筍般出現。火了沒多長,發現沒想的那麼好,大概從2018年開始,就逐步壓縮了。”近日,某股份行華中地區分行人士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表示,社區支行在其所在地區快速出現,但又快速遇冷,“去年單我們行就關了3家。”

國內對社區銀行發展的關注始於且聚焦於社區支行。社區支行發端於2013年,是介於傳統銀行網點和自助網點之間的簡易型網點,屬於支行的一種特殊類型;通常設置在社區內,定位於服務周邊居民,具有網點面積較小、金融服務種類相對單一、人員較少等特徵。興起之初,社區支行曾被業內人士看作抗衡互聯網金融的著力點之一。

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採訪的多位銀行業人士均反饋,2014年-2016年社區支行曾迎來開設潮,但2017年以來新設速度明顯放緩,且同期社區支行開啟撤並潮。

銀保監會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1月10日,存量社區支行超6000家,已退出的社區支行數量則超過1300家。

“開始的時候大家一擁而上,提供的服務比較簡單也比較同質化,在互聯網的衝擊下,成為銀行的負擔;一些機構的退出,也算是社區支行回歸理性。”某股份行總行零售部人士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表示。

鑒於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發展社區銀行,有業內人士認為,社區支行可能再次迎來發展窗口期;亦有學者指出,社區銀行不等於社區支行,且未來社區銀行的發展或需監管在一定程度上鬆綁。

起落:退出1302家

社區銀行(Community Bank)的概念源於美國,主要為小微企業及個人客戶服務,貼近客戶,代表性銀行為美國富國銀行。而國內銀行業對社區銀行的探索,則發端於民生銀行。

2013年上半年,民生銀行原董事長董文標提出金融便利店的概念,並豪言將在3年內開出1萬家。隨後,興業、平安等多家銀行紛紛跟進,啟動了社區銀行戰略。

民生銀行最初模式的要點包括:強調社區銀行無櫃檯現金業務(一定程度上以此繞開了網點審批限製),通過派遣製員工、簡陋裝修迅速搶點,通過物業地產公司合作展開小區業務。其他銀行亦大多模仿該模式。

但缺乏牌照、派遣製員工所暗含的風險,以及諸多銀行的大規模跟進,引發監管擔憂。2013年12月,銀監會下發《中國銀監會辦公廳關於中小商業銀行設立社區支行、小微支行有關事項的通知》,一方面通過簡化行政審批流程,取消高管任職審批等方式簡政放權,另一方面要求社區支行、小微支行持牌經營,且業務不得外包。

監管文件的下發,使得民生銀行“3年1萬家”的目標成為“泡影”。但彼時,社區支行所承載的打通金融“最後一公里”、“彎道超車”等希望,依舊讓不少中小銀行躍躍欲試。

監管部門並未嚴格框定社區支行的業務範圍,從具體實踐來看,社區支行主要開展理財產品銷售、個人貸款、財富管理、繳費結算,同時還定期開展商戶優惠、金融知識講座等活動。但社區支行不能辦理對公業務,也不能辦理安全等級要求較高的人工現金業務,如現金開戶、大額取現等,其他業務則可通過自助機具完成,如自助開卡、自助繳費、一定額度的轉賬彙款等。

“綜合性網點規模比較大,運維成本比較高;社區支行面積小,有人員長期駐紮,跟居民有良好互動,有助於客戶開發和深度營銷;另外,考慮到很多人是上班族,工作日的白天沒時間去銀行,而週末或下班之後去就很方便。”前述股份行華中地區分行人士對記者如是總結當初該行設立社區支行時的考慮,在互聯網衝擊銀行傳統業務時,銀行將社區支行視為增加客戶黏性並留住客戶的抓手,“那時經常會提到長尾理論,要通過社區支行去挖掘長尾上的80%客戶”。

同時,為了吸引小區客戶上門,社區銀行通常會提供諸多便民服務,“我們擺上雨傘借給居民,留出讓小孩寫作業的地方,提供零食、急救箱、打氣筒等,儘可能通過多方面的周到服務,與客戶建立更深入的關係。”前述人士說。

對商業銀行紛紛佈局社區支行的原因,聯訊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奇霖指出,主要是由於2013-2016年經濟企穩和互聯網金融的崛起,銀行承壓,因此將社區銀行作為一個轉型方向,紛紛下沉到社區挖掘客戶,搶占“最後一公里”。

數據印證了彼時中小銀行開辦社區支行的熱潮。

銀保監會官網數據顯示,2013年末,全國共有141家社區支行,但這個數字在2014年末一舉躍升為2428家;2015年末又增至4365家;截至2019年1月10日,存量社區支行為6013家。

從結構來看,股份行是開設社區支行的主力。在6013家存量社區支行中,12家股份行開設的社區支行為3996家,占比66%;其中,民生、興業和光大三家最多,分別擁有1324家、901家和565家,其餘股份行的社區支行在數十家到數百家之間不等;浙商銀行社區支行數則為零。

城商行中,北京銀行、桂林銀行和包商銀行擁有最多社區支行,分別為226家、131家和112家,其餘城商行社區銀行數則均未破百。

轉折發生在2017年。

銀保監會數據顯示:2017年末和2018年末,退出的社區支行數量分別為445家和1032家。此前,這一數據為0。

在退出機構中,股份行占大多數。截至2019年1月10日,12家股份行退出的社區支行數達到982家,在1302家總退出數量中占75%。

移動支付衝擊與盈利難題

部分社區支行退出,原因之一是盈利問題。

前述股份行華中地區分行人士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表示,其所在區域社區支行的成本構成中,前期投入約80萬,此後每年的運維成本(房租和人工)大約60萬元,“其中房租是最大的支出。”

而在一線城市,這一數字則動輒過百萬。

“大多數社區支行的‘標配’是2-3台ATM機,1-2個員工外加一名保安;跟傳統網點相比,社區支行的成本只有三分之一左右。”北京某股份行總行零售部人士對記者表示,儘管社區支行較低的成本使得該行得以快速擴充網點,但社區支行在選址、客戶服務等方面考慮不足,導致社區支行門可羅雀。

“當年大家多少有點‘跑馬圈地’的意味,先開了再說,對附近網點的密度、選址、提供哪些服務,可能都缺乏周全的考慮;有些銀行乾脆把一些經營不善的網點直接轉化為社區支行。”該人士續稱,由於社區支行無法開展對公業務,“主要就是給個人開卡、賣理財,不能做現金和貸款業務,到網點來的客戶本來就不多,來了想辦的業務還辦不了,久而久之,大家就不來了。”

李奇霖表示,社區銀行主要是為解決銀行服務半徑不足的弱點而設立的,特點是面積小、硬件多、人員少,營業時間長(到20:00,一週7天),但是這些特點並沒有形成足夠的差異化和深度化的競爭優勢,並且在線上支付和線上存儲的趨勢中逐漸失去作用了,以往購買理財產品,繳納水電費等社區銀行的核心業務現在都已經逐漸被線上平台替代。

部分銀行權限下放不足,也是社區支行無法盈利的一個原因。

“社區支行的功能本來就比較單一,沒有放貸款的權限;如果貸款需求沒法得到滿足,那就沒法進一步與客戶拉近關係。”前述股份行華中地區分行人士對記者表示,由於客戶的金融需求較為綜合,社區支行力有未逮,因此也“很難留住存款”。

但在受訪人士看來,真正衝擊社區銀行業務的,是移動支付的盛行。

“移動支付讓大家對現金的需求大大減少,社區支行ATM的使用率大大降低;移動支付還讓客戶可以在手機上就能完成理財產品的購買,減少了跟客戶接觸的機會;以前一家傳統網點每天有三四百人進出,現在一天不到100個人,沒人去銀行網點,更沒人去社區支行了。”前述某股份行華中地區分行人士說,“我們現在要麼撤網點,要麼減少租賃面積,這種時候往往先撿軟的柿子捏,社區支行就先受到影響了。”

“之前我們以為是救命稻草,現在來看,反而是累贅。”該人士感慨道。

社區銀行不等於社區支行

儘管出現退潮的勢頭,但社區支行作為網點的延伸,對銀行而言價值猶存,只是需要進一步挖掘。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院長董希淼認為,社區支行需加大渠道協同,而非各自為政,“一是線上線下協同,通過線上為線下導流,比如搞抽獎活動,讓居民到社區支行里領兌獎碼兌換禮品;二是社區支行和普通網點協同,比如,社區支行不能辦現金業務,但可以把貸款受理的環節留在社區銀行。”

李奇霖認為,未來社區銀行可以借助廣泛的網點分佈和深入居民社區的優勢,借用互聯網平台和外國銀行的經驗和思路,開展符合當地居民需求的各種活動,提供各種場景體驗的社區服務。

其舉例稱,京東幫智慧社區店已突破“物流代收點”的初始概念,不僅可以提供家電、家居、家政的到家服務、智能健康產品的銷售服務和房屋改造假裝服務,還能提供智能家居體驗服務。

“目前我們能盈利的社區支行,很大程度上有賴於選址,人流量本身就大;對於盈虧平衡的支行,我們也在考慮通過創造更多生活場景,增加客戶粘性,比如去年P2P風險爆發較多的時候,我們加大開展金融知識講座的力度,還有一些支行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安排兒童設施等。”前述某股份行總行零售部人士對記者表示,社區支行需要創建更綜合的生態場景,但“這又對銀行工作人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儘管國內對社區銀行發展的關注始於且聚焦於社區支行,但實際上,社區銀行的定義較社區支行更為寬廣。

“社區銀行和社區支行是兩個概念。社區銀行是一種銀行類型,是一種規模比較小,以傳統業務為主的中小型銀行,而社區支行只是一種簡易型網點。”董希淼解釋稱,目前銀保監會並未對社區銀行做明確定義並分類,但“沒有分類也很正常,因為社區銀行包括了好幾類銀行,規模比較小的城商行、農商行、農信社都可以算是社區銀行。”

原央行行長周小川曾在2017年“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表示:“中國的社區銀行是以農信社為代表的。”

社區銀行概念外延的擴大,意味著社區銀行的數量實際上非常龐大。

據李奇霖團隊近期統計,截至2019年1月2日,以支行級別以下的分支網點作為社區銀行的標準,包括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城市信用社和農村信用社的分理處、辦事處、營業所、儲蓄所、其他儲蓄機構和郵儲代理營業所,根據銀監會公佈的持牌情況,截至2019年1月2日我國共有持牌社區銀行59284家。

“實際上,民營銀行、村鎮銀行也都可以算作社區銀行。”董希淼認為,鼓勵社區銀行的發展,從監管層面上,是要降低中小銀行的市場準入要求,拓寬其負債來源及資本補充的渠道,鼓勵產品創新等,“最近說的永續債,對非上市中小銀行是比較有利的”。

“2008年金融危機後,國際上對系統重要性銀行的監管要求是加強的,而對中小銀行的監管則普遍在鬆綁,比如2018年3月,美國政府修改了多德弗蘭克法案,降低了中小銀行的監管要求。”董希淼說,“而我們現在就做反了。比如,前段時間監管對農商行、城商行異地非持牌機構的管理要求,就非常嚴格;這些銀行在異地設立經營性機構應加強管理,但異地設立研發中心、呼叫中心、IT開發中心等非經營性機構,那是因為他們在當地招不到人才,所以只能設在大城市,而且非經營性機構風險並不大。”

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及發展社區銀行則帶來了想像空間,而去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的提法是“要改善間接融資結構,推動國有大銀行戰略轉型,發展中小銀行和民營金融機構”,李奇霖因此認為,認為民營銀行和社區銀行可能將再次迎來加快批籌的窗口期。

“社區並不是一個嚴格界定的地理概念,既可以指一個省、一個市或一個縣,也可以指城市或鄉村居民的聚居區域;而很多人把‘社區’等同於居民小區,這樣就很難理解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了,因為很多銀行在撤並社區支行,為什麼中央還要說發展。”董希淼認為需要擴大對社區銀行的內涵理解範圍,“要連著後半句‘推動城商行、農商行、農信社業務逐步回歸本源’一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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