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斯鮑姆:何為良好生活?
2018年12月30日18:25

原標題:納斯鮑姆:何為良好生活?

《善的脆弱性-古希臘悲劇與哲學中的運氣與倫理》是美國當下富有影響力的學者瑪莎·C·納斯鮑姆1986年出版的作品,2018年中文修訂版出版。正是這本書,使得納斯鮑姆一舉成名,將她的影響力擴展至了公共領域。

瑪莎·C·納斯鮑姆(Martha Craven Nussbaum ),1947 年 5 月 6 日生於紐約,美國著名哲學家。代表作品包括《善的脆弱性》《正義的前沿》《尋求有尊嚴的生活》等。

《善的脆弱性》里的善,不僅是美德,更準確地說,指的是一種將美德付諸行動的善好生活。何為好的生活?恐怕在不同的時代,答案各異。是犬馬聲色的消費生活,還是梭羅筆下的田園生活,或是柏拉圖所追求的沉思生活?

在《善的脆弱性》中,納斯鮑姆在古代與現代,哲學與戲劇,情感與理性,幸福與危險之間,找到了一條倫理學的秘密通道,通過對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著作中有關善好生活的理論爬梳,將古希臘的倫理智慧融合進當下語境對好生活的認知中。

  

品德的實現活動

  

在《善的脆弱性》中,納斯鮑姆通過梳理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對善好生活的論述,給出了自己對好生活的答案。她認為,“好的生活不僅要求好的品格狀態,而且也要求實際的活動性”,這意味著,單單有好的品格狀態是不夠的,被實現的美德才是美德。假設一個品德高尚的人過一輩子牢獄生活,他過的很難說是好生活,因為他的美德並沒有被真正實現。然而,在品格和品格的實現活動之間,常常有諸多阻礙,生活中經常出現好心辦了壞事,好人卻過不上好生活的情況。

《善的脆弱性》,作者:(美)瑪莎·C.納斯鮑姆,譯者:徐向東、陸萌,版本:譯林出版社,2018年9月

  

好生活的脆弱,恰恰來自於好生活的活動性。為了規避偶然性對人的影響,柏拉圖擺脫慾望與感情,縮小好生活的範圍,只承認那種理性而孤獨的沉思活動才具有價值,因為智性的思想活動相對其他活動,最為自足。與此同時,一些哲學家則排除品德的活動性,認為好的品德足以抵擋厄運。蘇格拉底說,好人是不會受到傷害的。康德則認為,道德價值自主於外界,存在即可,不在於實現與否。在納斯鮑姆看來,柏拉圖這種超人性的理性追求並不太適合有血有肉的人,同時,康德的道德理論“否認了生活際遇和存在條件可能會影響人們對善的追求”。在好生活的問題上,納斯鮑姆更為認同亞里士多德的觀點。

  

亞里士多德認為,神孤獨而自足,動物缺乏理性,人並非動物也非神祇,而是處於動物與神之間。人的本質與動物有內在的連續性,“缺乏”,是一切動物活動的本質特徵,因為缺乏,就有需求和慾望。人是一種無法自足的有限存在。即使人的理性也會受到人在世間基本條件的影響。因此人並非像柏拉圖的好生活中所描述的那樣,是一塊石頭般的自足存在,而更像是一株需要陽光雨露的植物,是一種需要一定條件的有限性存在。人的諸多核心價值,正是在具有限製的情境中,才可以實現。公正,這個概念就被亞里士多德定義為是對有限資源的公平分配。

  

空氣的阻力是輕捷的鴿子飛翔的動力,而人類的諸多價值,不會在一個沒有限製、沒有需要、沒有冒險的生活中被發現。同時,亞里士多德認為,人是一種政治動物,人的自足不是柏拉圖所嚮往的那種孤獨的自足,而是那種參與政治生活、有妻兒、有朋友的自足生活,如此才是善好的生活。人本質上是處在關係中的動物,諸多倫理價值的培養都是在人與人的相處中形成的。因此他說,遠離城邦,不是神祇就是野獸。

  

政治生活與友愛

  

正是人的關係性的本質和動物性的不自足,決定了人的好生活包括了關係性的善。關係性的善包括政治活動與友愛。總的來說,對人類善好生活的定義取決於關係中的人。這也是阿倫特的《人的境況》所看重的好生活。對阿倫特來說,一個人為滿足動物性需求的勞動或者獨自一人的工作,都不足以稱之為善好生活,只有當一個人處於複數的人中間,以行動和言說去展現自身的卓越性與特殊性,才能夠稱之為好的生活。納斯鮑姆這一點與阿倫特是相通的,好的生活是處於複數的人中間的生活,是與他人共存的生活。傳統哲學都是關於“我”的哲學,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他人總是被“我”的世界同化。而列維納斯認為,他者是不可消減的,“我”和他者的關係才是第一哲學,他者具有絕對的優先性。他者的臉,是不可磨滅的存在,他者無法被我同化。“我”如何生存,決定於“我”如何與他者相處,“我”如何為他者負責。

《人的境況》,作者: [德] 漢娜·阿倫特,譯者: 王寅麗,版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

  

《善的脆弱性》中所呈現的好生活,是複數的人中間的生活,人類的尊嚴、友愛、正義等諸多價值都建立在人與人的關係中。政治活動是關係性的善的重要一維。良好品格的實現離不開正義的政治環境。亞里士多德認為正義是最權威的美德,是城邦良好運轉的條件,同時,政治活動保證價值規則的一致性,形成統一的善的觀念。一旦被剝奪了政治的要素,很多基於良好政治環境的人類倫理價值就會剝離。剝離了政治身份的難民,很難說過的是好的生活。除此之外,友愛則是連接人與人的紐帶,是城邦運轉的題中之意。

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友愛將親情、友情、愛情都囊括在內。主奴之間不會產生友愛,因為奴隸沒有選擇的權利。平等的共享,是友愛的關鍵要素,時間、愛好、活動、快樂,最重要的是品格的共享。基於商業利益的情誼很難堅固,若把商業利益去掉,這種友誼恐怕就會消失。因此,對於亞里士多德來說,愛對方,要愛對方最核心的品格,最深厚的共享是品格的共享,這種長期互動的深厚友愛是其他“摻水的”聯繫無法取代的。與此同時,如果雙方相處沒什麼樂趣,關係也很難持久。友愛對人的好生活並非可有可無,友愛對於品格的形成具有工具性的價值,人和人之間具有深度的交往,是任何公共機製無法取代的。同時,友愛具有同化性的影響,很多時候,我們深層次的目標和價值觀往往在親密的關係中形成,朋友是自己的第二個自我。

  

當把關係性的善納入到好生活的定義中時,就意味著這種好生活是脆弱的,容易受運氣影響。相比於友誼,愛情似乎更為脆弱。相遇總是偶然的,辛波斯卡在《一見鍾情》中寫道,“他們兩人都相信,是瞬間迸發的熱情讓他倆交會。這樣的篤定是美麗的,但變化無常更是美麗。”假設兩個人真正結合在一起,也需要在日常生活中瞭解彼此的品格和習慣,需要面對漫長時間過程中環境的改變,信任的淡化,甚至品格的變化。

但正因此,愛才變得珍貴。同樣是圍繞愛的問題,巴迪歐在《愛的多重奏》中說,愛不是兩個人成為一個統一的“一”,而是在“倆”的差異性中去生活,正是在差異性的共存中,愛才會存在。這似乎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友愛的脆弱性。然而在生活中,深厚關係卻常常在自我脆弱時締結,那些在厄運中向自己伸出援手的人,更能夠肯定自己的核心品格。或許,愛正因脆弱才美好,當我們杜絕了風險,我們就損失了一些美好價值,價值的形成本身就包含了風險。

  

好人與好生活的鴻溝

  

納斯鮑姆以古希臘悲劇作為善的脆弱性的突出例證,古希臘悲劇深刻地揭示了好的品格,對於過一個好的生活是不充分的。在好的品格與品格的實現活動之間,有一條裂縫,人的行為會受到運氣的影響。納斯鮑姆認為,人類的三個方面會抵抗理性規劃:無法控製的事件,非理性的慾望,價值的衝突。這些無法預料的偶然性橫亙在品格與品格實現活動之間。好人不是因為品格缺陷,而是因為判斷錯誤而陷入悲劇。俄狄浦斯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做出殺父的行動;對於阿伽門農,在受限的環境中,對宙斯的虔誠信念卻對應一個殺戮的行為——將女兒獻祭,但是如果他不殺女兒則是對士兵失責。人的諸多價值在此刻發生衝突。在納斯鮑姆的分析中,阿伽門農的冒失,安提戈涅對城邦的否認,克瑞翁的野心,他們在壓迫性的境遇中,都沒能看到自身行為的有限性,都試圖忽略行動產生的條件,忽略自己在偶然事件面前的脆弱性,導致了悲劇發生。同時,古希臘悲劇表明,我們的善,不只在於我們自己。我們如何對待他人的價值,決定了我們是否可以過善好的生活,納斯鮑姆在此強調價值的多元性。

法國電影導演侯麥在他的《六個道德故事》系列電影中以哲學性的沉思討論了各種親密關係。這是其中一部《午後之愛》。

好的生活是需要美德的活動性的,某種外在的嚴酷環境雖然不會徹底腐蝕人內在的美德,但這種環境中的美德,是某種遲鈍的東西。古希臘悲劇恰恰表明了,美德的實現是有條件的。接二連三的厄運有時會把一個好人從好生活中徹底驅逐。從此出發,納斯鮑姆認為,一個好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對於美德的發揮至關重要。基於此種觀念,納斯鮑姆曾聯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為聯合國的附屬學術機構設計出了一套“能力進路”發展觀,扭轉國際社會對發展的認識,發展不僅是經濟數字的改觀,也包括人能力的發展。與此同時,納斯鮑姆也向我們指出,雖然好生活是脆弱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為了過上一種安全的生活而排除掉所有的偶然性和危險性,因為,當我們懸置危險時候,也將會把基於其上的善排除出去,某些核心的人類價值正是在危險的和實際限製的情境中,才是可得到的和有價值的。  

  

正如卡爾維諾所說,只有存在的東西才會消失,不管是城市、愛情還是父母。厄運的打擊固然可怕,但面對生活中的偶然性,人的生活並非是完全不可控的,好人並不會無限製地被運氣影響,好的品格具有相對穩定的特點,人運用實踐理性敏銳地回應生活條件的限製,做環境允許他做的最好的事,是足以抵擋厄運的。正是在風雨中,人的善好美德才會綻放。

作者:戰宇婷

編輯:楊司奇、走走、徐悅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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